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贾蕾仕北京报道 上周一结束中超公司老总的职务后，郎效农经过三天的考虑，决定接受胡葆森的诚挚邀请，赴河南建业俱乐部担任总经理职务。担任过中国足协所有联赛组织职务的郎效农将在俱乐部书写一段新的传奇。

　　刚刚离开中超公司的郎效农，很无奈，他也多少心有不甘。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在刚刚结束中超公司工作的21日，他就接到了来自河南的邀请，河南建业俱乐部董事长杨楠借参加中超公司股东会和中超联赛会议的机会，请郎效农重新出山担任总经理一职，胡葆森也通过杨楠向郎效农表示“将到北京面谈一切待遇”，显示了足够的诚意。

　　其实河南建业俱乐部追逐郎效农已经不是一天两天，早在2007年底郎效农从足协退休后，杨楠就数次到北京邀请郎效农，但是当时郎效农刚刚退休，需要休息和调整，婉拒了杨楠的邀请，这让杨楠心有不甘，在三年多时间里，河南建业俱乐部都一直对郎效农“一往情深”，未有片刻放弃。

　　就在2010年郎效农被宣布聘任为中超公司总经理时，河南俱乐部在为他高兴的同时，仍执着地表示“那就再等他三年”。现在中超公司人事调整，郎效农卸任的消息传出，河南建业的机会终于提前来了，这次他们终于不用再等。

　　为了确保邀请到郎效农，河南建业俱乐部启动了全方位的手段，刚刚开完两会回到郑州的胡葆森立即约请郎效农见面谈。在23日，胡葆森和杨楠专程赴北京与郎效农共进午餐。这个午餐本来是胡葆森和杨楠表达诚意的机会，最后成了一个“工作午餐”，双方敞开心扉，畅谈到了下午5点半，主题就是“如何合作把俱乐部经营好”。

　　郎效农在胡葆森的诚意面前毫无保留地拿出了过去几十年从事足球的所有积累，把对中国职业俱乐部的建设和盘托出。在听完老郎的思路后，胡葆森乐观地表示：“如果这些全部实现，河南建业就是中国最好的俱乐部”。经营了17年的中国足球俱乐部，胡葆森只能怨这个合作来得太迟太迟。

　　在这次畅聊中，河南建业承诺给郎效农整个中超16家俱乐部老总里最大的权力，让他可以按自己的思路经营俱乐部，而且“没有成绩指标，没有经营指标”，这些都是压在那些俱乐部老总肩上的重担。河南建业俱乐部帮老郎卸下了包袱，这更加使得郎效农体会到了对方的诚意。

　　其实胡葆森对足球已经成为一个专家，他从中央的各种态度中，敏感地领悟到，中国足球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在经过多年的足球职业化后，今年可以叫做一个元年，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经过治理整顿，环境得到了根本的改善。”作为中国职业联赛最老资格的投资人，胡葆森表示，“我对于前景同样是很乐观的，如果不乐观我早就退出了。”最重要的是，胡葆森也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郎效农足球理念的推崇，认为“足球需要一些行家里手才能做好”。

　　胡葆森和杨楠为了请到郎效农，做足了功课，在23日那个具有决定性的5个小时长谈中，无论是具体的工作安排，还是生活上，都有了详细的计划，甚至包括办公室的布置。杨楠为此绞尽脑汁想到了所能想到的一切，这番诚意更让郎效农体会到足够的尊重。

　　必须提到的是，双方都没有在薪水上纠缠，当胡葆森和杨楠请郎效农提出薪水条件时，郎效农明确表示：“我做足球不是为了钱，我至今一个人生活现在就足够了，薪水就不用谈了。”这让胡葆森和杨楠对郎效农更添敬重，“我们这么多年没有看走眼，他就是河南建业最需要的人”。

　　不过为了慎重起见，郎效农在结束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后，对胡葆森和杨楠明确说：“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特殊时期，我还需要冷静思考三天，这三天里你们也别给我打电话，我好好想想，三天后我会给你们答复的。”这时，郎效农刚刚从中超公司总经理的位置上下来，处在一种复杂的情绪之中，这一切来得太快了，他需要整理思路。

　　无论是谁在聊了5个小时后，如果听到郎效农的话，都会感到巨大的失落，但是胡葆森非常大度，他对杨楠说：“那您就好好考虑三天，我们的诚意都表达了，就等您的答复。”三天里，杨楠如坐针毡，老郎到底是来还是不来，让她寝食难安，但是为了兑现三天不打电话的承诺，杨楠只能硬撑过这三天，好在这一切的等待都有了一个好结果。

　　在三天之后，郎效农权衡利弊后最终做出了决定，他回应河南建业将到郑州履新。

　　除了胡葆森和杨楠的诚意外，最让老郎动心的是，现在是一个实现自己对俱乐部的规划和建设的时机。过去由于中超环境恶劣，俱乐部老总根本没办法把精力投入到俱乐部经营当中，而是陷入种种场外的人际关系中，现在环境得到改善，老郎可以让俱乐部步入自己设计的轨道当中。郎效农曾给记者看过他对欧洲和韩日俱乐部的记录，他对俱乐部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尽管在与俱乐部碰头的会议上提出过很多建议，但是苦于无法向俱乐部灌输，现在他终于有机会亲身实践，这对中国足球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毕竟中国足球太缺乏这样的专业人士。

　　杨楠得知老郎的抉择后，欣喜若狂，在第一时间就买了车票，连夜赶到北京。今天她和司机将陪同老郎搬家郑州，对签约期限，胡葆森更是豪迈表态：“只要您愿意，签多长时间都可以”。

　　郎效农当年是下乡知青的身份到山西插队，后来踢球，一直到1990年才因为亚运会“返城”回到北京。在21年后，他又要离开北京远赴郑州开始另外一段传奇，这就是一个为足球而生的人的宿命，他将在那里开始新的足球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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