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组报道 7年前，中国足坛一场貌似轰轰烈烈的“扫黑”运动，最终由于龚建平成为唯一落网的黑哨，演变成一个公认的失败案例。鉴于龚建平案与目前广药案存在着诸多的相似点，这种相似也足以令人担心，广药会不会成为龚建平第二，这次反赌的结果会不会复制当年的失败！

　　龚建平案始于2001年，当年12月，针对中国足球假球、黑哨等丑恶现象，浙江绿城和吉利联手在杭州召开发布会揭黑。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对外公布了浙江绿城收到的一封匿名信———《一个执法过杭州比赛裁判的自白》，署名“还有良知的裁判”，随信附有4万元。后来证实这封信是国际级足球裁判龚建平写的。2002年3月份，龚建平被北京警方逮捕。2003年1月29日，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龚建平有期徒刑10年。判决书中写到：“2000年至2001年，龚建平在受中国足球协会指派担任全国足球甲级队A、B组主裁判员职务期间，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7万元。”2004年7月11日，还在服刑期间的龚建平因病去世。而那场震惊全国的“扫黑运动”也在龚建平宣判的同时草草收场。失败的案例会在广药身上重演吗？

　　从“犯罪嫌疑人”的自身特质来看，龚建平肯定不是最黑的黑哨，但他的忏悔信和退回的4万元却将他彻底暴露。而其他问题裁判则由于拒不承认涉黑得以安全逃脱。相似的是，2006年初才入主广州队的广药集团没有圈内的江湖经验，做球赌球的手法生疏而蹩脚，因此他们在此次反赌风暴中第一个暴露实属正常。比广药在做球方面手段更老辣、经验更丰富、“作案”次数更多的俱乐部相信大有人在。

　　当然，撇开广药自身特点来看，此次“反赌风暴”和2002年左右的那场“扫黑行动”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从案件揭发的动因来看，龚建平案始于足坛内部人士的“自揭家丑”，当时中国足球内部环境复杂，使得这种“自救”只能在媒体的监督下进行，而没有势在必行的压力，最终在重重阻力下流产。此次则是从上到下的一次大动作，公安部官员作为牵头人的级别之高，也让反赌行动继广药之后，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

　　从案件侦破力度来看，龚建平案虽说是由司法机关进行调查，但最终掌握的核心证据只有他自己的忏悔信和退款以及供认的一些事实。动用警力也基本局限在北京警方的范围。而广药案及此次反赌行动由公安部直接调查审理，调查取证的范围已经波及全国多省市，协助调查的人数已逾百人。

　　从案件核心突破点来看，龚建平案始终集中在龚建平本人身上，龚建平本身并不是“黑哨”群体的核心人物，他能够牵出的线索并不多，扫黑从他身上找到新突破的可能性也并不大。但广药案中，突破点恰恰不是广药本身，而是王鑫、王珀等圈内公认的“赌球做球核心人物”，从他们身上足以找到反赌的核心突破点。

　　从法律保障上看，当年的龚建平案发时对象只集中在“黑哨”上，而当时足球裁判受贿，在法律上如何定义，是一个盲区，足球裁判只归足协管，没有针对这方面问题的适用法律。此次“反赌”从法律保障上却足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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