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松(右)目前是中国男篮的翻译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记者徐梅摄影|胡渝江

　　当CBA中惟一盈利的宏远俱乐部都自豪地对外宣称他们的球员没有经纪人时，体育经纪人这个上世纪20年代已经在美国诞生的职业，在中国，在CBA中，却成为一个异常尴尬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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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都像是一场战斗，非常非常困难！”27岁的高雷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他说自己在最苦恼的时候，甚至想过不干这一行了，“我都考虑过是不是可以去当个记者！”

　　他的职业是篮球经纪人，他的合作人或者说是领导叫夏松，因为成功运作了王治郅、巴特尔登陆NBA，并以一己之力将无名小子薛玉洋成功推上NBA秀场，一举成为篮球经纪人中的明星。然而背靠着这样一棵大树，高雷却时常感到困窘迷茫。在采访结束时，记者说还要去访问其他一些经纪人，高雷说，“去吧，他们一定像我一样，在战斗，在挣扎！”

　　“人口贩子”或者“汉奸”

　　其后的采访印证了他的说法，包括姚明的中方经纪人陆浩在内，都体验着体制桎梏下的无力。一如高雷所言，“我们现在能为我们的球员做的，微乎其微！”

　　夏松、高雷、陆浩都是中国篮协首批注册经纪人，更确切地说，他们是迄今为止惟一一批在篮协注册的经纪人。2002年5月，他们一同在北京参加了中国篮协举办的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经纪人资格考试。报名的一共有15个人，夏松的考号排在第一个，号码是0301,而高雷、陆浩紧随其后，这个号码后来也成了他们的经纪人资格卡的编号。

　　考试内容并不复杂，15个考生全部通过，其中年龄最小的冯凯利在考试当年甚至还是一名大四学生。考试通过之后，中心开始为他们办理注册手续，要求每人交纳10万元的保证金，有三个人因为这个打了退堂鼓，于是中国篮协首批注册经纪人的人数为12人。当年年底，供职于上海纷华体育经纪公司的袁刚和大学毕业落足于江苏江阴企明体育经纪公司的冯凯利筹措到了保证金，中心为他俩补办了注册手续。

　　领到经纪人资格卡之后，14个人各自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夏松因为自由穿行于NBA与CBA而闻名，陆浩则因为成为姚明的中方经纪人备受关注。除此之外，天津中体经纪管理有限公司的孙立平和北京亚特拉斯体育文化发展公司的郭麒麟也各有代理中国男篮和中国女篮商业赛事的大手笔。

　　然而更多的人沉寂无名，甚至有人自注册之后从未有过任何经纪活动，2004年年初，北京的两位经纪人向中国篮协提出申请，主动要求放弃经纪人资格，退还10万元的保证金。

　　组织商业比赛、为球员寻找商品代言、帮球队寻找外援，是篮球经纪人的主要经纪范畴。而作为篮球经纪人活动之首的“国内外球员、教练员转会”，他们的操作空间极其有限，这也正是大多数经纪人的苦恼之处。

　　尽管目前在中国篮协注册的男女成年俱乐部队已经多达54支，但球员的自由流动依然非常有限，并且无论是长期转会或者是临时转会，俱乐部或者球员本人都没有找经纪人帮助谈判的意识，全都是直接联系。有的时候甚至连球员本人也无法把握自己的未来，2003年薛玉洋在与星际公司签定了代理合同之后，他的经纪人夏松和高雷却无力把握他的去向，眼看着新疆广汇用金元政策同他的母队河南男篮之间达成交易。

　　这件事情给年轻的经纪人高雷极大的挫败感，“球员不能决定自己，他想去哪里，由不得自己，而我们除了为他提供一些信息，帮他做一些利弊分析，也完全不能把握他的方向和命运”，高雷感叹自己除了能给球员拉来一些赞助合同，帮他们挣点钱之外，“在球员的事业发展上，无能为力！”

　　和多数经纪人一样，在国内球员经纪范围有限的情况下，高雷和夏松的大宗业务来自外籍球员的转会代理，这一点让高雷有点郁闷，在星际公司成立之初，夏松和他一起为公司发展做远景规划，“给俱乐部找外援从开始就不是我们的主业，但是现在它的确是公司经济来源的一个重要部分。”公司成立4年来，经他们介绍来华试训的外援人数超过了60位，他们在这四年里签约的本土球员却只有巴特尔、李楠、唐正东、薛玉洋、莫克5个，而这个阵容却已经算得上是国内球员经纪代理的豪华阵容了。

　　这五个人里，巴特尔和李楠因为在各自的俱乐部中已经有一定的地位，“自己能做主”，签下来非常顺利。在与江苏小将唐正东签约的时候，整个过程非常艰难。高雷说这很正常，“在俱乐部眼中，经纪人好像就是来挣钱的，他们永远盯着你做的某一件损害他们利益的‘坏事’，而不会看到你所做的一千件好事！”

　　而对于那些想在职业生涯里有所作为的年轻球员来说，跟夏松或者是高雷签约，代理一两个广告，多挣几个钱并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NBA”才是夏松的金字招牌。也正因为这个，构成了俱乐部与经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俱乐部要依靠夏松的海外关系寻找到理想的外援，另一方面，他们也时刻提防着夏松撬走本俱乐部的优秀年轻人，鼓动他们去NBA发展。在私下里，甚至有一些俱乐部负责人把夏松等经纪人称做“汉奸”、“人口贩子”。

　　这种敌视和防范，高雷说自己都能够感受到，夏松也应该是心知肚明，因为这些责难和实际工作的障碍，高雷一度甚为苦恼茫然，“我找夏松谈，希望他给我一个答案。”结果夏松没有给出答案，“他说了一些什么话，反正不是我要的答案，我索性就忘了他说的那些话，继续这样茫然地做着！”

　　在地下默默经纪着

　　陆浩则表示姚明是他最大的一单生意，“无论是从经济收益还是从社会影响，都可以这样说。”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不能靠给球员做经纪人来支撑公司。

　　在他的名片背面，写着他们公司的业务项目。“职业俱乐部优秀运动员经纪代理”只是其中一项，且不是排在最前面的一项。排名第一的是“体育赛事推广”，之后是经纪代理，接下来还有“土耳其人造草中国总代理”、“塑胶运动场地铺设”等等。

　　在他手中，除了姚明之外，还代理着几位篮球运动员，他说不方便透露他们的名字，“球员中，还没有这个环境。除非是你要出国，否则在国内，你要找了经纪人，人家就会用那种口气对你说，‘找了经纪人了哈！’”

　　抛开与国内客户的“地下关系”不谈，还有让人窘迫的状况。“很多中国球员不明白，我找经纪人干什么，经纪人能给我带来什么？”在公司里负责国内球员代理的高雷有同样的苦恼，他说在公司成立之初，他们的设想是把国内顶尖的球员全部都签下来，“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即便你把他们都签下来了，如果你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又有什么意义呢？”

　　陆浩说造成这个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体制，这一点作为经纪人的他们无力改变，只能等待。曾在中国特色的体育体制中成长，成年后又在中国特色的经济环境中历练，了解给了陆浩一份平和冷静。这样一个冷静客观的人，谈起篮球人才市场的放开和繁荣时，自然不会做漫无边际的畅想，有的只是一份务实和坚定。“足球已经有一种说法了，以后符合条件的，都不再进行摘牌，而是直接由经纪人运作，为他们协调与俱乐部的经济关系。如果这样的话，球员经纪这一块儿市场就大了！篮球职业化的程度不如足球，但是这个趋势应该是相同的，需要时间就是了！”

　　高雷说自己也同样渴望着篮球人才市场的变革和开放，希望有一天，自己所代理的球员能够自由选择去向，“去他真正想去的球队，为自己打球！”到那时，他说自己的工作会更加简单、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