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质疑准公共中超 6亿资产不敢玩足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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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金月：回族，1949年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玉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玉泉森信大酒店董事长、总经理，同时还担任山东乒乓球协会副会长、山东省民主促进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从1985年开始，他将玉泉酒家这样一家小饭店发展成为总资产6个多亿、年收入过亿元.拥有六个子公司的综合性集团公司。

　　2004年3月5日，他在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上提交了一份题为《推进赛事改革，保 护国有资产》的议案，炮轰“公款足球”，引起较大反响。常金月在提案中指出：“职业体育赛事，特别是足球、篮球等高风险行业，国外一般不允许国有资本介入，而中国却有上百亿的国有资本投入。事实证明，这些投资是无效的，不仅导致假球、黑哨等丑恶现象发生，同时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建议国家主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除国家队外，禁止国有资产投入中国足球，提倡支持民营资金投入，积极推进足球职业化，规范联赛健康发展。”

　　记者张远北京报道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常金月向大会提交名为《推进联赛体制改革，保护国有资产》的提案，炮轰“公款足球”。一年之后的3月3日，记者在北京新大都酒店见到了正在参加2005年两会的常金月代表。

　　尽管这一次没有带来有关足球改革的提案，但他对足球改革所进行的关注和思考却一直不曾间断。果然，一提起足球，这位山东汉子就直言不讳，“中国足球严重畸形，许多东西必须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而对于足协新掌门谢亚龙所提出的“中超联赛是准公共产品”的理论，常金月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并针锋相对地指出——谢氏理论恰好弄混了事情的因果关系，把盈利和提高足球水平本末倒置。

　　虽然目前足球改革没有达到我当初的设想，但毕竟朝着好的方向前进。

　　晚饭期间，人大代表常金月和同是来自山东代表团的另一名成员王树忠坐到了一起。王树忠开玩笑地问道，“这次在足球方面是不是还有什么重磅炸弹？”常金月笑了，“我去年人代会提出那个提案时，根本没有想到有那么大的舆论反响，现在看来，虽然目前足球改革没有达到我当初的设想，但毕竟朝着好的方向前进。”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提案引起了社会的讨论和思考，“拉开了足球革命”。

　　常金月透露说，他的提案在提交大会讨论不久就得到了体育总局的回应。总局认为，足球作为体育竞赛项目，非公有制企业可以参与经营，国有企业作为一个企业法人，通过法人行为，也是可以参与经营的。但他对此解释并不满意，“这样的解释做了概念性的回避，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前提，不管国有企业是以什么方式参与足球等项目的经营，都没有改变国有性质。国有资产是国家、公众的利益。中国有许多问题急等解决，医疗、教育、三农……都需要国家投入，而这些比足球问题更紧迫。”

　　炮轰“公款足球”让常金月一度成了足球界关注的焦点人物，据另一位人大代表回忆，在今年两会前曾有一位私营企业老总找到常金月，“老常，这次你去开代表会，别忘记再呼吁呼吁，让那些国有企业别再撑了，他们走了，我们才好介入啊。”

　　足球运动员的年收入竟然是普通人的130倍，他们为社会做出了多大贡献？凭什么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在常金月看来，正是国有资本介入足球，才导致了球员工资畸形偏高。一些俱乐部老板，由于花是国家的钱，所以往往忽略成本，竞相攀比，人为抬高球员身价；如果是私企老板经营足球，他们每花一笔钱都会仔细考虑，如果整个行业以此为风，那投资足球的花费就小多了。

　　而中国足球的现状却是——投资足球的代价过大，而足球市场却创造不出对等的价值。“我们现在的联赛是什么样子？一个没有公信力的联赛，没有公信就没有市场，至今中超还没有找到赞助商，这说明什么问题？中超联赛的牌子根本不值得商家投入，外围商家都看清了形势，难道我们内部的经营者就没有成本概念？”常金月说，足球运动员的薪资水平应该与整个足球市场的行情挂钩，市场行情不好，队员自然没有理由拿高薪。

　　“我在提案里提到了限薪的问题，中国足球队员的年收入竟然是普通人平均年薪的130倍，他们为社会做出了多大贡献？凭什么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常金月透露，作为玉泉森信集团的总裁，他殚精竭虑夙兴夜寐，一年年薪也不过几十万，这个数字甚至不如某些俱乐部替补球员的工资。“那些为国家和社会进步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他们一年的收入却不如一个普通运动员的零头高，这种现象正常吗？”

　　不过让常金月高兴的是，投资人们似乎已经意识到这种高投入带来的巨大负面效应，限薪作为足球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被提到议事日程，而像云南红塔、青岛颐中等一些原先投资足球的国企也相继退出。“我去年在提案里呼吁的事情，部分得到实现，这是一件让人非常振奋的事情，虽然目前还有国企投资足球，但任何事情都不能一刀切，我当初就说了，国企退出足坛要慢慢来，需要一个过程，时间为3到5年。”

　　谢亚龙说，足球是公共产品，可以适当盈利。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谢亚龙说，足球是公共产品，可以适当盈利。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其实作为一名俱乐部老板，他首先是要足球能够盈利，只有能够取得效益，才有可能进一步投入足球，社会企业才有兴趣参与足球事业。只有这样，才能使足球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足球水平才能够提高。”常金月从经济角度分析了谢亚龙的“准公共理论”，并指出，谢亚龙的理论恰好弄混了事情的因果关系，把盈利和提高足球水平本末倒置。

　　对于盈利模式，常金月也有自己的理解，“企业通过足球盈利，并不是非要取得多少现金收入，盈利可以表现在扩大企业知名度上，即广告效应。”在这方面，他的观点与谢亚龙的“准公共理论”有些相同之处，前者也将广告效应作为足球对投资者的一种回报方式。所不同的是，常金月认为企业必须在核算成本的基础上投入，得到的广告效应必须“对得起”自己的投入。

　　但是现在一家中超俱乐部每年最少投入四五千万，有的甚至超过一个亿，企业要想通过广告效应达到弥补损失、甚至盈余的目的，显然是不可能的。“介入中超的门槛被人为炒作得畸形偏高，而事实的情况却是，中国足球运动员的收入是所有运动项目中最高的，但成绩却是最差的。”

　　我们企业家经常开玩笑地说，如果想毁掉一家企业就让他投资足球。

　　实际上，常金月也算是一位靠体育起家的商人。20年前，他只是济南一家小饭店的个体经营者，如今却拥有一个集团公司，小饭庄也变成了百米高的玉泉森信大厦——一座四星级大酒店。能够拥有这样的飞跃，他说自己是借了乒乓球的东风。

　　1987年，中国乒乓球队教练徐寅生迫切希望一家企业能够赞助培养青少年球员，但联系了几家公司都无结果。远在济南的常金月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刻产生了赞助乒乓球国家少年队的念头，“之所以那样做，其一是我的确很喜欢乒乓球；另外乒乓球是国球，有着很大的广告与社会效应。那时候我一年经营收入只有10万左右，而赞助乒乓球队的费用就高达4万，不过我觉得很值得。”正是与乒乓球结缘的关键一步，让常金月的企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而赞助乒乓球的社会效应也给他带来了不错的回报，如今能够当选人大代表，常金月说这其中有乒乓球的一份功劳。

　　当被问及自己是否有兴趣投入足球时，常金月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我可玩不起！现在投入足球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我们企业家经常在一起开玩笑地说，如果想毁掉一家企业就让他投资足球。”常金月周围有不少私企老板想投入足球，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愿望，大多是出于对足球的原始热爱，但前车之鉴却让这些人望而却步，不少老板都知道西安人李志民投资足球弄得倾家荡产的故事。

　　“你觉得一家俱乐部的年投入要下降到多少，经营者才不至于亏本？”记者问。常金月稍微迟疑后作答，“最理想的投入资金应该是在1000万左右，队员的年薪应该控制在50万以内，这与当前的市场比较合拍。”常金月说，目前他旗下的玉泉集团账面资金往来一年高达6亿，但对于投资足球，他想都没有想过，他不想让自己多年的经营成果毁在足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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