2009年7月，经财政部批准，5000万元中央专项彩票(微博)公益金向“小天使基金”注资，专项用于白血病患儿的医疗救治。同年12月，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同样获得5000万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至此，包括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和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在内，全国共有5家NGO申请到了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近年来，随着我国彩票销量迅速增长，所筹集到的彩票公益金总额也在不断攀升，其中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为NGO提供了强大的资金助力。反之，这些NGO也充分发挥“避免政府大包大揽，以资本最优化为目的，提供社会组织在特定领域的专业化服务”等优势，从而使彩票公益金的效用得到充分利用。然而，在对国内多家NGO进行采访的过程中《公益时报》记者发现，这些现已得到彩票公益金支持的NGO，无论项目执行能力、对彩票公益金的负荷能力，还是本应接受的监管及制度约束，都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彩票公益金购买NGO服务使更多人获助

　　今年11月22日，深圳慈善会向媒体公布捐款账号，称因“‘劳务工关爱基金’账户资金已捉襟见肘”，呼吁市民和企业捐款。对此，深圳市慈善会秘书长房涛给出的解释为：“劳务工关爱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福彩公益金，但2011年的部分至今尚未到账，加之前来求助的劳务工和资助额度均在增长，故造成了“基金账户资金余额仅够一个月使用”的结果。

　　据了解，该项目开展5年来，已经累计资助了3308人次，发放资助金额累计3553.2512万元。今年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发放1094.4万元，资助892人次。活动开展以来受到当地各界的广泛关注，起到较好的效果。

　　该项目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深圳市福利彩票公益金，而公益金的资助款是分年度申请的，且基本上是在年底才拨付到位，需要申请单位提前垫付。今年已经发放的1000多万元中，575万元是2011年度申请到的资金，另外部分是2010年的留余资金。

　　较之于同为该项目资金来源的社会募集资金，彩票公益金所占比重更大，因而成为支撑该项目运行的主要力量。从另一个侧面来说，类似的购买行为也进一步推广了彩票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理念，进而使得如小天使基金会等NGO加入到申请行列之中。

　　购买的金额依NGO负荷能力而定

　　不可否认，在大笔彩票公益金购买NGO服务的过程中，一些问题的出现直接导致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效率降低。

　　成立于2005年的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基金”，在最初的4年时间里，通过社会捐赠募集来的善款尚不足600万元。2009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注入，使得红基会每年需负荷的资金骤然突破5000万元。每个受助患儿可获得的1万元资助，也随之增长到3万元至5万元不等。但与此同时，原本以定向捐助为主的工作内容，就此转变为将大宗政府拨款在全国范围内发放。而该基金会负责调配这笔钱的人力、物力却基本维持原有水平，造成项目运作成本增加。

　　“其实这样的现象并非个例，项目执行需要成本，可从彩票公益金中抽取的管理经费却非常有限，这样很容易导致基金会执行力不足。大宗公益金一旦‘超负荷’注入，很容易诱发‘反购买’的出现。”在某NGO从业多年的相关人士分析称，这里所谓的“反购买”，是指由于NGO执行能力的有限，导致彩票公益金等财政拨款“回流”政府。例如，法援基金需要依托地方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开展具体工作，这样一来，原本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彩票公益金再次回到政府账上。

　　“所以，在用彩票公益金购买NGO服务之前，政府有责任对基金会的资金调配能力、项目执行能力进行充分了解，从而准确划定拨款额度、管理费占比等。有申请意愿的基金会也应量力而为，除民间需求外，自身‘负荷’能力的强弱也应作为申请数额多少的重要依据。要规避掉一切有可能导致彩票公益金浪费的行为！”该人士建议道。

　　监管的执行监管应由第三方承担

　　项目执行和资金使用，本应具有严格的监管体制。然而有专家指出，目前国内部分NGO项目执行的过程存在监管缺失，一些彩票公益金支持的NGO概莫能外。

　　对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认为，如项目论证、设置、运作、总结、反馈过程中的组织程序和阳光运作，部分基金会仍存在很强的随意性。“除监管内容外，由谁来执行监管也非常重要。以审计为例，NGO的项目执行情况由审计公司来完成没有问题，但问题是这样公司应该自行安排还是由政府部门指派？我认为答案是后者，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较之于其他购买NGO服务的财政拨款，彩票公益金具有特殊性。它筹集自全国亿万彩民，所以除去切实到位的监管外，及时、详尽的公示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接受媒体和公众的监督同样不可忽视。例如，针对制定项目成立民间监管机构就值得尝试。”对此，上述人士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