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19日中国队与香港队那场比赛中，时任主教练的曾雪麟(左一)与弟子徐根宝(左二)、戚务生(左三)等坐在替补席上。

昨晚，球迷们还在香蜜湖为曾雪麟举办了寿宴。大家向曾雪麟赠送了《深圳足球的圣诞老人》的像框，深足俱乐部向曾雪麟赠送了“80号”队服，各界人士以及球迷纷纷以自己的方式向曾雪麟表达感谢和祝福。黄有海/摄

曾雪麟为球员颁奖。黄有海/摄

晶报记者(右)专访曾雪麟

　　昨天是圣诞节，也是“深圳足球之父”曾雪麟的八十岁生日。在深圳球迷的眼中，笑口常开的曾雪麟就是最合适的“圣诞老人”。

　　昨天，深圳市政协主席王顺生、原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俊生、水原三星队主教练车范根等向曾雪麟发来祝寿的贺信与贺电。为了庆祝曾老爷子的八十大寿，深圳球迷昨天举办“曾雪麟杯”友谊赛及寿筵。回首八十年来的传奇人生，曾雪麟昨天与晶报记者交谈时感慨良多。由曾老爷子口述的以下这些人生感悟，对年轻人而言是一笔宝贵财富。

　　曾雪麟

　　1929年12月生于泰国，6岁回到老家广东省梅县。

　　1951年加入西南军区体工大队足球队，代表军区足球队参赛；1954年调入八一队，当年9月代表团中国青年足球队到匈牙利学习、训练；1955年10月回国加入国家二队(白队)；1959年至1972年任天津足球队主教练；1972年在北京青年足球队担任主教练；1973年至1982年调入北京足球一队担任主教练。

　　1983年至1985年，担任中国国家队主教练，率国家队获得第八届亚洲杯亚军；1985年，率领中国队参加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预选赛。5月19日，中国队在最后一场主场对阵中国香港队的比赛，中国队只要打平即可获得小组出线权，最终却1∶2失利，只列小组第二，未能进入第二阶段比赛，中国足球史上称为“5·19”事件。

　　曾雪麟在1989年底退休，1990年至今在深圳从事足球工作；1998年4月，他在深圳平安四连败之际临危受命，接替肖笃寅执掌深足；1998年7月，曾雪麟担任深足领队，辅佐时任主教练车范根。此后，曾雪麟在2006年和2009年曾经受邀出任深足顾问。

　　曾雪麟杯

　　12月25日是中国足球队前主教练曾雪麟的80岁寿辰。曾雪麟长期定居深圳，并为深圳足球的创立和发展做出极大贡献。为了表达对曾雪麟老爷子的敬意和感谢，深圳市体育经济研究会联合深圳市足协、南山区体育局为曾雪麟举办了“曾雪麟杯”足球赛以及寿筵。

　　“2009曾雪麟杯”足球赛由曾雪麟的梅州老乡“深圳客家人队”对阵由企业家和体育记者联合组成的赛格车圣队。从明年开始，曾雪麟将致力于创建一个永久性的青少年足球的“曾雪麟杯”，为深圳的青少年足球发展献出自己的光和热。

　　曾雪麟口述实录1

　　对待挫折

　　要做到“三开”

　　“我希望能活到100岁，每年过生日都让大家过来踢几场球，包括少年组、儿童组的赛事。我这辈子经历了这么多波折，身体到现在还是很好，我总结的经验是‘三开’——想得开、看得开、听得开。”

　　这辈子一转眼就满80岁了。从明天开始，我就是81岁。这些年来南征北战，最开始是在部队，后来当教练，所以我在75岁之前都没有过生日。直到75岁之后，深圳球迷每一年都自发给我庆祝生日，我也就顺应大家的要求。其实，我主要是想通过这次机会见见这些老朋友。今天大家筹办了第一届“曾雪麟杯”，为业余足球作出了一点点贡献。

　　我希望能活到100岁，每年过生日都让大家过来踢几场球，包括少年组、儿童组的赛事。我每天见到各路的朋友，大家都说我整天乐呵呵的，不像已经80岁的人。我这辈子经历了这么多波折，身体到现在还是很好，我总结的经验是“三开”——想得开、看得开、听得开。

　　所谓“想得开”，就是不管事业高低起伏、钱财是多是少，都不要过分悲喜，特别是不高兴的时候要想得开。所谓“看得开”，是指遇事多跟自己比，不要老是跟别人比。你以前的同学、同事、朋友现在的官比你大、钱比你多，你要以平常心去对待这种差距，你要多想想你比很多人过得好。所谓“听得开”，是指不要被别人的评价影响自己的心情。别人夸你的时候，你笑一笑就过去了，别人贬低你的时候，你也要笑一笑就算了，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我经常跟自己的两个儿子讲，你们为人要追求心态第一、健康第一、快乐第一、平安第一、名利第五。名和利都是暂时的，不要在这方面去跟别人比第一名，能够排到第五名就算很好了。

　　曾雪麟口述实录2

　　对待生活

　　当个高级流浪汉

　　“我的人生就像橄榄，越嚼越有滋味。我现在是自由人，算是高级流浪汉。谁打来电话邀请我，我就去，生活就是这么轻松、简单。”

　　我这辈子都是在坎坷和动荡中度过。我在泰国出生，还有四个兄弟和两个妹妹，1935年，父亲把6岁多的我送回梅州。回到梅州后，我就跟着祖母过日子，整天在乡下放牛。我离开曼谷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父母。到了改革开放，我才有机会回到曼谷探亲，父母早就去世了。

　　父亲之所以叫我回国，主要是客家人非常传统，不想让孩子忘本，怕我以后不认汉字、不会说客家话。“水客”一年在曼谷和梅县之间跑中秋、清明、春节三趟，每到这个时候，我就眼巴巴盼着父母寄些物品回来。在足球之乡梅县长大，我很自然学会了踢球。那时候都穷，哪里有什么足球，就是光脚踢柚子，这也是梅县传统，踢坏一个柚子就再来一个。

　　1949年，父亲从曼谷托“水客”传话回梅州，叫我过去跟他一起经营金银铺。我当时正好高中毕业，一门心思只想考大学。广州是在1949年10月14日解放的，我在11月2日正式考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四分校，当时的校长是陈赓，副校长是谢富治。我要是早一个月考上军政大学，那就是正儿八经的“解放前的老革命”。

　　到了1950年，我们这些学员按照命令从广州走路3个月到达昆明。1951年加入西南军区体工大队足球队，代表军区足球队参赛。1954年，我被选进八一队。1954年9月，我跟着八一队去保加利亚参加友军运动会。当时，第一批留学匈牙利的中国球员已经抵达布达佩斯。我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接到国内的通知，直接从索菲亚飞到布达佩斯，在布达佩斯郊外的塔塔奥林匹克训练营接受训练。

　　我们留学匈牙利的时候，正好是匈牙利足球处在世界巅峰的黄金时代。1953年，匈牙利队在温布利大球场6∶3战胜英格兰队，当时的世界巨星普斯卡什为匈牙利队打入两个球。到了第二场比赛，匈牙利更是7∶1赢球，普斯卡什又进了两球。在匈牙利留学那两年，我们经常跟普斯卡什、柯奇士、希代古提、齐博尔这些巨星训练，我还记得普斯卡什他们有一场教学赛打了我们9∶0。

　　曾雪麟口述实录3

　　对待师长

　　打“假”球被小平发现

　　“小平同志多次跟我们交流过足球业务。当然，他不会在具体的战术上对我们进行指导，而是在战略上给我们讲述攻守的眼光，要求我们注意掌握比赛节奏。”

　　那时候，我们从军政大学毕业出来起码是排长，当时就是想读书当干部，根本不愿搞体育，因为那时的客家人普遍认为搞体育没出息。不过，我遇了超级球迷邓小平和贺龙同志之后，改变了我的想法。

　　中国第一支国家队成立不久，邓小平和贺龙把国家队请来与西南军区队踢了两场比赛，政委与司令都从头看到尾。国家队优势大，担任西南军区队守门员的我多次救险，邓小平和贺龙频频鼓掌，赛后贺龙说我是“橡皮大门”，意思是跳得高、弹得远。贺龙知道我不想搞体育，就做我工作，“搞体育，踢足球，也是革命。”后来在贺龙的推荐下，我就进入了八一队和国家队，开始了职业足球的历程。贺龙同志是我的头号恩人，是他把我选进了八一队和国家队，后来又送去匈牙利留学。

　　另一位值得回忆的师长是邓小平同志。1951年，我在西南军区经常见到小平同志。后来他去了中央工作，也是经常到北京先农坛球场看我们训练。我记得当时我们都在土场踢球，小平同志经常在礼拜天坐着大红旗轿车悄悄进来，事先不会通知任何人。他每次都戴着一顶草帽，随手带着一把“马扎”，在球场外随便找个地方就坐下看训练，看完就悄然离开。后来我当了国家队主教练，小平同志也经常到现场看国家队比赛。不过，他很少坐在主席台的第一排，而是在后面几排找一个不起眼的位子，赛后就马上离开。

　　1958年的五一节，我们的国家红队(一队)和白队(二队)踢一场“劳动者杯”。两个队谁都不想输球，我们私下商量干脆打平算了。那天我们在北京比赛，我是国家白队的守门员。球场里人山人海，小平同志也专门过来看球。他对足球看得很准，结果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没看完就起身走了。那场比赛最终打成2∶2。过了一阵子，小平同志把相关负责人叫去批评了一顿，“你们怎么讲好了结果再打？这种假球以后绝对要不得！”

　　曾雪麟口述实录4

　　对待事业

　　年轻人别想太多

　　“很多事情忍一忍就熬过去了。有的人经常晚上睡不着，老是在想这个想那个。其实，很多事情你想再多也没用，那还不如什么都别去想，好好睡觉之后养足精神就好办事。”

　　我这辈子感受到了太多的波折，我的很多经验和教训，对年轻人来说可能有些借鉴作用。

　　年轻人要有朝气，但是不能太急躁。该有的总会有的，不要在乎一时一事的得失，风物长宜放眼量。我在年轻的时候工资很低，也没什么奖金，衣食住行都很普通，心态一直很平和。虽然是替补，但是心里没有半点委屈。虽然上场时间很少，不过我的训练笔记是全队最多的。从留学匈牙利到后来在国家队比赛，我记了十几本训练笔记，直到上世纪80年代都还经常翻看这些笔记。

　　到了30岁的时候，我退役出任天津队主教练，后来又担任北京队和国家队主教练，从来没有当过助理教练。作为一个守门员出身的教练，做到这一步确实不容易。我带天津队的时候拿过1960年的联赛和杯赛的双料冠军，带北京队的时候拿过1965年的全运会冠军。我跟队员的关系都很融洽。当时虽然有队员也耍大牌，但是我总能让他们安心训练。我在训练时很严谨，但是到了生活中就很喜欢开玩笑，人只有轻松了才能有进步。

　　因为年轻的时候都比较顺，所以到了1985年“5·19”时，我几乎被击垮了。当时我接到了很多麻绳、鞋带，甚至还有子弹。我家的玻璃都被砸烂了，北京市崇文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奉命到楼下保护我。比赛结束几天后，我就辞职了。宋任穷同志把我们叫过去谈心，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凡事要想得开。宋任穷同志说，他当年带兵打仗也不是都打胜仗，“一个连长就算输了前面的九十九场仗，能总结经验打好第一百场仗，也算得上是一位好连长。宋任穷的话在报纸上刊登之后，大家都觉得在理。我之前不敢出门，直到一个多月后才走出来，球迷见到我都喊“理解万岁”。我当时真的是百感交集。

　　活到我这个岁数再回首当年的这些事，我感到年轻人确实需要理顺心态。想不通的事情就不要再去想，千万不要钻进牛角尖，更是不能寻短见。很多事情忍一忍就熬过去了。有的人经常晚上睡不着，老是在想这个想那个。其实，很多事情你想再多也没用，那还不如什么都别去想，好好睡觉之后养足精神就好办事。

　　曾雪麟口述实录5

　　对待生活

　　用心过好每一天

　　“我每天在屋里待着的时间不能连续超过3个小时，必须出去走走、慢跑，有时候还和孩子们传传球。我要快乐过好每一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足球的腾飞。”

　　我的老伴陈孝彰在20年前去世，我在1990年来到了深圳。深圳靠近我的家乡梅州，也靠近我出生的地方泰国。我现在一年大约有一半时间住在深圳，偶尔也回北京。每年春节我都要回泰国，一方面是看兄弟姐妹，一方面是给父母扫墓。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在香港，一个在泰国。

　　老伴陈孝彰曾经当过中国体操队主教练，培养了李宁、马艳红这些队员。她是贵州人，1952年入西南军区体育工作队。1953年进入八一队，同年被选入国家队。我比她大6岁，我俩在西南军区的时候就认识了，不过当时还小，也没擦出什么火花。我去匈牙利留学的时候，她被国家派去苏联留学，在此期间也没什么联系。后来在波兰举行了一次世界青年联欢节，我们才重新见了面。

　　等到留学回来后，我们都在体委训练局训练，慢慢产生了感觉，平时聊得很开心。婚姻的事情，确实是需要缘分，急也急不来。当时我们谈恋爱不像现在这么浪漫，我们只能偷偷写条子，礼拜天相约跑出去看电影。因为怕队里发现，我都是先跑出去等她，然后在某个地方会合。后来我去天津队当主教练，彼此的来往才公开了。

　　1983年我当国家队主教练，经常带队在外面训练、比赛，有时忙起来几十天不给妻子写一封信。有一次在昆明接到她的电话，她跟我开玩笑说：“我还不知道你是死是活呢！”到了“5·19”，她每天都怕我寻短见，走到领队张俊秀那里让他多注意点我，别让我想不开。

　　妻子是在率队备战亚运会时突发心脏病去世的。她离开之后，我虽然很孤单、很思念她，但是仍然坚强活下去。不管前一天睡得多晚，我第二天早上7时肯定醒来。当年带足球队是6时30分出早操，我现在还晚了半个小时。现在，我每天在屋里待着的时间不能连续超过3个小时，必须出去走走、慢跑，有时候还和孩子们传传球。每天16时起，我都会在华侨新村的住地锻炼身体。我要快乐过好每一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足球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