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曾是CBA的金字招牌(图片来源:新浪体育)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当CBA联赛产生了第9个总冠军，终于有人敢于站出来说：“我们盈利了！”。广东宏远俱乐部在03-04赛季获得的100万元利润，或许还不够他们给球员支付夺冠后的奖金，但至少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已经具备了在篮球产业中获益的能力。然而，在号称职业联赛，有12家俱乐部参与的CBA中，有且只有宏远一家宣称盈利，这显然意味着其他11家都还在亏损。进入CBA时月薪只有1200元人民币的姚明，如今已经拿到了超过400万美元的年薪，而培育他的CBA，却依然要为几千万元人民币的冠名费头疼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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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4月4日，在广东东莞，觥筹交错燕舞莺声，一场庆功宴上有许多灿烂的笑容，一次总结会上一个新的构架被推上前台。整个世界似乎充满了希望与期盼，然而，过去九年曾有的沟堑是否会在换上一袭新衣后就被轻易跨越？那些亏损了九年的俱乐部们会因为联赛名称的升级就转眼间点石成金吗？中篮开发公司的前总经理翟继荣曾把中国篮球市场比做一座“金山”，过去九年，这座金山到底在如何开采？

　　为了一块不能免死的金牌

　　-记者梁希仪

　　体育已经不是原来的体育。体育曾经健康、纯洁、高尚，曾经象征团结、友谊、进步。但体育渐渐受到政治的影响和利用，受到名利和金钱的侵袭，至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被商业化了。今天，业余早已是低水平的代名词，公正也变成可笑的话题，似乎只有职业和赚钱，才配得上体育二字。

　　这可能有些滑稽，却是大势所趋。美国的棒球、高尔夫、橄榄球、冰球、篮球、拳击，最晚在50年前就职业化了。西方体育的这种商业化不能不波及一向以纯洁、神圣面孔出现的奥林匹克运动，所以，上世纪80年代，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就公开表示说，在他的任期内，他要使国际奥委会成为经济上不依靠政府的独立体育组织。果然，他通过卖赞助、卖广告、卖标志，一句话，卖奥运会，实现了他的诺言，使奥运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聚会之一。

　　中国体育乘国际体育商业化和全国新一轮改革之东风，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鼓起职业化、商业化的风帆起航了。1994年，足球率先推出职业联赛；翌年，CBA联赛紧跟其后。中国篮球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为了一个可以养活自己的饭碗

　　1994年12月20-21日，北京用凛冽寒风迎接新年的到来。这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第三个年头。风刮在脸上，颇有些针刺般的感觉，但人们的心却是热乎乎的。尤其是对于坐在国家体委三楼会议室的一帮中国篮球界的精英们来说，这几天，简直就是一个春天。

　　这是一次全国篮球工作会议。会议由当时的国家体委篮球处召集，与会者有八一、辽宁、北京、江苏、吉林、山东、浙江、前卫、济南军区、广州军区、沈阳军区、南京军区、河北、广东、四川、福建等14支男篮、12支女篮的教练，以及总政和10省市体委竞赛处的负责人。会议规模不大，也没什么声势，更没有重要人物参加，级别最高的是国家体委二司司长杨伯镛，主持会议的是篮球处处长刘玉民女士。

　　然而，这是一次“改革竞赛，把篮球推向市场”、事关中国篮球命运的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

　　会上，中国篮协常务副主席杨伯镛宣布：1995年全国男篮甲级联赛实行主客场、跨年度的新赛制，即中国篮球史上第一个有商业赞助、面向市场、具有商业性和职业性的联赛即将诞生。听到这一消息，与会者无不双手赞成，海内外媒体也反响强烈，一些报纸还在体育版面的显要位置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

　　1994年是中国篮球不平凡的一年：女篮获得世界锦标赛亚军，男篮取得世界锦标赛第八名这一历史最好成绩。不过，参加篮球工作会议的人对此都没有什么兴致，大家谈论最热烈的是，在金牌战略影响下篮球的萎缩和倒退，是这次竞赛改革的意义，是改革能否拯救“奄奄一息”的中国篮球。

　　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正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但全国篮球队的存在形式基本上还是老样子，还在计划经济的机制下运行。用与会者们的话说就是：全国专业队不景气，每年的全国联赛(改革前的赛会制)是低水平争夺；球队处境艰难，经费短缺，相当多的队一天只有15块钱的伙食标准，有的队一年的运动服装费仅够买一双回力牌球鞋和两套短裤、背心，有的队参加比赛不管路途多么遥远，来回都要坐“硬板”，甚至连伙食费都交不起。篮球地位低下，导致包括裁判员在内的篮球人才青黄不接，青少年篮球体校大幅度减少，已经没什么人愿意当教练，特别是青年队的教练；有的地方还干脆把篮球项目给砍了。

　　据时任吉林省篮球总教练的邱健生介绍，按照金牌战略的部署，吉林的重点项目是摔跤、举重和柔道，篮球只是吉林凭感情才咬牙保留下来的，“因为摔、举、柔这3个项目在全运会有56块金牌，但我们只需112个人就可以做到两人包一块金牌的计划，其金牌效益显而易见，三大球怎么比得了”？

　　这是吉林，是球星孙军的老家。说来，孙军真是幸运，否则，吉林队要是被砍了的话，他现在还不知道在何处飘落。

　　“我非常喜欢孙军，可惜他不能参加CBA了，”这是当时的赞助CBA联赛的耐克公司的一位官员对笔者说过的一句心里话。

　　说起来，孙军和他的吉林队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吉林队本是全国的老牌级劲旅，曾是1984年的全国男篮锦标赛冠军。1995年吉林队参加了CBA的8强赛，但成绩不好，名列第七而降级，无缘当年改革后的第一个跨年度CBA联赛。这使正值当打之年的孙军也十分无奈，既转会不得，又无法参加全国最高水平的联赛。不仅他本人深感郁闷，连联赛的组织者和喜欢他的球迷都深觉遗憾。“我非常喜欢孙军，可惜他不能参加CBA了，”这是当时的赞助CBA联赛的耐克公司的一位官员对笔者说过的一句心里话。

　　当时，孙军在吉林队也真是鹤立鸡群，一枝独秀。不到20岁就进入国家队，那时就很被他当时的队友王非所看好，说他“条件不错，将来定有出息”。果然，他很快成为与胡卫东、郑武一样的中国男篮主力前锋，而且在他那一代的球星中竞技状态最好，直到去年9月的亚洲锦标赛还被紧急召去，而且在CBA联赛2003-04赛季中仍然是第三名吉林队不可或缺的台柱。但在当时那种机制下，他除了“窝”在吉林，又能有何作为？转会，吉林不高兴，留下来，还有比赛，吉林还要靠让他率队冲入CBA。

　　孙军不愧是吉林球迷的偶像。吉林降级无缘CBA甲级联赛后，他哪儿都没去。1996-97年，中国篮球又搞了个CNBA联赛(即中国篮球职业联赛)，孙军和他的吉林队参加了，而且成绩斐然，最后获得了冠军，孙军也荣膺最有价值球员。之后，CNBA宣布停办。孙军和他的吉林队于1998年参加了甲B联赛，不过成绩不好，仅获第三名。幸运的是，由于空军队解散退出，吉林队取而代之，进入甲A，孙军这才又回到他应有的归宿。在1998-99赛季中，孙军还以得分王和三分王的身份，荣膺联赛最有价值球员。

　　1994年的那次会议还正在举行中，恰好传来北京军区男女成年和青年4个队被统统解散的消息。这一消息本来很沮丧，很让搞篮球的中国人垂头丧气。但会上的反应却出奇地平淡，似乎这完全是预料中的事。河北体委体工大队的一位负责人就说，这是部队要裁军、要减少经费而采取的一项举措，其实地方早就这么做了。他说现在主要是金牌战略，篮球花那么多钱能有什么作为，“哪个体委当家的愿意一年花上几十万去养活一支拿不了金牌，甚至连名次分都捞不着篮球队，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嘛！”

　　的确是，花钱多却得不着金牌，花钱少倒可能得很多。这就是中国篮球的命运。在这种金牌战略的阴影下，中国篮球只能受冷落、被挤兑。在这种形势下，篮球再不改革，再停留在计划经济的轨道上，再听任金牌战略的摆布，彻底死掉不过是早晚的事。

　　所幸的是，在这个紧要关头，体委篮球处做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好事，提出了“以竞赛为突破口，以市场化、职业化为动力，挽救中国篮球，提高CBA水平”的口号，创办了一个试图职业化的CBA联赛。为此，他们找到亚洲最大的体育竞赛推广公司国际管理集团，使其成为CBA创办时最亲密的伙伴和最大的财神。一个赛季380万美元的赞助费，这对当时已经穷得叮当响、连一身像样的比赛行头都置办不起的地方球队来说，不啻是一个天文数字，难怪杨伯镛在宣布CBA联赛即将诞生时，显得那样有底气，那么有信心。

　　就这样，全国男篮联赛，即CBA联赛，于1995年诞生了。但由于情况特殊，CBA同年举行了两次联赛，一次是1995年2月5日至4月9日的八强赛，另一次就是12支队参加、1995年11月至1996年4月的第一个跨年度的全国男篮联赛。

　　1995年初的八强赛揭开中国篮球商业化的序幕，引起市场的强烈反响，首先受到球迷的热烈欢迎和支持，沈阳、长春等地的体育馆常常爆满，所有比赛一改过去参赛人员常常超过观众的冷清和尴尬。媒体的关注也前所未有地高涨，甚至引起国际舆论的注意，其中国际篮联主办的《篮球》杂志曾在1995年4月份出版的一期报道中，刊登了八强赛前7轮的比赛成绩和各队积分，以及介绍中国篮球改革和CBA联赛的文章。文章说：“实行了主客场制的中国篮球联赛，已经从过去几年‘半死不活’的状态中苏醒过来。”

　　事实上，八强赛为第一个跨年度CBA联赛起到了投石问路、奠定基础的作用。因此，当有12支队参加的CBA联赛于1995年年底推出后，中国篮球很快“变脸”，一些已经砍掉了球队的地方又恢复球队，并相继成立俱乐部，球员们的职业意识也发生变化，球员们的运动寿命延长，许多退役球员重穿战袍，焕发“第二春”，出现一种“老枪现象”。

　　球员就像市场里的商品，需要的，有市场价值的，不管你老小，都是好的，否则，管你什么新的还是老的都没有人要。

　　篮球是不是商业，球员是不是商品，10年前在中国还没有定论，但球员的商品化趋势在当时已客观存在，并对篮球队伍产生重大影响，直至CBA联赛创办时，球员的商品意识则变得更为强烈，“老枪现象”也随之产生。

　　早在联赛前，一些大企业、部队、院校，甚至海外球队，就用丰厚的工资和奖金，舒适宽敞的房子，以及的优厚待遇和高等学历等有利条件，从一些省市球队中挖走不少人，使这些球队军心涣散，甚至垮掉。吉林为什么有段时间老缓不过劲来，就与人才被挖有关，其中包括曾入选过国家队的关德友。

　　关德友出生于1958年，当年吉林队的绝对主力，进过国家队，不过时间不长，更没挑过大梁，1994年初他从吉林远走他乡来到宏远时，已34岁，是队里的一支最老的“老枪”。宏远篮球俱乐部队是1994年成立的，当时，他们收罗的队员有三个特点，一个是“杂”，一个是“高”，另一个就是“老”。“杂”指的是五湖四海；“高”说的是他们代表了几代国手，有的还是国手中的高手；后者是说他们年纪都比较大。诸如八一的黄云龙、湖北的张勇军、辽宁的李春江、广东队的欧阳贵景，这些都是宏远用来打天下的“老枪”，都是来自不同的省份和球队，大都年过三旬，已经或正准备从原来效力的球队退役了。但正是靠着这帮“老枪”，宏远在1995-2000年赛季期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获得CBA亚军一次、获CBA第三名3次，此外，1997年还代表广东队获得了全国八运会男篮比赛的第三名。其中的黄云龙还当选过CBA的助攻王。

　　宏远的例子可能过于典型，但“老枪现象”确实普遍存在。也许你会说，这是中国篮球后继无人的反映。其实，这最多只说对了一半，而另一半却是，这是篮球商业化、产业化的需要和选择。篮球好比一个超级市场，球员就像市场里的商品，需要的，有市场价值的，不管你老小，都是好的，否则，管你什么新的还是老的都没有人要。所以，早已退役的孙凤武也曾重返赛场，作为京师队的先发主力参加了甲B、CNBA的联赛，黄云龙离开宏远后，也以主力身份为京师队效力了一个赛季。过去，男子凡26、27岁的球员就是老字号，就要考虑改换门庭了。但CBA联赛9年来，随着球队和市场的需要，“老枪”们退役的年龄越来越晚，如刚刚退役的八一刘玉栋、山东巩晓彬，现在还继续活跃在CBA的吉林孙军、南钢胡卫东、奥神单涛、浙江郑武、吴乃群、八一范斌、广东李群等，不但都是年过3旬，甚至有34、35岁的“老枪”，而且都是队中主力、灵魂。其中，没有孙军，就没有吉林的第四名，没有胡卫东，就没有南钢的第三名，没有范斌，八一的亚军就够戗。

　　30岁，这在过去早就刀枪入库了，可现在，他们为什么还能“宝刀不老”，还能在CBA占有一席之地？个人的实力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还是市场，是“老枪”们在市场的价值，如果没有CBA这个大市场，他们早就“歇”了，“老枪现象”上哪里找。

　　谁家的联赛？谁家愁？

　　随着活了的中国篮球和CBA联赛，篮球俱乐部也在全国陆续建立，职业化和市场化有了雏形，CBA水平也提高了。中国篮协用拉来的赞助费，贴给了俱乐部和赛区，开始是每个俱乐部和赛区各55万人民币，后来增加到各60万，基本解决了球队联赛期间的吃、住、行，以及承办单位的联赛开支。对此，俱乐部应该“饮水思源”，承认篮协的历史功绩。可以想像，当时，如果篮协不思改革，渎职不办，CBA至今还不知是什么样子，CBA产业也难以像今天这样受到重视。

　　不过，随着联赛的发展，CBA最初掩盖起来的问题和矛盾进一步凸现，红色变革中的隐患越来越明显，并日益发展为深化联赛改革、开发CBA产业的黑色障碍。其中，最核心、最令人头疼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CBA的产权归属，另一个是CBA应服从市场经济还是金牌战略。

　　这些问题既是CBA初创时就遗留下来的老问题，又是CBA在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功利、局限和无奈。

　　创建CBA联赛，确实让“半死不活”的篮球打了起来，对稳定队伍、提高水平，保证在亚洲的霸主地位，落实“金牌战略”，方向很明确，但对如何培育、发展、完善CBA市场，却有些懵懵懂懂、摸着石头过河。这不能不说这是CBA的功利性。

　　因为CBA的运行机制基本上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因此，不管叫篮协还是管理中心，其观念、做法都受到原有那套管理体制的严重局限。

　　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很想彻底改变，但很是无奈。因为中国体育的体制改革并没有实质的变化，虽然把国家体委改成了国家体育总局，体委篮球处变成了篮管中心，其根本、主要任务还是“金牌战略”或“为国争光”。在这种换汤不换药的体制和早已政治化了的“金牌战略”制约下，CBA的职业化、产业化，自然没人能够设计，“产权归属和市场与金牌”的矛盾，自然谁也无法解决。

　　然而，这是CBA发展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它越来越困扰CBA，以至CBA的每次风吹草动，每次争执不休，都与它息息相关。

　　“造反”事件至少告诉人们，联赛终归是俱乐部的联赛，俱乐部的利益该是重视的时候了，该是吸收他们参与联赛管理的时候了。

　　发生在1999年10月份的俱乐部联合“造反”事件，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当年10月25日，原奥神和前卫两家俱乐部以“合作”为理由，分别用“前卫万燕奥神队”和“卫士万燕队”的名称向篮管中心竞赛部注册登记，申请参加1999-2000年的CBA联赛。首先，这个注册登记时间已经过了注册登记的最后期限。其二，所谓“前卫万燕奥神队”，其实就是购买了3名前卫队主力丁伟、苑志南和苗源后的奥神队。而“卫士万燕队”就是走了上述3位球员的前卫队。由于前卫和奥神当时都是甲A球队，因此10家俱乐部认为，“合作”是奥神为了增加自己的实力，前卫想从奥神那里得到一笔转会费，同时又能保住自己前卫队的一种两全其美的计谋。

　　但奥神却拒不承认自己的“合作”有何不妥。它的一位负责人当时曾说：“篮球是什么，不就是玩嘛？合并又怎么了，不过是名称问题，爱叫什么叫什么，叫王八蛋也行，管得着吗？”

　　可其他10家俱乐部坚决不接受，认为既然两家合并了，就应该只保留一个队，否则，谁能保证他们在联赛中不“让球”或“玩猫腻”。八一俱乐部总经理钱利民认为：“这种合作危害很多，起码带来假球嫌疑。如果八一和南京军区队也搞合作，双方比赛时八一故意大比分输给南京军区，帮他们摆脱降级处境，谁能判定这是假球，都这么干，球迷能接受吗，CBA还不乱套？”

　　但篮管中心并没有理会10家俱乐部的意见，而是很快于10月26日就批准了前卫和奥神的“合作”申请。无奈之下，包括八一在内的这10家俱乐部相约武汉密会，并于10月31日深夜达成一致，次日联名越级上书国家体育总局，请求干涉奥神和前卫的合作，否则他们“将集体退出联赛”。结果，这一纠纷在先后持续了半个多月，新赛季还剩10多天开始的时候，才以篮管中心被迫撤消原来批准的合作决定而告终，使联赛得以如期举行。

　　这一事件也是迄今为止发生在中国篮坛最轰动、最有影响的俱乐部“造反”或“抗上”事件。不管这一事件是好是坏，它给人的启发至少有一点：联赛终归是俱乐部的联赛，俱乐部的利益该是重视的时候了，该是吸收他们参与联赛管理的时候了。其实，当时确实有一个吸收了俱乐部代表参加的“联赛委员会”，但不知道为什么，在决定是否准许奥神、前卫合并的问题上，联赛委员会却形同虚设，毫无权力，甚至从此销声匿迹，不宣而散。也许，这正是俱乐部这次“抗上”事件的根源所在，只不过，这是一次大爆发而已。

　　果然，数家俱乐部老总在此之后多次碰头或举行非正式会议，探讨中国篮球产业的开发和利益共享等问题，并秘密商讨成立“俱乐部联盟”的可行性，皆在创建一个产权明晰、自主独立、像NBA那样属于自己的中国篮球职业联赛。

　　当时，CBA联赛已4年有余，篮管中心每个赛季给俱乐部的费用已从55万增加到60万，而且俱乐部还能通过赛场广告、运动服上的冠名和门票出售得到一些收入。一些俱乐部老总对CBA的管理和产业开发等问题仍然不满，后来就公开提出“CBA联赛究竟谁养活谁”的问题。意思很明确，即联赛拥有十分可观的无形资产，联赛所创造的价值也很大，但俱乐部能够得到的却远远不够。原因是，篮管中心都替他们做了主，“剥削”了他们。于是，他们就想摆脱这种同篮管中心的上下级关系，另起炉灶，建立自己的联盟，继而开创自己的篮球联赛，或者起码在CBA联赛之外，再经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赛，使俱乐部具备自己造血、养活自己的良好条件。

　　但是，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成立任何组织都要层层把关，严格审批，组织任何形式的比赛都要经过相关体育组织的批准，比如要想在国内举行任何篮球赛，没有中国篮协或篮管中心点头，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因此，CBA联赛的产权问题，实际上仍属于篮管中心，俱乐部的权利仍然是从中分得一些小利而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CBA联赛尚不足与职业化、市场化划等号，更不可与NBA相比，充其量不过是社会主义特色的半职业化、半市场化、半产业化联赛。

　　浙江队是CBA第一个引进外援、外教的队，但至今没有摆脱降级之虞。纵有高德这样一场能拿20、30分的高手，仍无济于事，难免降级厄运。

　　产权问题是这样，市场经济与金牌战略的矛盾也一样无法化解。就在今年4月初篮管中心召开2003-04年CBA联赛的总结会之前，中心内部还对本赛季联赛的缩水问题、下赛季是否允许每个队继续聘用两名外援等核心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有的说，既然联赛已被推向市场，目标是职业化和产业化，那么联赛就应该围绕是否有利于球迷、有利于市场来操作，允许两名外援有利于联赛的水平和观赏性，而且为了备战奥运会而使联赛缩水，显然不利于篮球产业的开发，因为CBA联赛的时间本来就短，国家队备战奥运提前那么长将近半年时间集训，联赛时间岂不更短，这对联赛肯定有影响，对俱乐部的经营空间同样不利。

　　有人却坚持，现有体制下，CBA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金牌战略”，因此国家队提前集训没商量。而且，联赛允许两个外援4节5人次，势必影响本土球员的上场机会，不利于培养自己球员，影响金牌战略的实施。何况，CBA职业化和产业化还很不成熟，很不是时候，还亟待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

　　两种看法，针锋相对，焦点是：金牌战略第一，还是市场经济第一。这个争论显然不会有什么结论，但可以预见，金牌战略仍继续赢得事实上的认可，而时不时地对商业化、市场化篮球产生影响。正如一位篮协官员所说：“争论没有意义，说到底，一切都得为金牌让路，这就是国情。”

　　外援一直是CBA的热门话题。联赛精彩，离不开外援；球队获得好成绩，离不开外援；球队保级，更离不开外援。过去9年的经验证明，CBA不可没有外援，但亦不可一味依赖，把宝全押在他们身上。这种正反方的事例都有，一是八一，一是浙江。八一不许引进外援，但他们还是夺得9个赛季中的7个冠军、两个亚军。为什么？凭借军队的政治优势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人家的训练和管理水平高，实力强。浙江队是CBA第一个引进外援、外教的队，但至今没有摆脱降级之虞。为什么？没有远虑，本土球员人才匮乏，纵有高德这样一场能拿20、30分的高手，仍无济于事，难免降级厄运。

　　但不管怎么说，CBA需要外援，就像NBA需要姚明，需要斯托贾科维奇等“外援”一样。只不过，CBA应该“善待”他们，一是要选准了，二是要用好了。他们中有的的确很出色，与NBA已近在咫尺。但他们并不是神，他们中的有些家伙把自己看得太高，太盛气凌人，对这类人决不能任意纵容。应该像上海东方的主教练李秋平学习，你库克打得好是好，水平高是高，但如果场上乱来，下去！不要你打。当然，该用人家要用，该给人家多少钱，答应了，还是要兑现，市场交易做买卖嘛。这方面，要学习宏远。队里的外援积臣是CBA元老，照说条件并非最好，水平也不是最高，但能与宏远一合作就是5、6年，本赛季为宏远夺冠劳苦功高，不能不说是人家使用得好、管理得好。这样的外援，多打一会儿是好事，一来使CBA精彩好看，二来对本土球员也是榜样，是促进。

　　饿死在一座金山下

　　在中国，篮球产业开发和经营如何，一在篮管中心，二在俱乐部。

　　篮管中心是CBA联赛的领导者，拥有对联赛至高无上的管理权、开发权和经营权。它运筹帷幄，为联赛的创办和生存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它所得到的利益自然是“大头”。

　　远的不说，篮管中心自2001年以来连续3年自筹资金、自拉赞助办联赛，每年有3100万元人民币的进账。这些钱除了下发给每个赛区、每个俱乐部各60万，剩余的就全部进了中心的腰包。而一些俱乐部所质疑的恰恰正是这笔钱。他们说，中心既没有把这笔钱用来扩大联赛的“再生产”，也没有进一步帮助补贴俱乐部，而是“挪用”给国家队、青年队，或者中心人员的奖金、差旅费什么的了。

　　不过，在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篮管中心老大惯了，何况金牌战略也不许他们过分强调市场化，让他们低下自己高贵的头去听赞助商的话。所以，尽管CBA资源可观，但当他们甩开膀子去开发、经营时，却常常碰得头破血流。

　　翟继荣原来是篮管中心下属一个中篮开发公司的总经理，据说他研究了10年的中国篮球产业，曾把中国篮球市场比做“金山”，但两个月前，他因“开发工作不得力”而被免职。现在，不知中国篮球市场还是否一座“金山”，如果是的话，新任总经理张雄的开发能力就要接受考验。目前，虽然没人对张雄先生的开发能力产生疑虑，但人们有理由担心，面对现有体制、金牌战略的羁绊，他能走得多远、做得多好。

　　俱乐部也是开发篮球产业不可或缺的主体，但以CBA俱乐部的现状，究竟能把市场做到什么份上，还是值得怀疑。

　　目前CBA的俱乐部大体有四种形式。一种是以独立法人资格存在的“独立型”，如宏远、奥神、陕西和新疆，他们由民营企业创办，与体育局没有任何关系，因而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味道。

　　第二种是完全在原有体育局、或体工大队领导下，仅仅得到一些赞助便挂了一个俱乐部牌子的“赞助型”，比如八一就是这类的典型代表。

　　第三种是体育局与企业连手合办的“共建型”，比如先于CBA改革的北京首钢和上海东方俱乐部。

　　第四种便是体育局或其下属体育运动技术学院与企业合股经营的“合作型”，如辽宁盼盼、江苏南钢等等。

　　四种形式的俱乐部中，赢利的只有宏远一家，而且在苦心经营了10年后的今天才略有赢利。一方面这是由于现阶段俱乐部可以赢利的模式比较少，另一方面也是包袱过重，有的靠企业生存的俱乐部，每年的钱并没多少，却还要关照二三线队伍，甚至女篮也得给一口。上海东方电视台每年给俱乐部800万元的资金，却要养活男女成年和青年共4个队，日子过得多紧巴，可想而知。

　　如果机制上没问题，都像宏远那样，哪怕像八一，何至落到今天这地步。球队一旦整天为保级伤脑筋，又谈何经营、开发呢。

　　宏远俱乐部盈利后，有人向宏远集团老总陈林讨教经验。陈林说，宏远有自己的情况，其他俱乐部怎么做他不敢指手画脚。不过，他认为：“不管哪个俱乐部，要想生存和发展，首先要解决观念问题，要少一点行政干预，否则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恐怕谁都不行。”

　　不久前，台湾名帅邱大宗同江苏南钢分手而入主新疆广汇一事，就暴露了俱乐部在观念和体制上的弊端，很是耐人寻味。邱大宗和江苏最初都想续约，后来却因江苏方面需要所谓的一个“研究、商讨”的程序问题，直从2月26日拖到3月13日还没有动静，而被等得不耐烦的邱大宗主动抛弃。

　　谈到走人的原因，邱大宗说：“新疆广汇就是单纯的俱乐部，是纯粹的职业化球队，而在南钢，又是俱乐部又是南京体院，我不知到底听谁的。”这样，在等了半个多月、人家还是没讨论没研究的情况下，他只好一走了之。南钢的这种办事拖沓、低效，哪像面对市场的俱乐部，这种体制，又怎能适应市场竞争？！

　　俱乐部本身存在的机制问题，不止一个南钢存在，恐怕首钢、辽宁、上海都有问题，要不他们的成绩怎么越来越差。过去这几个队都曾有过辉煌，不是冠军就是亚军，最差也进过前四名，可上赛季，全都成了保级圈里的主儿，辽宁最后还降了级。如果机制上没问题，都像宏远那样，哪怕像八一，何至落到今天这地步。球队一旦整天为保级伤脑筋，又谈何经营、开发呢。

　　一位从事开发、经营的篮协官员也认为，在CBA的产业化问题上，许多俱乐部目前尚不具备市场化、产业化的职业素质，比如开发意识不行，经营能力欠缺。他说，这也不能全怪俱乐部，主要问题还是由现有机制所决定，因为企业图的是名，是广告效益，而体育局的官员都是拿工资、坐惯了办公室的人，谁愿意、谁会去搞什么经营、开发呢？此外，个别财大气粗的俱乐部恐怕压根就没想开发什么市场，挣什么钱，对他们来说，搞篮球不排除是为了洗钱、避税、玩一把。

　　自从王治郅走后，八一已经丢了两届冠军。更让他们气愤的是，王治郅还“不能按时归队，为国争光”。

　　话题扯到俱乐部经营和市场开发时，有人重提我们的“三大中锋”，并对他们的NBA之行，开始反思。当时，国内一提NBA，都兴奋发狂，说那真是“天堂”，去了，不仅能挣钱，更能提高水平，将来为国争光。这基本上没有错，但是考虑CBA、考虑俱乐部利益的成分却不多，或者说不够周全。

　　姚明就不说了。东方也好，中国篮协也罢，已经从他身上层层“扒皮”，现在进军NBA两年，是世界最好的中锋之一了，如果中国篮球要为奥运争光的话，全指着他了。至于他到了NBA，是否影响了东方俱乐部和CBA联赛的成绩和市场，那就好比“忠孝”不能两全了。何况到NBA首先是人家个人的意愿，是“人权”问题，我们当然要尊重，何况中国现在特别尊重“人权”，明明东方和CBA的市场受到了损失，也无话可说。大局为重。

　　但王治郅和巴特尔的NBA之行，现在让俱乐部和CBA就都觉得有些划不来了。王走了，八一队在经济上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分明是白白一通培养。自从王走后，八一已经丢了两届冠军。更让他们气愤的是，王还“不能按时归队，为国争光”。

　　巴特尔走的时候，首钢也没跟对方讨价还价，结果害得自己除了加紧从美国引进外援外，好几个赛季尽琢磨如何保级了。特有讽刺意味的是，王和巴在NBA的日子都过的不太好。大郅是老进“伤病名单”，大巴是今年年初“下岗”至今，一直找不着一支适合他的球队。眼看两人年纪越来越大，八一、首钢心里都有些说不出的滋味。哎，他们到NBA发展是好事，但俱乐部怎么也该收点转会费什么的吧，这应该是市场化、职业化俱乐部所经营的一部分。但为什么没有？NBA方面对外籍球员与俱乐部签约时赔偿金额的限制暂且不说，我们的俱乐部也没有全部实行合同制，即球员与俱乐部之间的劳资合同。有了合同，双方才好按照合同行事，比如合同期满怎么地，没满人走、或者你把人家炒了又怎么样等等。一句话，把球员索性当商品，只要他没违约，就别对他说长论短。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球迷

　　CBA要取消升降级了，真正职业化的篮球联赛也在酝酿之中，为此还聘请专门公司策划，准备于2006年正式推出。这让人们对中国篮球产业的美好前景又多了一份期待。

　　不管以市场经济为主，还是金牌战略为首，CBA的关键是要有高水平的球员和高水平的比赛。无论你怎么给CBA洗脑，灌输什么样的球迷+娱乐=财政收入的新概念，如果比赛水平差、不好看、没人感兴趣，一切都白搭。

　　篮球市场上，球迷是上帝，是买主。买主来到市场，为的是购买自己喜欢的商品。同理，球迷大老远跑到球场，为的是看球星、看高水平的比赛。看喜欢看的比赛，对自掏腰包的球迷来说，是惟一目的。

　　想当年，CBA刚开张两年，突然又杀出个CNBA联赛。这个联赛是精英集团赞助搞的，但有些特点，首先是各队可拥有4名外援，每场比赛始终可以保留两名外援在场上，因此比赛甚为激烈，多数比赛比CBA还吸引人。虽然这一联赛在当时还没搞什么包装，球场休息也没有多少娱乐表演，但有些赛区的球市超过了CBA，使CBA感到极大的挑战和压力。现在，CBA除了比赛，还很注重搞些取悦球迷、活跃赛场气氛的表演和活动，这当然很好。对球迷来说，看一场高水平比赛，顺便又能看看衣着暴露、性感活泼的拉拉队表演，欣赏一番中场休息时别出心裁的表演，自然很爽、很娱乐。但他们主要寻求的娱乐是什么，恐怕还是比赛本身。否则，他们准是误会了，本来要进剧场、戏园，或者游戏厅里去，没留神却走错了门。

　　CBA诞生9年来，球市大都不甚理想。别看媒体老有报道说，“昨晚赛场几乎爆满”，或者“多数场馆上座率达到七八成”，但知情者都知道，那不过是些最多可容六千人的场馆，容量不到NBA的1/3。CBA的推广和经营不力，实在也该从明星少、水平低、不够精彩方面找原因。

　　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去研究改进它，一味强调什么学习NBA，跟着中国足球走。比如前几年，足球搞体能测验，咱也来一个，现在足球要搞中超了，篮球也想赶快去照搬。好像足球都是先进的，不紧跟就落伍。

　　即使NBA，也不一定处处学。NBA是纯粹的职业联赛，搞得是不错。但它只对市场负责，无后备人才之忧，无金牌争光之压力，而且有的是钱。但CBA怎么学人家呢？体制，学不了；选秀，学不了；外援，人家没有限制一说，也学不了。能学的，不过是主客场、拉拉队、全明星赛等表面东西。那远不是NBA的精华。

　　其实，中国足球更没有多少可学的。比如测体能就没必要。因为体能是球队的看家本领之一，为胜负人家自然会有要求和办法，就像战术一样，哪能没有，但也要测测不成？

　　至于“中超”，不过是个名称，足球搞，篮球没必要跟着学，升降级可以取消，进入CBA的门槛可以高些，但有甲级联赛就够了，我看连甲B都多余。如果队伍实在太多，水平又不高，比赛还非要搞，可以乙级联赛、丙级联赛、丁级联赛地往下搞，何必形式主义、换汤不换药，搞什么中超什么的。

　　CBA搞了9年，眼看10年华诞就到了，也好不容易成了一个品牌，有了一定影响，但一搞中超，是否又得从头来，究竟有什么必要，有何实质意义，这会儿怎么倒不学NBA啦？！

　　以球星、球队、比赛为核心，这是体育职业化、市场化的本钱，足球如此，篮球也如此，NBA如此，CBA也如此。

　　提高水平难，首先在于体制不顺。俱乐部本来就没什么钱，还非要二队、三队地养活一大堆，但不这样，后备人才又没处来。眼下大学球员还太业余，水平太低，不过应该研究、扶持，使之朝美国NCAA大学篮球赛的方向发展。

　　其二，教练不顶劲。倒不是他们的水平都不行，有的水平也不低，但待遇差、地位低，积极性受到了影响。有的水平是差，却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占着，有心的干瞪眼，看着他们误人子弟。

　　其三，比赛太少，现在的少年、青年比赛，连过去的一半都达不到，练得多、打得少，训练没劲，也无法通过实战提高。报道CBA的记者每年都想找几个新秀出来，好好写写吹吹，但几乎没有一年不失败。想想看，这样的CBA，市场开发的难度有多大，如果还不想尽办法把提高水平放首位，还拿什么娱乐球迷，火爆市场。

　　前两个赛季，来自台湾的新浪狮可以说是一个职业化味道很浓、很有市场理念、很会搞娱乐的俱乐部。它靠CBA的特殊政策进入CBA，但仅仅两个赛季后，就无法生存、自动走人了。是什么使新浪狮退出了呢？当然是实力不济，成绩不好了。新浪狮尽管背靠大树很有钱，但连续两年成绩不佳，资金都打了水漂，不退怎么办？退出CBA当是他们的明智之举，否则，泥潭里陷久了，想拔都拔不出来。

　　在NBA，球队水平与球迷热情和球馆上座率关系密切。乔丹退役，NBA的电视收视率立刻下跌。乔丹复出后，球迷明明知道他已不再是原来的“飞人”了，但奇才的球票就是走俏，全明星赛还是因他而格外辉煌灿烂。2003-04赛季涌现出詹姆斯、安东尼等一批新人，NBA立刻有了新热点，他俩的球衣也成了抢手货。

　　下个赛季，NBA季前赛落户上海、北京，多少人高兴得睡不着。为什么？还不因为比赛水平高，球迷关注多，是商人们做广告、赚大钱的天赐良机。可见，球星、冠军，永远是NBA的生命和卖点。CBA何尝不是这样，姚明去了NBA，火箭的主场火了，但上海东方队不但成了鱼腩队，球市也直线下降，上座率成了CBA最差的之一。

　　以球星、球队、比赛为核心，这是体育职业化、市场化的本钱，足球如此，篮球也如此，NBA如此，CBA也如此。除此之外，别的永远是附属、陪衬。要学NBA，就好好学学这个，设法把水平搞上去，把水平提高、提高、再提高，而不要今天学张三，明天学李四，学了半天，不过是皮毛，是花拳绣腿，与提高水平没关系，与市场开发同样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