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贾蕾仕(微博)报道 在香河 “特代会”上，职业联赛理事会正式成立，作为职业联赛理事会全体委员会议的执行机构，执委会由19人组成，其中5人来自中超(微博)俱乐部，地方协会和专家代表各4人，中国足协3人，中甲俱乐部2人，中超公司1人。看似中超俱乐部能够进入职业联赛管理机构的最顶端，可是由于中超委员会被取消，中超联赛的权力被收到理事会执委会之下，这实际上稀释了原来俱乐部应有的话语权，这意味着只有5个席位的中超俱乐部已经丧失了对中超联赛组织和经营的决定权。也难怪北京国安(微博)副董事长张路(微博)表态，“如果执行新的方案还不如不改”。在自身权益受损后，中超俱乐部却奇怪地保持了缄默，这背后更多的是一种无奈。

　　职业联赛的管理与其他行政单位和公司有着巨大的差异，足协和中超俱乐部作为中超联赛的股东和经营者，更应该专注于经营和组织中超联赛本身，而不是去指点整个职业联赛，甚至包括中甲，从工作范畴来说，这是足协内部管理的事情。某一个足球联赛中有特定的比赛参与者和决策这，也有针对性极强的开发对象。这在其他所有国家联赛也一样，不会出现皇马(微博)或是巴萨(微博)对西乙的球队指手划脚，难以想象英冠或英乙联赛俱乐部会对曼联(微博)、利物浦(微博)等豪门俱乐部的比赛行使有可能是决定性的一票，而新的方案意味着今后有可能出现刚刚升入中甲的福建骏豪在当选委员后投出关键一票否决中超联赛事务的一幕。

　　多家中超俱乐部对理事会取代中超委员会感到无奈，在2004年首届中超联赛开赛前，足协发布了《中超委员会工作规范》，其中规定“中超委员会中国足球协会委员三至四名，由中国足球协会副主席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担任；俱乐部委员十四至十六名，其中，每俱乐部选派一名委员，该委员由俱乐部董事长、总经理或由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人员担任；协会委员十四至十六名，但同一协会会员注册多家中超俱乐部时，只能选派一名委员；社会专家委员三至五名，聘请法律、经济、财务、足球等方面专家担任。”

　　中超委员会工作规范在落实后，确实也受到了较好的效果，比如再也不会讨论诸如暂停升降级之类的事情，而在中超委员会中，16家俱乐部在实际中超委员会35名委员会中，占有的比例约为45%。但是现在新成立的职业联赛理事会规定执委会中“重大事项需超过三分之二通过”，只有5席中超俱乐部占有执委会比例仅有26%，其他票数相加超过了三分之二，这就是说，他们已经成为无足轻重的小部分，或者说中超联赛的重大决策已经与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再从商务方面而言，《中超公司章程》中明确足协占36%的股份，每家中超俱乐部4%的股份计算总计能够达到64%，按照这个比例，也有极大的权益。现在中超俱乐部还担心的是“取消中超中甲委员会、成立职业理事会后中甲俱乐部是不是也要进入中超公司当股东”，二者创造的市场价值都有很大的区别，俱乐部担心自身的权益受损是正常的心理。

　　如果作修改，现阶段最符合国情的措施是执委会下恢复中超委员会和中甲委员会设置，使中超俱乐部充分自治，并与当地会员协会加强合作，通过会员协会协调赛区管理，同时中国足协拥有一票否决权；中超公司负责中超联赛的开发，今后过渡到中超公司按章程来管理、经营中超联赛。

　　其实对职业俱乐部的管理，足协也不能一味放权，有一个制衡的手段来管理职业联赛是应该的，只是一个度的把握。足协与俱乐部应该在设计好的轨道上共同让中超联赛平稳运行，而不存在放权或是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