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本报记者随神秘赌球人赴上海暗访，取得足以震惊中国足球圈的赌球证据。而后本报记者带着搜集掌握到的证据，连夜进京奔赴中国足协。不过在同当时的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谢亚龙十分钟谈话后，我们不难发现，谢主席面对我们所提供的“赌球铁证”说了许多的“套话”，似乎足球圈的众多赌球事件并没有引起这些头头脑脑们的足够重视。现在回头一望，也许正是足协的“冷漠”，加速了中国足球的沉沦，让黑哨、假球、赌球满天飞……

　　南勇邀请很想看看赌球证据

　　2006年是世界杯年，对于每一个“关注足球”的人群来说，这个春天的到来，都意味着梦想不再远踞天涯、激情正在加速萌芽。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却是那个春天有着超乎往年的料峭之寒。天地间一派肃杀之际，沈阳警方推出了震惊全国的“春雷行动”，打响了中国司法介入地方足球圈黑赌毒行为的第一枪。

　　那一年春天，《辽沈晚报》根据一位神秘举报人提供的大量线索，搜集到了一批具有“直插心脏力量”的铁性证据，并连续推出一系列大型组合拳报道，狂风暴雨一般狠狠倾砸到中国足球的假赌黑幕上。报道一经推出，便引发重大反响，全国几十家媒体纷纷站到《辽沈晚报》举起的打假大旗下，一个规模前所未有的“媒体反黑联盟”在72小时内就迅速显出雏形。

　　就在这一关头，我接到了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南勇的电话。南勇早年毕业于沈阳体育学院，又是2002年在沈阳五里河冲入世界杯决赛阶段的那支国家队的领头干部，因此对于沈阳、对于辽沈、对于东北，他一直有着特别的情怀和关注。“你们《辽沈晚报》这几天的报道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如果你们真的掌握什么假球赌球的黑证的话，那就来一趟足协吧，我们一起探讨探讨，看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才好。要不然，光是媒体在呼喊，也很难有什么实质性的推进。”南勇如是发出了“邀约”。

　　中国足协这种积极应对的态度，超越我们的想象。体育部负责人郝老师当机立断，让我带着我们搜集掌握到的证据，以及全国数十家媒体的共同态度，连夜进京，前往中国足协进行递交，并正式提请中国足协作出官方表态。

　　谢亚龙扔“套话”不希望媒体打草惊蛇

　　就这样，十个小时的夜车后，我踏着第二天的晨光赶到了中国足协所在的龙潭湖路。与《辽沈晚报》另外两位在京出差的同事姚广安及董丽娜会合后，我们一行人赶到了中国足协的小楼下。

　　在整整十年的专职足球记者生涯中，我曾经至少二十次进入过中国足协在龙潭湖路的那座旧办公楼。那里警卫力量几乎没有，但是一道铁栅栏和一个看门的老大爷，就足以让大多数意图进到这个中国足球核心决策地带的人(尤其是媒体记者)被拒于墙外。

　　不过这一次，我们的通关异常顺利，显然“南头儿”的邀请指令已经下达到了入门处，老大爷一听我报上《辽沈晚报》的名头，立刻抬手开闸迎我们进入，“快上去吧，都在三楼等着你们呢。 ”

　　顺着狭窄的楼梯向上走的过程里，我脑海里不断设想着会即将发生的场景：中国足协的官员们，群情激昂，个个涨红了脸，狠狠拍着桌子，南勇的眼睛射出腾腾杀气，谢亚龙常年挂在嘴角的标志性微笑转变成刀锋般的凌厉，我们气愤却又振奋，首都司法部门的相关人士随即把我们请到现场，大家在这个孕育着希望的春天里，共商为中国足球扫黑除毒瘤的大计……

　　但是这一切最终停留于我的“设想”，并永远地成为一段支离破碎却又让我会经常想起的臆想画面。

　　谢亚龙、南勇、杨一民，当时的足协三巨头联袂接待了我们，这算得上是一个很大的场面，可以显示出，中国足协对于我们带来的“炸弹”还是非常重视的。谢亚龙和南勇认真地看了我们带来的证据，杨一民则在一旁简短地问了几句，随后我们的谢亚龙主席便讲了大约十分钟的“官话”。

　　具体讲话内容我已记不太清楚了，但是他这套讲话的脉络大致上是“感谢《辽沈晚报》所做的努力——中国足协对于治理足球环境一直非常重视——媒体有什么捕获最好应该先与中国足协通气，自行发布的话，既难产生效果还容易打草惊蛇——中国足协将认真研究这批证据并迅速提请司法介入”……我记得清楚的是，谢亚龙在讲这番话时，脸上是少有的严肃和凝重。

　　后来，我们从会客室转移到了谢亚龙的办公室，又聊了一会儿。本报记者董丽娜一直试图用数码相机记录下会面的过程，但一直受到新闻官董华的委婉制止。临告别时，谢亚龙说，我们照张相吧。于是董华从董丽娜手中接过数码相机，亲自为我和谢亚龙拍合影，还拍了两张，横的一张，竖的一张……

　　拿了赌球证据足协还是没下杀手

　　告别时，谢亚龙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再有什么情况，欢迎你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几乎没给媒体朋友留过名片，对于你们《辽沈晚报》，这算是破例了。你们的举动，我们深深赞成。 ”

　　一晃几年过去了，电脑硬盘多次坏掉，我和谢亚龙的合影照片早已经找不到了，但是谢亚龙给我的那张名片依然静静地躺在我书桌上的名片盒子里，而我和谢亚龙在告别之际相互承诺式的“铿锵话语”也时不时会跃到耳边。

　　那名片、那承诺，总是在提醒着我，中国足协在拿到我们递交的证据之后，其实并没有什么切实的后续行动跟上，尤其当时当初和我们会面的谢亚龙，如今已经不在中国足协工作了。

　　如果不是年轮转到2009年，如果不是新一轮整治足球环境的行动由司法部门挑头掀起，也许，2006年时那些辛苦得来的证据，那些热血堆砌出的正义，都将在不了了之后，随风消逝……

　　首席记者 邱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