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带着上海东亚队征战中甲而无缘“陈毅杯”,少帅刘军充满了遗憾,然而他却是少数能从球场上弥补这种遗憾的人之一,因为他带着一支承载上海足球希望的年轻球队,那里面有未来的范志毅、成耀东、刘军。而且,他依旧作为申花时代的恩师徐根宝的助手,在延续着足球的情缘。
今日·刘军
搞过足球的,最终特长还是在足球上,这已经是我们这批人的标签,做其他的可行度总是要打问号的。
——刘军
刘军:足球是我们的标签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张晓露
去年40岁,曾经想过“退休”
2009年,刘军辅佐徐根宝在崇明带队,他们师徒携手为上海在相隔26年之后重捧全运会男足金牌。但是去年一年间,刘军的身影从球场上消失了。
“去年我40岁,我从10岁正式步入少体校踢球,到全运会带队拿冠军,正好30年,心情非常疲惫。当时我的孩子13岁了,家里事务也需要关心关心,在那种情况下,我离开了足球。”刘军的儿子在世界外国语学校读初中,“帮他选择了语言,是因为考虑将来人们的生活环境,更需要语言上的沟通。”就这样上半年刘军在家里做着全职父亲,下半年他购买的一套期房交付,他又忙开了装修。“忙了好几个月,不是夸口,我这套房子装修得蛮好,我甚至想退休了,从此开始享受生活……”
两个因素迫使他最终改变了决定,“在家里的时候,我应邀去IPTV讲了大半年英超,发现自己的足球情结真是解不开。有时分析曼联、切尔西包括其他球队的场上情况,和主持人娄一晨等交流应该怎么调整?哎,下半场还真是这么调整的,有感觉!有了这种经历的累积,渐渐重燃起搞足球的欲望。”而就在他装修好房子不久,徐根宝的电话又来了,“他说今年队伍调整比较大,需要年轻教练充实队伍。”再度邀请他去崇明协助带队,刘军谨慎地思考一番后,接受了邀请。
做了一阵“好爸爸”,刘军对孩子教育的理解其实也发生了变化,“对一个男人来说,工作肯定是生活很大的一个组成部分。教育儿子,倒未必需要你一直在身边,你的理想,你的事业,或许对儿子的教育意义更大,也是一个榜样。”
而更重要的,是对足球情感的唤醒,“现在真正意识到,人的幸福感来自于精神,而不是物质。人生其实蛮痛苦的,没人能说什么是完全正确的,什么是错的。只要你能根据你的能力,把工作生活调配好就行了。不管怎样,对上海足球的情结,对中国足球腾飞的渴望,这些从没有失去过。”
而和上一次赴崇明不同,这次刘军的回归,对教练的职责,甚至对足球本身的思考更深,“搞足球必须要付出,走这条路一定是艰辛的,不做好这个准备就不回来了。最重要的是明确目标,我既然带队,一定要带出风格,培养出几个有特点的球员,让别人津津乐道!”
刘军推动“中国之队”标识更改
回到崇明的同时,刘军又报名参加高级教练员培训,继范志毅、李明等之后去昆明报到进修。“回顾中国足球这十几年,穿插着太多社会上好的与不好的东西。这一点不得不欣赏日本足协,他们搞职业化,先有计划有准备,才开始实施。我们当时完全是‘试点’,但就是出现了问题,对中国体育格局做过贡献,出的问题对其他项目的职业化也起到警示作用,我觉得是达到了目的的。作为足球工作者,今年看到中国足球界的整治行动,感觉足球环境开始回到当初有序的一面。包括国家队,也让人看到了新的气象。越来越相信中国足球也能像欧美优秀的足球那样,中国联赛也会向五大联赛那样渐渐建设起来。作为教练,整体素质也需要慢慢提高。”
有趣的是,在昆明的高级教练班求学期间,刘军还为“中国之队”标识的更新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一次我开玩笑说,现在这个标识不太好,城墙可以看做五个门,五个门前一个球,那还不是被别人随便打打?”没想到过了没多久,中国足协和福特宝公司还真开启了中国之队标识的更换,“现在的标识好看多了,希望是代表一种足球理念的回归吧!”在这个教练班上,刘军觉得自己学到了不少,“训练方法手段更多样,观察理解更加透彻,运用到工作中就更加得心应手。”
所谓学以致用,对刘军来说还有一个难以替代的优势就是身边的榜样——徐根宝,“徐指导真是活到老学到老,他不断地在探索和总结,我们从他那里也不断有新的东西可以学。当年他搞申花,推出抢逼围也是一种摸索,现在搞抢逼围、接传转更是进了一步。最近这十年他不断完善着理念和战术思想,尤其这一年来,他又在六字基本技战术上继续充实,而且和实践相结合,用一些口诀让我们教练和队友都心领神会。有他在身边手把手地教,跟在书本上学的当然不一样,收获也更大。”
“我们足球上不去,很大程度上是教练缺乏风格,训练大同小异。当然,从跟着徐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我也体会到教练工作的成熟,成绩的取得需要很长的时间。”
刘军感慨,在成绩面前,足球教练是一种阶段性很强的职业,“搞过足球的,最终特长还是在足球上,这已经是我们这批人的标签,做其他的可行度总是要打问号的。做教练,上课下课就是经常的事情,难免会失败,再失败,就像一块钢,不断地要上火、退火,成功的教练往往要到50岁吧!”
浓烈感觉不再
谈到历史,有过国脚时代辉煌的刘军也承认难以绕开“申花”这个特殊的名字,但是他又直言这个名字现在带给他的复杂心情,“讲到申花,总是感觉有一点可惜。最可惜的就是,现在的申花无论是人员还是其他各个方面变动实在太大,不仅在球迷心目中造成了影响,在我们这些老申花的心中也难免有些改变,总觉得,再也引起不了浓烈的感觉了。”刘军在讲这份属于过去的申花的“浓烈感觉”时如此阐述:“当时的申花,从教练、领队、每个队员,甚至到当时市里领导方方面面关心,外界的媒体,球迷……大家都是以无私心态来看待、关心、从事上海足球,那种社会背景再也难以超越。尽管,要说现在职业联赛更规范,食宿条件之好我们那时候都没法想象。”
在那时的队里,刘军人缘很好,“毛毅军、卞军、祁宏、申思、范志毅、吴兵、成耀东……基本上关系都不错。现在我在崇明,和他们在一起就不是很方便了。但看到他们在自己工作取得好成绩,从内心对他们祝福。有几个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可能现在联系更难了,也是阶段性的吧。我想,过去的辉煌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他们对上海足球作出的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也正是因为这种失落,刘军认为“陈毅杯”的再聚首对这批人,对关心申花的媒体和球迷意义才更大,“球迷津津乐道当时的足球氛围,报纸媒体也还是在为老申花时代留恋,证明那个时代现在还没被超越,如果有新的辉煌超越那时的我们,当时的情结就会慢慢淡漠掉。”他主动向戴春华建议:“能不能一年聚一次,搞成定期,形式上可以是慈善公益性质的,目的是回馈这座城市,纪念往日的辉煌,公益事业也有助于对后人树立个样板。其实我们有些人也一直在做。像张毅,每年大年夜把方纫秋、包瀛福、刘庆泉、王后军、顾兆年等老教练基本上都请齐,去他自己开的天豪大酒店聚餐。他的生意做得很不错,但每年都不忘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