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8时30分，建外大街上车来车往。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已经进入工作状态，在拥有270度开阔视野的办公室里签阅一些文件后，开始接受记者的专访。“你的问题都可以问，不用考虑时间。”王健林把水杯放到茶几上，坐定后说。黑色皮鞋、深色西裤、白衬衫、精致的领带、一头黑发、从容的笑容，他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但此刻，他是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大赞助者。

　　【回归】

　　觉得中央真正重视足球了

　　新京报：万达如今回归与当年离开，分别对足坛产生了什么影响？

　　王健林：影响也不会太大吧。当年离开足球时，大家觉得一个成绩最好的俱乐部不干了，可能会有点儿遗憾。我记得当时央视还做了一期节目。

　　今天回归足球，可能更多的是带给人们一点期许，觉得万达愿意回归，至少是一个好的兆头。这说明大家对足球现在还是关心的。但是你说(万达回归)有多大的作用，还不好说。

　　新京报：是什么原因真正促成你赞助足球？

　　王健林：促成这次回归，核心理由是两点。一个是中央领导有号召。胡总书记去广州视察亚运会的时候，接见了容志行。习副主席表示一定要把足球搞上来，前后两次发表谈话。延东同志也亲自找我谈话，希望我们能站出来支持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我觉得中央真正重视足球了，这就意味(足球)是向好的方向转化。

　　第二点，足球在中国的影响力很大。我注意到，只要有国家队、国奥队比赛，这些新闻都是网络的体育头条，说明看球的人还是多。我们竞技水平再烂，中超每场还有一万多人的上座率，说明它还是第一运动。这两方面促使我还是回来。

　　新京报：领导有指示，社会有需要，个人有能力。上述三个条件哪个是最主要的回归因素？

　　王健林：最重要的是社会需要。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也是中国的第一运动。尽管这十几年竞技水平不高，但我觉得群众的真正热情还在。

　　两周时间写了5000字报告

　　新京报：决定回归之前，万达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准备？

　　王健林：最早是有关领导找我，要求我写一份对足球的建议。我花了两周时间找了一些人谈话，搞了一些调研，最后写了一个大概接近5000字的报告，这个报告也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示。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我重新回归足球的一个转折点。

　　新京报：回归的前提是什么？是否考虑利用赞助商的身份来净化足坛环境？

　　王健林：净化中国足坛我觉得还要看，这是在总局层面和中央领导层面。这次回归足坛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看到始于两年前的那场打黑运动。那次打黑，抓了这么多人，三个足协高层都被抓进去了。涉案人员从领导到中层、到裁判、到运动员、到俱乐部，这种大面积(治理)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要想真正使足坛净化，起码在中央高层在体育总局始终保持这个高压态势。之所以我愿意回来，也是了解到今后的中超比赛、国内比赛，公安部门会始终参与。用高层领导的话讲就是“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我觉得这也给我一个信心。

　　新京报：在讨论赞助中国足球的时候，万达集团内部是否产生过分歧？

　　王健林：公司里没什么不同的意见。每年公司都有几个亿的资金安排，做公益或做一些别的支持，无非就是往哪儿投的问题。没什么大争议。

　　【合作】

　　5亿是一条一条算出来的

　　新京报：在与足协谈判的过程中，有没有因为要求过多而陷入过困境？

　　王健林：没有什么僵持局面，很多事情是水到渠成的。合同的基本框架协议书，几个月前就给了足协了。其实我们跟总局和足协谈判花的时间很短。

　　新京报：也就是说，谈判基本没有周折？

　　王健林：我们提出来的东西修改很少，拖了几个月再签，我想这可能是政府办事程序问题了。

　　新京报：这个效率与万达的效率相比，是否感觉时间太长了？

　　王健林：这个肯定长一点。如果有人给我们送钱，可能我第二天就签了。他们这个我也能理解。开党组会，可能还得足协副主席都得在“家”。体育总局再开会，可能也得正副局长都在一起。可能还有审批的时间，我想应该是程序问题。

　　新京报：你在签合同时为什么把数字设定为5亿？

　　王健林：这是谈判的结果。首先谈的是冠名权，觉得六千万就足够了。剩下的那些钱是大家一条条算的，青少年联赛大概花多少钱，女足大概要花多少钱，国家队(要花多少钱)。其他钱基本都有谱，就是两个数字我现在不能确定：一个就是送出去培训的球员，原来说40个，现在可能增加60个，这个费用要跟欧洲俱乐部谈。第二个就是国家队目前还没有(给出数字)。所以五亿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不少于这个数字。

　　新京报：6个合作方向是如何设计出来的？

　　王健林：这跟调研报告上的几个建议是吻合的。给中央写的报告里面，不光有自己的想法，也找了一些记者、足球人座谈，大家觉得中国的症结就是在于基础不行，所以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写了一个建议，谈到青少年、女足、裁判问题和请高水平教练，另外就是小球员的发展。

　　现在看来已经很值了

　　新京报：如果加上后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否考虑过投入的总价值一共是多少？

　　王健林：总价值倒没有考虑。投5亿就引起全国那么大关注，我觉得就已经值了。有些事情领导关注群众不关心，有些事情草根关注领导不在意，这个事情领导群众都关心，说明这个事情是好事，至少我觉得这就已经值了。如果我们真起了一个火车头的作用，由此带出来一批企业搞俱乐部或者搞别的(足球项目)，那我觉得就更值了。

　　新京报：现在的万达和11年前的万达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重新投入足球有何影响？

　　王健林：最大的变化就是实力上的不同。11年前的万达实力还比较小，现在的万达收入过千亿。现在再来支持中国足球，最大的变化是实力剧增。

　　新京报：这笔投入对于万达集团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王健林：对万达集团应该没什么影响。我们每年都有预算。再加上企业规模现在越来越大，能力越来越强，应该不算什么。

　　【影响】

　　万达起一个敲门砖的作用

　　新京报：这次赞助对于企业的形象宣传有哪方面的影响？

　　王健林：我想还是正面多一些。我看到一些评价，大家总体来讲是正面的。有一些人担心钱会不会又扔到水里去了。可能有人还是用过去的眼光看足协。我倒是有一个预感，可能中国足球的又一个春天即将来临。中央的、企业家的、社会的，三个层面的力量都发动起来了，现在应该是中国足球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新京报：是否会借助商业力量改变中国足球硬件基础薄弱的问题？比如进军体育地产建造很多球场？

　　王健林：这个恐怕不会，暂时不会改变我们的商业模式。不过足球水平上不去，基础设施确实差，每个城市的足球场比例太少了，我希望总局在基础设施方面要有一些硬性规定。大企业投专业足球场还是很容易的。政府划拨土地，专业足球场纯建筑有两亿够了。

　　新京报：你希望万达投入的5亿能起到的最大作用是什么？

　　王健林：最大的就是起一个敲门砖的作用。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让大家知道，过去最好的俱乐部老板又回来了，还愿意投这么多钱。希望通过我们的介入，带动更多的大企业来关心和支持中国足球。如果都是一些大企业搞足球就好了，毕竟是市场历练出来的，做事有规矩，有计划。

　　【个人】

　　不喜欢被叫成足球铺路人

　　新京报：你本人将拿出多少精力来关注足球？

　　王健林：要看足球怎么发展了。如果足球走势好，观众上座率高，可能我就会花更多的精力。

　　新京报：足球方面投入精力对万达有没有影响？

　　王健林：应该不会有影响。我们公司计划性很强，今年又首度实行了模块式管理。完全是计划式管理，我几乎对业务上的事情(都不过问)。其实我本身可能大部分精力都在社会活动上。

　　新京报：若干年之后提起王健林时，你希望人们的第一反应是中国地产界的传奇人物？还是中国足球复兴的铺路人？

　　王健林：这两个我都不喜欢。以后人们评价我，觉得我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企业家，我就很满足了。所谓社会企业家，就是将社会贡献当做自己的第一责任，而且努力去践行这些标准，这是我追求的。西方对企业家最高级的评价就是社会企业家。比如像比尔·盖茨、巴菲特，挣很多钱，但是挣钱的目的最后是捐给社会。我宣布自己的90%的财产捐出来做基金，就是希望做一个示范吧，中国现在的企业可能在这方面缺的比较多。我希望中国企业发展像美国企业一样。美国的慈善捐助93%来自民间、企业和个人，中国这块做得不好。美国社会捐赠相当于每年生产总值的3%到4%，咱们中国大概只有千分之零点五，每年社会捐赠只有GDP的千分之一都不到。差距太大，将来我可能更希望是这个目标。

　　新京报：足球只是万达回报社会的一个方式？

　　王健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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