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体育讯　记者陈永评述 作为中超投资人，胡葆森和王宝军在圈内并不太愿意抛头露面，尽管他们旗下的河南建业和辽宁宏运在近年的中超颇引人注目，前者曾经冲击冠军，并把航海体育场纳入俱乐部管理范围，后者试图引领辽宁足球的中兴，上赛季差点打进亚冠军团。

　　但历史的浪潮最终还是把他们推向了前台。在2011赛季大幕揭开之际，作为人大代表的胡葆森和王宝军站了出来，用他们的提案开始引领中国足球新的复兴浪潮，而这股浪潮身后的大背景则是，中国足协和各家俱乐部达成共识：2011赛季将是中超提升形象、重新发展的关键一年。王和胡的提案，在客观上提醒了这个在转暖中渴求生存的行业，原来可以以这种方式发出声音和谋求发展。

　　由胡葆森和王宝军的引领，引起了这次中超发自内部的诉求。上一次中国联赛有这样想要发展的诉求，还是2004年的“G7革命”，只是，同样是投资人自发的一次谋求改变联赛生存环境的行动，这一次却和当年的“G7革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背景：由治入乱到由乱入治

　　在中国职业联赛17年的历史中，其实有4个标志性的年份：第一个年份是1994年，这是中国职业联赛的开始；第二个年份是2001年，根植于职业联赛的中国足球在这一年冲进了世界杯；第三个年份则是2004年，中国足球由治入乱，这一年乱象丛生，并以“G7革命”爆发而达到了高潮；第四个年份则是2011年，经过一个半赛季的整治，中国足球从这一年开始由乱入治。

　　2004年，对中国来说其实并不平静，在这之前一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随后各地国资委在2004年纷纷挂牌。在国资委之前，中国国有企业经历了一次大变卖，很多资产评估数千万乃至过亿的国有企业，在行政干预下以零资产或者负资产出卖。

　　这一年的中国足坛更不平静，中超元年本该万象更新，但在年初，红塔宣布退出中国足坛，随后国奥冲击奥运会失败，而在年底中国足坛更是迎来高潮：先是肇俊哲怒摔袖标，随后国安罢赛，然后上海德比大打出手乱上加乱，最终在10月23日，七家俱乐部召开投资人会议，“G7革命”开始。

　　那是中国足球一个极其混乱的年代，那一年的年底，国家队经历了11.17，再次告别世界杯，中国足球也开始了长达5年的滑坡，直到2009赛季末期公安部重拳出击整顿足球。

　　与之相比，201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开始复苏，经济领域中国有企业的表现成为亮点。在这一年，中国足球也进入大整治时刻，黑幕被不断揭开，南勇、谢亚龙等高官纷纷落马。然而，正如黎明之前是一天中最黑暗和最寒冷的时刻一样，在极其混乱的2010赛季之后，一个全新的2011赛季开始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可以说，无论是2004还是2011，都是中国足球一个黑白交替的年代。只是，2004年黑夜即将来临，2011年黑夜即将过去。

　　诉求：足坛内讧到一致对外

　　“中国还没有为足球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那我徐明就来做第一人。”G7革命的领袖徐明曾经在2004年发出这样的豪言壮语。张海更是表示，自己不是投资人，是民工：“我们要维护我们民工的权利。”

　　G7革命的目标其实非常简单：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在徐明等人的蓝图中，中超要彻底脱离中国足协，建立职业联盟，由投资人来管理中超。在这些投资人看来，中国足协是造成中国足坛黑暗的渊源。

　　这实际上是足球圈内的一次“内讧”，革命和被革命的两方都在足球圈中，他们本来是利益共同体的。

　　但7年之后的今天，在这又一轮由投资人引领的舆论浪潮中，性质已经完全转变，这一次，诉求的主体转变为整个中国足球圈。在香河会议上，中国足协和各俱乐部共同确立了在新的赛季提升中超形象的目标，并且把争取央视转播作为实现目标的重要方式。“这得到了中国足协和各俱乐部的共识。”在本报记者对建业、辽宁、申花、鲁能和青岛等俱乐部的采访中，俱乐部负责人都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胡葆森和王宝军也便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提出了他们的提案，实际上，就在香河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就表示希望参加两会的人大代表能够维护中国足球的利益，这也得到了中国足协的首肯和认可，最终，胡葆森把提案的目标对准了央视，希望央视能够继续转播中超，从而提升中超的形象。

　　这个提案的表面诉求是希望央视转播中超，更深层次的诉求却是希望政府以更强力的方式支持中超，从而给中国足球提供发展的基础，进而为投资人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

　　方式：草根革命与议会改革

　　社会主义有两种实现方式，第一种是革命，第二种是议会，中国足球的两次革命当然没有这么宽泛的含义，但却有着相似之处。2004年10月23日，七家俱乐部的投资人自发地在香河召开投资人会议，并且向外面表达各种诉求。这是一种典型的“草根革命”，是来源于民间对抗权力的革命。

　　但在中国足球新的浪潮中，胡葆森和王宝军是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渠道表达利益诉求，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有意思的是，胡葆森并没有高调表态，而且他的提案首次被曝光还不是在足球圈，而是在新浪的房地产频道的访谈中，但细心的人却敏锐地感觉到胡葆森提案的影响和意义，并且引发了足球圈的热议。

　　尽管目前这两份议案还没有更新的进展，但所引发的热议和评论，足以让央视为之震动。

　　人物：江湖之远与庙堂之高

　　张海早已经在中国足坛消失，因为侵占和挪用资金，这名足坛“G7革命”的领导人之一甚至身陷囹圄。作为发起人的徐明，并没有因为“革命”而“牺牲”，但徐明意兴阑珊却是很明显的，在2005赛季夺取了最后一个联赛冠军之后，大连实德从此和联赛冠军无缘。有意思的是，曾经雄心壮志的徐明，在2009赛季接受了大连市3000万资金的投入，革命者最终转变为改良者。

　　在徐明发动革命的那一年，胡葆森和他的河南建业仍旧在中甲奋斗，此时俱乐部已经成立了整整10年，最终在革命的第二年，河南建业厚积薄发冲入了中超。那一年，胡葆森已经是政协委员，而王宝军已经成为第十届人大代表。

　　可以这么说，徐明、张海身处江湖之远，胡葆森和王宝军则始终处在庙堂之高，尽管他们的身份都是民营企业家。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身份的不同以及所作所为，他们所获得的社会认同是完全不同的。2004年徐明和张海发起的革命，其革命目标无疑是符合国际潮流的，但问题是他们却有着致命的缺陷，在联赛中大搞关联关系，让他们的立场异常尴尬。他们这样的身份，又怎么可能赢得足球圈内的认同。相反，胡葆森和王宝军虽然在中超投资人中不算是最重量级，但建业对足球的投资是稳健的，辽宁足球则有振兴气象，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是人大代表，本身已经有平台和资历，有话语权，加上他们所表达的诉求是全体足球圈的诉求，在他们提出诉求的时候，他们已经占领了道德制高点。

　　本质：根本利益下的认知改变

　　其实，从根本上讲，2004年的革命和2011年的改良，投资人内在的利益驱动是相同的，那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足球获得更多的利益，这种利益一方面是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是社会效益，只是2004年投资人想自己引领足球的发展，2011年，投资人将自己和政府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这种认知的不同在更深层次上源于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本文前面提到的2004年和2011年经济形势就对投资人的心态变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国企大甩卖的年代，民营企业家基本上普遍有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投机心态，他们甚至一度认为自己会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但事实证明，国有企业才是真正的主导，也正是在这种转变中，无论是民营企业家还是私营企业家都慢慢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中国足坛也不例外。2004年的G7革命，来得猛烈，去得也猛烈，而那次革命的失败对于中国足坛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负面影响。而发生于2009年年底的反赌扫黑风暴，恰恰也不是由中国足坛内部发起的，而是由政府(公安部)发起，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中国足坛黑暗势力。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整顿中，以中国足协为代表的政府力量也开始和投资者妥协，就在2010赛季，韦迪抛出了管办分离的方案，并且真正把一些事情的决定权交给了中超总经理联席会议。在这个过程中，山东、北京、天津等政府一如既往地支持足球，而作为民间力量的大连实德、重庆力帆以及青岛中能等，也都开始接受政府的一系列注资，事实向民营企业家表明，脱离政府搞足球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也是脱离国情的妄想，革命最终变成了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