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足球整合”的话题在沪上足坛引起热议，本报记者就此话题登门拜访了资深足球教练王后军。

　　对这个话题的缘起，王后军感慨万千：“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现在，中国足球的每个发展过程我都亲身经历，感慨太多，尤其是职业足球从创办到现在，对我的人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进行过反思——中国足球现在这个水平，当然要进行研究、总结，但不能归结为‘职业化好还是计划经济的专业队好’这么简单，把这些问题想明白，我们就可以了解上海足球应该怎么整合……”

　　王后军：“申花”已经完成历史使命

　　上海足球要整合，上海足球有自身优势，有广泛的足球爱好人群，他们可能灰心了，但不等于不喜欢足球，首先要让老百姓认识到，中国足球从现在开始要走向光明了！

　　现在的麻烦 20年前就已经预见了

　　王后军在足坛有“小诸葛”的美誉，这个“诸葛”谈职业足球绝非“事后诸葛亮”，而且他还有人证物证：

　　“1992年红山口会议，到会200多人，只有我拿着一份可行性报告去的，这份报告还是根据20年前我构思的一份报告改的，很多问题和麻烦，那时就预见了，这份报告现在还保留着。”王后军又把话题转到了1996年的昆明集训，“我去找王俊生，说我发现职业化道路走歪了。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有‘不良资金’进入到足球界……这个‘不良’还不是买球赌球，而是当时一支新的甲A队伍，没后备人才，靠买人组队。他们怎么买？你原来俱乐部拿20万！他们就给你100万！去不去？当然去！就这样买了几个大牌……我说这肯定不对，这个钱不是当时足球运作应该的金额，跃出了市场的范畴，将来要出问题的！”

　　在职业化足球产生之前，王后军也尝试过赞助，有清晰的认识：“完全走市场运作，经费怎么解决？四个方面：门票、广告、电视转播费、相关产品开发。俱乐部的投入超过这四个方面的总收入，就一定会带来负面的东西。”为此他做过精确计算：“1993年左右市场起步，一支甲A球队一年理性的投资应该是300万；到1995年，这个数字可能上升到600万；像1996年那支队伍这么搞，这点钱怎么够？大家知道后来申花第二次夺冠，报纸上都登4000万投入了！球员收入应该逐渐提升，不能太膨胀，拿过300万、500万的，现在要少拿一点，‘冤枉鬼叫’了！”可惜，当时王俊生并没有足够的忧患意识：“后军，搞职业足球，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啊！都没法有结论！”后来发生的一切，都证明所谓“中国职业足球”的隐忧就此形成。

　　说到现在的“足坛反赌”，王后军有些兴奋：“黑暗的东西不得了，领导下决心抓是对的。俱乐部应该怎么搞，要抓住这个时机，回头审视整个过程，体制方面，究竟该走哪条正确的道路？”他的设想是：“不良资产全部退出，涉赌的运动员大量废掉，让中国足球重新起步，现在不是动辄一年4000万、5000万元投入吗？推倒重来，1000万、2000万总弄得到吧？运动员也别想拿几百万元的年收入了……当然，将来真正水平上去，市场好转，拿到这个收入还是可能的！”

　　这样的剖析后再提到“上海足球整合”的话题，王后军认为正逢其时：“上海足球要整合，上海足球有自身优势，有广泛的足球爱好人群，他们可能灰心了，但不等于不喜欢足球，首先要让老百姓认识到，中国足球从现在开始要走向光明了！市场还是有的。”

　　朱骏完全可以继续参与，以董事或者股东的身份扮演重要角色——全面承包球队的商业市场运作。

　　朱骏有才可以一起搞

　　整合上海足球，绕不开一个人，那就是目前申花足球俱乐部投资人朱骏。对他，王后军用上了辩证法。

　　“以一个足球人的角度看朱骏，开始的感觉是这个人话说得很漂亮，但总和我们不一样，不是为足球事业做贡献，也不是市场足球，而是游戏足球，花钱玩，否则就不会整天听他谈钱了。超出足球的范畴谈钱，教训已经太多了！足球已经把生意上的东西带进来了。”王后军承认，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朱骏没什么好感。

　　但是关注朱氏言行久了，王后军也觉察出他的“可爱”之处，“朱骏有的观点有道理，比如搞申花就是要找高水平的人才，这个说法是对的。朱骏有他的聪明地方，能把他自己的公司弄到美国上市，还能弄得这么大，这就是他有才能的地方。问题就是他应该在他擅长的地方发挥作用，比如市场运作、启动资金上他有优势，对足球事业发展有清醒认识，那就应该像搞公司那样，把足球运作当做他自己事业来做——当然，是在不影响他主业的情况下。而在不擅长的地方，不该自己去搞，比如在足球领域，他不算高水平，选教练、训练队员，他可以请高水平专家来做这些事。代理教练，上场踢两脚，这种‘小儿科’的事别做了，就不至于在网上挨骂。”

　　王后军甚至建议，在上海足球整合中，朱骏完全可以继续参与，以董事或者股东的身份扮演重要角色——全面承包球队的商业市场运作，“相信在那个领域中，朱骏可以搞市场，而让专家负责带队出成绩，不用像现在这么累，享受快乐足球，市场开发功劳还是他的，获得该属于他的利益，不是蛮好吗？”

　　“松下”给“申花”带来启示

　　一、企业存在稳定性的问题，企业没钱了，球队就不搞了？二、别的企业要想进来，参与赞助，你挂个企业名，别的企业不是‘买了炮仗给别人放’？

　　上海职业足球的现状，注定了决不可能是简单整合，或者简单地回到举国体制。“虽然回到举国体制，也许会比现在要好，青少年足球培养方面，政府的参与很重要，但是从长远角度考虑，这样的整合还是必须走市场模式。而且要保障它的健康发展，还要涉及很多具体问题的操作。”

　　王后军提到的“具体问题”之一，就是“申花”这个俱乐部品牌的问题，他又回忆起17年前的一次“考察”，“那是1992年1月份，当时施拉普纳带队在广岛打亚洲杯，足协组织我们这些一线队教练去日本考察，我去了迟尚斌当时所在的松下俱乐部，一位陪同考察的干部告诉我一些当时的日本俱乐部职业化思路，让我大吃一惊。”当时日本职业化足球还是起步阶段，球队分大学队和企业队，让王后军意外吃惊的是，日本足球协会并不认为“企业队”就是他们想要的“职业队”，“那个俱乐部干部介绍，日本足协给了他们三年过渡期，怎么说呢？当时松下株式会社一年给球队5亿日元赞助，在三年内逐渐递减，到第四年完全由他们球队自己养活，球队也不再冠名‘松下’。更让我意外的是，那位干部信心十足地说，他们有把握自己生存下去。”

　　带着震撼回到国内后，王后军满脑子在思考，日本足协为什么要这么做？由此还联想到：为什么人家国外，尤其是欧洲著名足球俱乐部如曼联等都不以企业名字命名，尤文图斯也不叫当时他们最大的赞助商、也是意大利著名汽车品牌菲亚特？

　　“想到最后，显而易见两个结论：一、企业存在稳定性的问题，企业没钱了，球队就不搞了？和企业紧密联系，它不可能有长期规划；二、以企业冠名，市场开发会受到限制，别的企业要想进来，参与赞助，你挂个企业名，别的企业不是‘买了炮仗给别人放’？市场没办法拓展——球队的发展，一定要有自身造血机制，而不是依赖于企业。”

　　由此，王后军大胆假设：申花作为球队的名字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就当是给了这支球队最初的启动资金，学习日本职业化的过程，就搞一个‘上海队’，相信将来能运作好！领导关心，上海的大企业各方面来参与，健康存活！”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张晓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