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杨毅

　　当我即将向你们呈现这张《体坛·扣篮》的时候，坐在北京东花市的会所里，看着又一个夜幕降临，编辑们开始进入最火热的工作阶段，内心之中，五味杂陈。

　　我年纪不大，但做篮球报道这一行也已经接近10年。这10年，是体育新闻报道行业在中国风起云涌的10年。因为足球职业联赛启动更早，成规模的足球报道萌生更早，发生激烈的竞争也更早。1999年时，已经“八千足记赴海埂”。同样在1999年春天，八一和辽宁争夺CBA冠军时，只有只有四位记者去采访。所以从1999到2008这10年，是中国体育新闻行业里篮球报道萌生、发展、壮大、蔚为大观的10年。

　　上面说的那四位记者，分别是《北京晚报》的孙保生、《解放日报》的严子健、《中国体育报》的张平平和新华社的梁希仪。在篮球报道这个行业里，这都是化石级(游戏用语，别像蒋指导一样生气)的人物。在那个时代，全中国的篮球记者能聚在一张桌子上吃火锅，总共就十来人。1999年前后，有一批年轻记者涌现出来，有《北京晨报》的王海鹏、《北京青年报》的我和单磊等人。但一起吃顿饭，两张桌子也够了。当时篮球报道的最大问题和瓶颈，就是热度不够，人太少。

　　所以，这才有时任新华社记者的徐济成的那句著名的论断：“我们现在得让更多人来写篮球，无论写得好或不好，对或不对，反正来写篮球、报道篮球，就行。”当时《新民晚报》的女记者阎小娴经常去美国，写了很多人文地理的报道。大徐说，阎小娴是中国最好的女篮球记者。这也很正确，因为当时中国只有阎小娴一个女篮球记者，后来才有了上海《新闻晨报》的陈敏和从《南方体育》崭露头角的易小荷。

　　在很长时间里——过去10年，这个圈子里的长辈们和成熟的媒体人，都是在用大徐的观点和视角，看待着那些新加入的后生晚辈们。就在这样的目光之中，中国篮球的内外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之所以认为1999年是一个元年，是因为王治郅在那一年被小牛选中，中国篮球和NBA之间的联系发生了质的飞跃。关注篮球、关注NBA的中国球迷数量飞速上涨。自1999年起，每一年的中国篮球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发生。2000年移动长城出现在悉尼奥运，2001年王治郅登陆NBA，2002年姚明彻底推开了NBA的大门。NBA开始真正走进了中国人的生活，篮球因此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篮球记者们，开始像雨后春笋般出现，从当初的四个人，变成了400人甚至上千人，还有无数的年轻姑娘。我从一个被接纳的后生晚辈，变成了一个在行业里扎了10年的前辈。

　　2004年，是中国篮球纸媒的大年，姚明带回了第一届NBA中国赛。就在那一年，中国有了三张纯篮球报纸，包括我当时参与主创的《篮球先锋报》。美国篮球打到现在的水平，媒体这么发达，也没有一张篮球报，中国一下就有了三张?这意味着中国从事篮球报道的媒体人员，已达相当的数量。从2004到2008，又经过四年发展，中国篮球报道行业对单纯从业人数的渴求和原始积累，已经完成。

　　刚刚结束的北京奥运，既是中国社会、中国体育，也是中国体育传媒的一个节点。巨大的成功与辉煌，必然伴随着此后的疲惫和休憩。在这样的背景下，体育传媒业要拓宽发展之路，必须找到后奥运时代的突破口。在中国足球越发式微、NBA大潮汹涌、中国篮球良好品牌形象的簇拥下，篮球报道将是体育传媒行业的先锋和舵手。

　　因为被赋予了这样的使命，篮球报道在完成量变的原始积累之后，必须迈向质变的突破。在这个行业里，从对从业者的能力要求到对媒体呈现内容的整体质量要求，都应该和过去10年间不同。大徐的话，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声音，但就像纪元里的一纪，已经被翻进了历史。现在对从业者的要求，就不是写的好不好对不对都行，而是必须要写好写对；一张篮球报纸呈现在读者面前，就不再只是让人看看热闹，而是要展现更深的内容和文化。当时代如此变迁，中国历史上通常把这叫做：改元。

　　体坛打造的这张篮球报，正是为篮球报道的改元而生。这张报纸，将坚守着体坛严谨新闻报道的风骨和血统，试图把最原味、深入的采访和剖析呈现给你们。我们将试图建立更高层次的行业标准，对记者的文字、结构、叙事水平有更唯美的追求。我们拥有的丰富的记者和评论员资源，你们将在这16版中一一发现。你们将知道，这个行业里正在发生的转折。

　　在新纪元开始的时候，请让我拥抱你们，带着油墨和篮球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