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29日，一切都那么正常。马林在备战周末与金德的联赛，徐晖则随北京八喜备战中甲，李应发在准备两天后自己小儿子李雪柏的婚事，黄祖钢在打理自家的小超市，这一天沈阳的几家媒体只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登了一个几百字的小消息，提醒人们20年前辽宁队获得了亚俱杯的冠军。20年让年华老去，20年让记忆淡漠，20年让英雄平凡，时间可以带走一切，包括曾经的荣耀与梦想。　　

　　崔大林引领下，那一段光辉岁月

　　5月1日这一天，一场看起来很平凡的婚宴在辽宁友谊宾馆进行，男方的家长是李应发，当年辽宁队10连冠的主帅，结婚的是他的二儿子李雪柏。把婚宴放在友谊宾馆，而不是其他更高档次的宾馆是李应发的主意，20年前，辽宁队夺得亚俱杯冠军，住的就是友谊宾馆。李应发相信，这是自己的幸运之地。　

　　倒退20年，友谊宾馆是不对外公开营业的，这里是省里指定接待外宾的宾馆，并不是有钱就可以住的。当时辽宁队回到沈阳主场，李应发最头痛的就是来自外界的干扰。他说：“当年我最不希望辽宁队在沈阳和大连比赛，联赛里如果有这两个地方当赛区，我一般都和足协说不要安排辽宁队去这里比赛。因为我们的队员以沈阳、大连的为主，一回主场找要票的、请吃饭的人太多了，队员一天就别想消停了。好在那个时候联赛都是集中赛会制的，这个问题不明显。”

　　可亚俱杯的决赛是主客场赛制，回到主场怎么办让李应发很头痛，友谊宾馆最让李应发满意的是封闭的环境，因为是招待外宾的，普通的市民根本进入不了宾馆。辽宁队能够入住友谊宾馆还是走了后门的，为他们走后门的就是当时的辽宁省体委主任崔大林。其实，崔大林本人原本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但是崔大林的三弟弟崔春林正好是友谊宾馆的总经理，崔大林找到了自己的弟弟，特批辽足入住友谊宾馆。　

　　20年后，崔大林本人在足球圈的口碑并不算好，他被冠上了“崔举国”的名头，而在20年前，那支辽宁队的夺冠却有着崔大林不可磨灭的印记。李应发回忆说：“我们打客场之前，崔大林和我们教练组一起商量战略方针。当时他就讲了一句话‘决战在东京’，意思是在客场解决问题。一般来讲，主、客场的比赛，客战肯定以保平争胜为主。但说实话，那个年代我们很少打主场比赛，主场的优势并不明显，辽足也是更善于打客场。所以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在横滨我们主动出击，以433攻击对手，最终客场2比1取胜。事后证明，我们主场打得非常艰苦，只是逼平对手，如果不是客场取得了优势，最后的结果很难讲。” 　

　　那个年代崔大林经常跟着辽宁队出战。马林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吃到汉堡的事情，“1986年我们去沙特打亚俱杯，在机场，崔大林提出请我们吃饭，现在看来吃的就是汉堡。当时大家觉得真是好吃啊，一个人至少吃了三个，第一回开洋荤。” 　

　　事实上，不光是1990年，在辽宁队参加亚俱杯的几个赛季里，他们还获得过亚军，也曾轻松进入四强，很少有小组被淘汰的经历。正是这样的辉煌，让崔大林在20年后都对“举国体制”搞足球念念不忘。　

　　决战夜停电之谜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黄祖钢能和辽宁足球扯得上关系的头衔太多了：公司老板、体育场管理者、省足协秘书长、辽足俱乐部副总，但20年前的“4·29”他只是球迷领袖，那天他带领球迷创造了一个奇迹，也闯了一个大祸。　

　　那场辽足的亚俱杯决赛创造了五里河体育场历史上第一个票房神话，能够容纳6万人的体育场里至少坐了55000人，老黄回忆说：“只有东二区为了安保考虑留了一点空位置，剩下所有的区域都坐满了。”当年的球票是30块钱一张，这在当时普通人月工资只有100左右的年代也是一个大价钱，20年后辽足联赛的球票只卖20元一张，上座率也不过万把人。黄祖钢说：“当年的业余生活确实也少，那个比赛几乎是全省的大事。比赛当天全省14个城市的球迷都来了，没有一个组织的，都是自发的，那些天我没干别的，就忙着接待各地来的球迷了。” 　

　　当时讨论怎么能把赛场搞得热烈点，正好央视那年播放阿甲的集锦，有人看到了扔彩带效果不错，那个年代球迷里的能人非常多。黄祖钢回忆说：“当时铁西有个新华印刷厂，我们的锡箔纸就是他们提供的。当时还有人从印刷厂搞了不少扑克牌，比赛前就在场外发的，大家都带到场里去了。”球迷到底带了多少彩带进场，黄祖钢说了一个数字：“赛后，环卫部门清理场地，光是大解放卡车就拉了10车。” 　

　　第一次事故出现在比赛开始后不久，开场哨吹完之后，大家就把彩带和扑克扔向了场内。不久之后，体育场停电，正在进行的电视转播中断了。20多分钟后，电力和转播同时恢复。但下半场第6分钟，马林妙传徐晖进球，兴奋的球迷再次将彩带抛进场内，电力再次中止，这次直到终场也没能恢复，电视转播只能暂停。　

　　事后的调查显示，球迷带进场的彩带是肇事的主因，当天的大风天气则是另一个凶手。黄祖钢回忆说：“当天的风力至少有六七级，我们扔的彩带都被风刮到了场外，一些挂到了电线上，因为是锡箔导电，一下子短路了。”因为突然的停电，给“4·29”之战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遗憾。不仅现场的电视转播无法进行，甚至最后的影像资料也只有沈阳电视台临时用单机拍摄的零星画面。　　

　　20年后，足球已经开始从黄祖钢的生活中退出，年近花甲的他安心在沈阳经营一个超市，他说：“给儿子开的，他不愿意经营，我只能帮他打理。”

　　“当年夺冠的关注度，还不如现在出线呢” 　

　　20年前的那个亚洲冠军，远没有我们现在想像的那么风光。夺冠之后，辽宁队只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庆功会，马林、高升、唐尧东、傅玉斌四名国脚甚至都没参加上这个庆功会，他们比赛的第二天就回北京向国家队报到了，当时国家队长期集训，四名国脚因为打亚俱杯才临时回辽宁队训练了一个月。　

　　时隔20年，傅博还记得亚俱杯带来的最大荣誉就是辽宁队被集体评上了“五一劳动奖章”。至于奖金，马林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否拿到了奖金，李应发的记忆里钱数也很模糊，他说：“大概不超过一万块钱吧。”只有傅博肯定地说：“我记得很清楚，发了6000块，是东药给的钱。”另一项奖励是由崔大林在赛前制定的，拿了冠军之后全体人员工资涨三级，但那时候每级工资只有十几元钱，加在一起，每个月也只多涨了40多块。傅博说：“我们那批队员最后的工资已经涨到头了，大家每个月的工资是900多块，当时普通人上班，挣个100多块就已经算是不错了。”

　　在辽宁队拿到亚俱杯的那个年代里，钱并不是辽宁队战无不胜的法宝，在马林的记忆里当时的广东、上海都比辽宁队有钱。“1984年我们拿了足协杯冠军，奖金是800块。亚军的广东奖金是3000块，季军的上海还有1500块呢。当时我们都在国家队，辽宁队每天的训练补助是14块，广东则是50块，他们的国脚加倍，是100块。要说比钱，辽宁队就和别人比不了。” 　　

　　那个年代的艰苦远非现在的球员可以想象，在前往印尼进行亚俱杯复赛之前，辽宁队专门在广州进行了一个月的集训，为的是适应印尼的天气。马林回忆说：“当时我们就住在天河体育中心看台下面的招待所里，一个房间四五个人，连个卫生间都没有。但是那个时候住得也挺乐和。”去印尼的客场要在香港转机，辽宁队就在机场待了十几个小时，那还是老启德机场，马林说：“十几个小时啊，没地方休息，就那么坐着。”印尼复赛的时候30多摄氏度的高温，场地的条件也很差，辽宁队只有拿第一才能出线。最终他们硬是从伊朗、印尼和伊拉克的包围圈里冲出来了，而近几年，中超球队却屡屡在印尼制造“惨案”。　　

　　即使进入了决赛，当时辽宁队受到的关注也不是很多，20年后当北京国安打进亚冠复赛，全国一片赞扬的时候，马林笑了：“现在中国足球的地位真不好说了，当年我们夺冠也没有现在小组出线媒体关注度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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