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戴琳[微博]的转会费，可能会对申花俱乐部继续留在上海有一定的帮助。所以，不管多舍不得，如果我们走了就能让申花留在上海，我还是选择走出去，宁可自己做出牺牲。”2006年，名不见经传的守门员王大雷[微博]被上海申花[微博]老板朱骏[微博]点名收购。几乎成为申花历史上最佳门将的他，今天上午在康桥基地与申花球迷告别。王大雷几度哽咽，“以前不会考虑这种事(转会)，因为家就在这里，如果球队搬到昆明，就不是我的申花了。现在球队正在最低谷，工资和奖金发下来都有困难，这需要有人做出牺牲。”

　　正处于职业巅峰期的王大雷和戴琳今晚抵达济南，有不少济南球迷赶到机场欢迎新援，王大雷和戴琳激动地表示“要为鲁能争取中超冠军奖杯”。据记者了解，山东鲁能[微博]用不低于4000万元的价格从申花购入两员后防大将，这笔钱确实能够帮助正在水深火热中煎熬的上海申花暂时脱困——新赛季目标“保级”的申花，还想按计划去西班牙和韩国拉练，还要为留下外援伤神。王大雷和戴琳只是第一批转会球员，随后，“申花超市”还将继续营业。

　　在广州恒大[微博]和山东鲁能这些老对手纷纷加大投入以创造辉煌的“新中超时代”，上海申花这支老牌球队却要靠甩卖当家球星度日，其凄惨悲凉足以令球迷唏嘘。

　　“我们西迁昆明就是为了生存，不像有些媒体报道的，是讨价还价的手段。我们就是为了生存，就是这么个简单的理由。从2007年以后，球队基本上就是朱骏一个人在支撑，没有新鲜血液加入，俱乐部想在中超联赛里维持都非常困难。”申花俱乐部董事长周军[微博]告诉记者，“至于和云南方面的合作，把球队搬过去，是因为上个赛季云南赞助商给了3000万元，没有那3000万元，恐怕申花就要降级了。所以，我们这个赛季就想搬过去，总不能翻脸不认人啊！”

　　尽管昆明方面热盼拥有一支中超球队来增添城市荣耀，但上海体育局很难在申花外迁的报告书上签字。原因有三：申花俱乐部非朱骏独资；银行贷款未清；与东亚俱乐部尚有债务纠纷。一旦申花迁至昆明“改名换姓”，则无人敢担保申花的“债主们”能够讨回债务。

　　无计可施的申花俱乐部只能在元旦假期结束第一天就找中国足协要求“仲裁”，但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多位专家对此事态度不一，其中上海市足协“俱乐部未全部清偿所有债务，不宜变更注册地”的公文被申花律师认为“超出管辖权范围”，更让仲裁委员会“不敢怠慢”的是，1月15日是中超俱乐部注册截止期，无论上海申花能否迁至昆明，中国足协已经做好了“延期注册”的准备。只不过“上海申花”还是“昆明申花”的抉择，已经成为中国足协必须面对的最大考验。

　　若以目前全球范围内条款最为规范的职业体育赛事NBA系列赛为例，1984年大卫·斯特恩成为NBA总裁至今，NBA全球化的商业扩张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其中涉及球队迁址的处理办法，实在值得中国职业体育的投资者们好好研习。

　　2001年，灰熊队由加拿大温哥华迁至美国中南部城市孟菲斯，这是NBA历史上首次为处理球队迁址事宜制订规则，由于温哥华没有任何理由阻拦球队离开(灰熊队被视作投资人私有财产，与当地体育行政部门没有任何瓜葛)，因此球队得以顺利搬迁——球队迁址方案要得到超过29支(当年)球队半数以上老板的同意，才能被联盟批准。2002年，黄蜂队由夏洛特市迁往新奥尔良，同样经过了这一程序。新奥尔良市所在的路易斯安那州州议会，在通过了相关法案后同意黄蜂队进驻，而黄蜂离开夏洛特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夏洛特市市民投票否决了为该队修建新主场的方案(造价约2亿美元)。

　　事实上，在黄蜂之前，新奥尔良市曾先后试图引进森林狼和灰熊，但均以失败告终。而最近的一次球队迁址运动，是2013年4月国王老板希望将球队从萨克拉门托迁至西雅图，但由30家球队老板组成的联盟迁址委员会否决了这一提议，国王只能继续留在萨克拉门托。

　　由完善制度进行管理，由联盟投资者投票表决联盟重大事宜，并组织球员工会代表球员和投资者进行薪酬谈判，以帮助劳方获取最大利益，NBA在追求商业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并不忽视联盟整体价值观的培养，而这才是NBA不断焕发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为此，联盟宁可停摆，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也在所不惜。

　　“历史遗留问题不好解决的根本原因，就是行政部门介入太深，很多球队甚至就是当地体育局组建的，所以现在谈‘管办分离’，就是希望把体育产业交给市场，首先避免资源垄断现象发生。其次，要建立联赛委员会，把话语权和决定权交给从业者，包括投资人和劳动者，因为他们才是依托联盟生存的，不像体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学专家告诉记者，“中国足协这两年一直在推行‘管办分离’，效果暂且不谈，前不久体育局长工作会议篮管中心也提到在做这方面的筹备，但如果我国的体育法没有改进，‘管办分离’就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根源还在立法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1995年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实施，但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的逐步变化，《体育法》的修订迫在眉睫。据记者了解，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国家体育总局已经向国务院递交了修订《体育法》的报告。最近两年，多项具体条款基本修改完成，从“行政管理”向“职业体育”的倾斜，将是新版《体育法》的特色所在——有了法律依据，申花俱乐部外迁昆明或许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莫衷一是”，而职业体育系统对于市场的依托，也将得到更好的实际保障。

　　本报北京1月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