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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追忆国安二十年 揭秘“国安永远争第一”由来

http://sports.sina.com.cn  2012年03月12日04:46  北京晨报微博

  南二环,永定门畔,始建于1936年的先农坛体育场早已远离了北京足球迷的视线。20年前,北京国安(微博)队在这里出生,并度过了最稚嫩的幼年。抬头可见永定门的确是个好兆头。生于1992年的北京国安队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以来唯一一支从未改变东家的球队。

  诞生   开口谈钱的企业出局

  1992年6月,被称为中国足球“遵义会议”的红山口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以改革为主题,确定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专业足球时代就此向职业足球时代转变。

  中国足协给各队下了死命令:12支甲A球队必须抓紧组建,1994年,甲A联赛必须开打。

  北京市体委自然也接到了足球俱乐部化的任务,时任先农坛体工大队党委书记的刘文雄后来回忆说,当时共有4家企业愿意与北京市体委合作,包括一家香港公司和一家私企,其中一家企业在洽谈时首先问道:“什么时候能盈利,5年可以吗?”

  这让刘文雄无法回答。毕竟职业化改革刚开始,未来会怎样,谁心里都没底。而最终选择国安,是因为“他们想踏踏实实做点事情的态度,让人放心”。

  于是,成立于1955年、曾五夺全国冠军的北京男足与国安牵手了。

  1992年底,俱乐部开始组建,第二年6月份,办下了营业执照。国安队组建时担任副领队的王海鸣说:“那时候(国安组建前)有两个足球班,男足的一二队,还有女足,杨祖武和我负责。当时他是班主任,所以到国安队后,他是领队,我是副领队。”

  北京国安队正式组建后,1992年年底,在当时的先农坛体委大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于当天的场景,现任北京电视台《天天体育》栏目外采统筹的赵迎军(微博)还有印象:“确实开了个发布会,不过去的记者也就是寥寥几人。除了电视台外,好像还有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中国体育报的记者。不过那会儿对于成立足球俱乐部这件事,我自己没什么太大感觉。”

  当年的人们对于足球职业化持何种看法?赵迎军还记得自己曾就“如何看待足球职业化”这件事采访过当时的北京市体委主任万进庆。“我记得当时他说自己也不是很懂职业化这件事,只是认为足球改革迈了很大一步。只是足球项目脱离了各级体委,那会儿他对于发展前景不是很看好。”

  起步   “杨大爷”一年364天上班

  中国足球职业化了,足球人有顾虑,有惊喜。

  国安队成立时,王海鸣担任了球队的副领队,领队由杨祖武担任。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王海鸣说,那时候大家确实心里都没底:“那会儿对于职业化这个概念很朦胧,谁也不知道职业化是什么样。不少老教练觉得有顾虑,因为当时大家这么多年都在体委,认识的人也都是体委系统的。职业化以后,关系就得转出去。如果职业化搞不好怎么办?还能不能回来?”

  1996年,北京国安队从先农坛搬到工体。因为京城球迷对球队的热情和关注度越来越高,为北京亚运会改造过的先农坛足球场,也已经不能满足太多北京球迷到现场看球的需求。

  也在同一年,国安俱乐部让金志扬等教练将关系从体委转到国安。金志扬回忆说:“当时为了这事谈了好久。俱乐部给我们做工作,后来大家才同意把关系转出来。”

  “国安永远争第一”现在已经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很多人不知道它从何而来。现任北京市足管中心副主任刘军,向记者回忆了1995年的一幕:“那年的1月份,国安开董事会。有记者问董事长王军: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王军就说,搞比赛嘛,就是永远得争第一。不争第一算什么竞技项目?后来经过记者的总结提炼,就有了‘国安永远争第一’这个口号。”

  刘军1995年来到国安俱乐部,当时俱乐部的工作处于起步阶段,负责俱乐部日常具体工作的只有四个人。刘军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杨祖武、我、小康(康玉明(微博))和一个会计。再之前,就只有两个人。”

  事多人少,几个人只能连轴转。曾经有人打趣说:“杨大爷(杨祖武)一年365天,有364天是在俱乐部过的。”

  千头万绪,这让杨祖武压力很大。来到国安后,杨祖武曾经说:“让我管球队,我不怕,我有经验;但是管俱乐部,确实没有头绪,尤其还要处理经营等方面的事情。以前我当班主任,上面有体工大队管着,这些行政的事都不用操心,但现在一下从被管的变成管人的了。后来李老板(李士林)告诉我,谁都不是天生就会,慢慢学。”

  让大家开心的是,国安从一开始的赞助就不少。当年的赞助商数量虽然无法与现在相比,但相比较于国内其他很多球队,那时的国安就已经有胸前、背后广告了。

  变化   金志扬定下绿色队服

  俱乐部成立了,球队与以前有什么变化?球员能感受到,但球迷们在最初两年并没有感到太大区别,大家聊到国安,脱口而出的还是“北京队”。

  直到1995年后,国安队才开始叫响。在此之前,北京球市没有想象中火爆,平时极少有球迷去看训练。

  1994年时,先农坛最好的上座率是能有几千名球迷入场。甚至,在职业化初期还没有“上座率”这个概念。

  1992年时,赵迎军刚入行不久,回想起那段日子,赵迎军说:“那时候老一辈的记者也跑过球队,不过没那么勤。因为北京电视台1992年有了专门的体育新闻。所以从那年开始,去球队采访也开始变多了一些。”那时他去采访的球队不叫国安,叫做北京雪花队。

  在先农坛大院的训练场里,赵迎军见到了正在训练的队员们。

  当时的他们与其他专业队的运动员没有任何区别,都在大院里生活、训练,甚至在训练场上,也看不到整齐划一的队服。赵迎军说:“参加训练的那么多人,穿什么衣服的都有。”

  后来,金志扬将国安队的队服确定为绿色。老金确认了这件事:“对,当初是我定的队服颜色,有这个事。那会儿就是根据个人喜好,因为我喜欢绿色。认为绿色象征生命、阳光、健康,所以队服主色选了绿色。”

  俱乐部成立,运动员的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经历开始的紧张不安后,很多人很快就非常知足了。当时去采访曹限东,他说了一句让赵迎军印象深刻的话:“生是国安人,死是国安鬼。”只是随着中国足球职业化的逐渐推进,这句话最终变成了过眼烟云。

  那时王海鸣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是:“收入提高了,这方面变化很大。我们1985年拿全国冠军的时候,雪花给每个队员奖励了一台雪花的单门冰箱,当时已经觉得了不得了。”

  此前运动员的待遇很低,国安与北京足球牵手前,王海鸣的月工资是二三百元,来到国安后,他的收入涨到了一千元。

  那时候高峰(微博)的月工资是1600元,后来俱乐部给队员们上调工资,1600元变成了5000元。这种涨幅让许多人咋舌,刘军也笑着说:“那会儿确实觉得涨得那么多!因为我们之前在机关上班,每月就是几十块钱。”

  风波   国安可以隐忍不能被欺

  20年的历程总会有风雨波折,不过与很多俱乐部相比,国安在资金上一直没有遇到过难题。最不顺的两次,当属因小王涛(微博)(微博)被足协处罚而引发的“国安退出风波”,以及那次著名的罢赛事件。

  刘军回忆说,在2000年前,对于中国足协下达的各项文件,国安俱乐部执行得都非常认真。但在2000年足协在一场联赛赛后追加处罚小王涛,国安从罚单中发现了不同:“那个处罚不合理,国安肯定不满意,但是足协当时根本就不听解释。”

  有人评价,从那个时候开始,国安跟足协“离心”了。李士林因此一怒宣布要退出中国足坛。

  最终,国安没有退出。赵迎军还记得,当时有不少球迷聚集在国安宾馆外,支持国安对抗足协的不公正。李士林请球迷代表们到国安宾馆一层的咖啡座谈心,含泪给大家做工作。国安,留下来了。

  4年后,国安再次遭遇挑战。那个罢赛决定令舆论哗然,被认为是“挑战世界足球的权威”。赵迎军用“刚直不阿”来评价当年国安的行为:“国安就是这样,自己可以承载很多东西,但是你不能欺负我。”中国足坛掀起反赌扫黑浪潮后,确认周伟新确实在那场沈阳金德与国安的比赛中收受了贿赂。事实还了国安一个清白。20年,一个俱乐部会遇到各种困难,好在,国安坚持住了。

  ■国安光荣榜

  足协杯冠军3次 1996年,1997年,2003年

  超霸杯冠军2次 1998年,2004年

  中超(微博)联赛冠军1次 2009年

  中国足球先生:冈波斯(1997年 巴拉圭);耶利奇(2005年 塞尔维亚)

  联赛最佳射手:耶利奇 21球 (2005年 塞尔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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