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一天，我的邮箱里突然出现了一封署名“姚明”的电子邮件。

　　“看见我写信有点吃惊吧？

　　这几天看了你在《中国新闻周刊》上面关于麻风岛的故事，很佩服你，敢去许多人不敢去的地方。

　　这让我想起今年和基金会去四川的经历，那里还算不上太穷山恶水，但是想想自己的生活，真是一点抱怨的资格都没有了，唯有努力工作。

　　这是我们之间最近的一封邮件，它的突然出现，像极了姚明的脚伤，给人以措手不及的感觉。

　　这恐怕是姚明带给我的第一个“惊喜”。

　　唯一的冲突

　　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曾经一度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困惑。作为第一个跟随姚明前往NBA征战整个处子赛季的记者，我受够了那些动不动介绍“这是姚明的专职记者”，或者干脆词不达意的“这是姚明的随从”。

　　从那个时候我就深深地理解到为什么好些名人的配偶仅仅是因为受不了被“给予”的身份——xxx的丈夫，xxx的爱人，而最终分崩离析。

　　2002年的那一年，姚明几乎化身成了《西游记》当中的唐僧，当我随着他如同侯鸟一般地至西向东，从东往西，每至一站，就会有一群人等乌泱泱地追上来，他们带着相似的问题，貌似围观的成份大于真正感兴趣的成分。他的行程也恨不得像武侠小说传说中般水泼不进密不透风。

　　就在那一年，我敏感的自尊心常常受到挑战，我的生活似乎就是为了密不透风地围在这个人身边，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每一个同行，以免有什么所谓的独家被抢走。我的个人价值似乎就是为了将这个人生活的一部分记录下来，那么，我是谁？

　　大概年关将至的时候，有个一对一的专访，安排在训练场的另一头，两个中国记者和他，你一句我一句地问。站在旁边的我也加入了自己的问题，他突然转过来，表情疏远而陌生："你知不知道人家是在做独家专访？"

　　话题就像废弃的毛线头被扔到了一旁。两个同行看着我，又看看他，我看看他们，也看看他，什么热的东西在汹涌，一股脑全都冲到头上去了。

　　很快，飞短流长，那些白眼，和窃窃私语。

　　我以为咬紧嘴唇，就可以忍住一语不发。

　　训练几近结束，他拎着球衣，高大的身影在面前晃来晃去。

　　我就那样截住了他。

　　"我当时不知道你们在做一对一的采访，你可以好好跟我说或者私底下提醒我，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你的妹妹、女朋友或者女性亲人遇到这样的尴尬……"

　　我喋喋不休，语言杂乱得自己都手足无措，我并不熟悉这样的对峙，身体已经开始不规则的颤动。

　　而他站在那里，有那么几秒钟，我们之间都是尴尬的沉默，就像是整个场馆的大灯全打在了我们身上，我的心脏像是被射灯击成了无数个细微的小洞。

　　晚上的比赛结束后，拿着采访机，很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人群之外。身高1米90以上的大个摄像们很容易就把我挤成了被采记者只能看到的一个小小的缝隙，这个时候我觉得，只需要把耳朵伸到够得着他声音的范围就够了。

　　然后，他坐下来，用中文回答完问题，等待潘克伦翻译，再转向四周，头望向我，嘴角咧开小小的弧度，隔着人群的我，他说，你，今天怎么没有问题了？

　　那如果算是一种冲突的话，恐怕就是与他之间唯一的冲突。

　　“因为我是姚明呀”

　　那一段时间，我就像个叛逆期的孩子，但凡有人用所谓“专职记者”、“好朋友”之类的词语来形容我，我一律不分场合地给予纠正。我甚至告诉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与其去追逐你们这些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的巨星，不如去关注更多的平凡人的喜怒哀乐。

　　我们的关系，自然也变得如同篮球场上的边线和三米线，远看很近，近看却有相当的距离。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人们已经暗自把姚明和姜文、窦唯、王朔视为江湖上最难采访的四个人，他看上去还是那样地滴水不漏、八面玲珑。翻翻看所有关于他的采访，见他可有说过任何人的不是？攻击过任何人的缺点？任何对他人过激的言论？“他是个很有天赋的球员”，“他是个很职业的人”……此起彼伏，他总是能发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他也从不会许下大话“我是火箭的老大”等语。

　　至于那些爱放大话的NBA球星们，从最开始的奥尼尔到后来的阿泰斯特，就连“棒子”这种个性十足的人，竟然无一说姚明不是之处。

　　于是我也开始暗自以为就像媒体上面塑造的形象一样，他完美、识大体，不会与小孩子脾气的我计较。与他近在咫尺的我竟然会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一手炮制的形象。

　　那之后几个月里，领导有次在电话里面，千叮咛万嘱咐之后，忽然来了一句："你和姚明接触的时候最好收敛些，毕竟人家现在是大明星，搞好关系对采访有好处。"

　　背后感觉冷涔涔的。

　　那个时候的媒体，无一不为和姚明套近乎作为炫耀，或许我们之间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样有那么多的共同点，从他书架上的《三国演义》、《史记》到《狼图腾》、《摇摇欲坠的危墙》，我一度以为我们在阅读趣味的某些方面是相投的，但我们居然从来没有机会讨论到任何的小说或文学作品，毕竟在那个潮湿的，随时都有半祼男像火花一样一闪而过的更衣室，更多充斥着的是同行们虎视眈眈的目光，以及黑人之间的俚语。

　　于是我们仍旧是那种不远不近，不咸不淡的关系，我看着某媒体的男记者与他勾肩搭背，某媒体的女记者又号称去他房间陪他打电玩，我也看着ESPN的名记和他坐在机场的汉堡店谈笑风生，像是只有偶尔他才会把那些无处安放的眼神放在我身上。

　　从02年到06年，我曾经忠实地像打字员一样地纪录过他的幽默，他的随和，他的直言不讳……他的喜怒哀乐，那些篇幅摞在一起足以烤暖整个冬日；我也曾经无数次写下他的或者言语无味的，或者丰富多彩的专访，这样频繁的接触足以使蚂蚁和大象成为朋友，可时常还是会觉得，我并不那么了解他。

　　他其实从来都没有完美过，只是因为在镁光灯下，他被想当然地赋予了很多品质、责任和美德，所以他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有诽闻，他甚至不可以有纹身和耳钉，而当我们私底下听说他其实对去什么酒吧见识一下的时候，我们想当然地就把这样的话屏闭在我们的键盘之外，我们当中没有人想起过他其实也是个正处青春年华，对外界充满好奇与兴趣的年轻人。

　　只是“因为我是姚明呀。”

　　尽管我们曾经相互“仇视”，我们曾经漠然，我们曾经就只是像所有的路人一样，擦肩而过又擦肩而过。他在某一段时间不知道是出于故意还是好玩，喜欢用半开玩笑半讥讽的语调来和我打招呼。他甚至在有一年回国家队集训的时候，在场馆当场用讥诮的语气说起我的那条花裙子。

　　再见亦是姚明

　　然后就等来了2010年的这封信，那是我第一次从他的口中听到“佩服”这两个字。接到信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按着鼠标的手在一直发抖。就像他把CBA的王治郅和NBA的奥尼尔视为自己的两大“对手”一样，从某种程度，我是不是也应该感激他在我面前的真性情，正是因为那些你来我往、刀光剑影的采访过程，使得我更加谨慎和认真，十年的记者生涯从不敢放松，从不敢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也从不敢随便写下一个字。

　　就像在华山论剑的那一刻，欧阳锋其实应该有多么地感激有黄药师，有洪七公，有段皇爷。

　　《爱篮球》杂志主编张澎讲过一件事，2001年CBA总决赛之后，和姚明约好去上海体院采访，到那，他正在打游戏，一位新华社女摄影记者已先期到达。不知道为什么，姚明那天非常喜欢用“大愚若智”这意义尚通的所谓成语，时不时将它用在自己的谈话中。那位记者想说动他去弄堂内骑辆28自行车，然后她拍，被姚明以这样自己显得“大愚若智”拒绝。

　　他自然不是大愚若智，他只是不按常例出牌。

　　2011年初，因为出版我的新书《NBA七宗罪》，试着和他说了下，没想到他一口应允，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为体育记者的书作推荐——直到现在，后知后觉的我才想到，或许那就是个告别的礼物，作为对一个老朋友的告别礼物。

　　我突然回忆起第一次，当我千辛万苦，千折百转终于来到休斯敦，进入场馆以后，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姚明，他一个人慢慢地踱在球员通道。可能是因为个子特别高的缘故，人群中的他像是漂浮在暗黑海面一块巨大的浮木。我没能控制住自己不合时宜的激动，身体前倾，音调发颤，伸直了双臂打招呼，而他眼皮都没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表情，和非常正常的反应。

　　那个时候他是被千万人包围的偶像，是谷歌上面有七八位数搜索结果的巨星，是正打算褪去青涩展翅高飞的大鹏，是私底下可以聊天但是动辄就要等上一年才能专访得到的工作难题。

　　之前的最后一次长谈，是在北京的一个酒店，他推心置腹地谈起了让自己崩溃的痛苦：“我感到，去年4 月份时，我快要崩溃了。我跟火箭队说要回去一次，经纪人也站在我这边，帮我说服火箭队，火箭队当然有点担心，因为怕我的脚有反复。回来之后就看中医，经纪人就说，姚明就是在笼子里被关得太久了”

　　然后我恐怕永远都记得在那个豪华酒店的咖啡厅，他拄着那根像是残疾人的拐杖，铁制的大鞋在地板上拖出刺拉拉的声音，他一字一顿地说：“如果真的好不了，只好退役……”

　　镜头上的他还在保持着习惯性的微笑，他初入NBA时的举手无措的青涩，他不合时宜的外套，他带着颧骨的尖脸全被定格在了照片上的一部分，他厚重的名牌西服终于显得特别合身，记得过去多少个慈善晚会，他不是被衣服穿着，就是显得像是邻家大男孩偷了爸爸衣服的感觉。他那圆圆脸的女儿越发长得像他了，他淡定地坐在那里，没有悲伤、不舍、难过，或者人们想象之中的煽情，就是那种我们每天在人流之中都能找到的中年男人的脸，不紧不慢、不急不缓、不浓不淡的微笑。

　　我关掉了手机上的视频，车窗外正经过茫茫的砾漠，路边有座有着铁栅门的建筑，上面挂着块标牌，“姚明纳什希望小学”。那种标牌的红色是这偏远渺茫天地之间的唯一亮点。他说过的：“现在只是职业生涯的结束，可我希望这只是个逗号，我的生活还在继续……”

　　从2002--2011年，九年的时间终于变成了那个被关掉的屏幕，它封存在那里，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我知道我曾经的青春也是。

　　(易小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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