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强
《体坛周报》副社长
“内定国安夺冠”的说法,跟十年前“总政发话了:八一肯定保级”有些类似。
我不知道有谁会去做“内定国安夺冠”这样愚蠢的决定,就像当年总政肯定没有那么“发话”一样。行业管理者如果连“内定”这样低级的套路都去使用的话,那也太不讲政治了。
如今的国安,与其说是眼高于顶的京城大爷,不如说更像是个含辛茹苦却又冤屈百折的小媳妇,坐了一天的榜首,旋即就被赶了下来。在这样一个混乱得有趣的赛季里,哪怕最终侥幸得了冠军,还要背着“内定”的骂名——倘若国安夺冠,十年之后,没有多少人还会记得这段“内定”插曲,但国安大爷们却不会忘记这段冤屈。大爷未必大度。
这多少是北京足球的一种烦恼,甚至多少能折射出地方文化,对此地足球、对一支地区足球代表队的影响。拿不起放不下,其实是困扰北京足球多年的一种心理瓶颈。冠军从来都是争来的,可是当北京喊出“永远争第一”这样的大实话时,反倒成了笑柄。
即便如此,至少大爷还敢这么喊,没由来地揣测、算度、捕风捉影地去“内定”国安,就混乱得有些无趣了。把这样一个“内定”的故事,放在一个国庆的历史节点上,捕风捉影者更会觉得自己有理、自己很讲政治。新中国六十华诞,需要北京国安夺冠,来增光添彩吗?中国足球六十年来,给祖国增过多少光彩?
“内定”的说法风行一时,几至成为时尚“in”语的势头。特殊的城市地位,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保护,让北京和上海这两座都市有了其他地区难以想像的地域优势。新中国成立之前,虽然有过一些南方人北方人的性格对比,但还没有都市人行为特征的直接交锋,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人上海人的区分,才逐渐明了起来。
孔门之后的孔健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日本出版过一本小书,《北京人和上海人的较量》,是比较早将这种地域文化情结对立的描述者。皇城根下的大爷们,实在有太多性格特点和生活习俗,让外地人议论指摘,一如上海滩上操着洋泾浜英语的小瘪三,可是哪座城市没有差异性?将地域文化差异性体现在足球场上的地域竞争上,对于中国足球发展并不是坏事,这样才有北京对上海、北京对天津的场场火爆。然而脱离足球谈论足球,乃至演义为政治揣测的阴谋论,多少有些无聊。至于自己拿不了冠军的人,回过头来借“内定”阴谋论之势,再来号召江湖对大爷群起而攻之,更有些瘪三姿态——有本事你不会自己去把大爷灭了?
大爷有很多可气却也可爱之处,他们也在争冠军,但是大爷还是有很多底线是不会去触碰的。他们为自己固守底线而骄傲,却也容易被认为是不识时务。瘪三只是一个代名词,精打细算中做出优质筹划,同样是可气也可敬。大爷和瘪三,中国足球缺一不可。遗憾的是,看戏的人群里,嚷嚷得最带劲的人,沾染的是大爷的蛮横和瘪三的狡诈,是他们在着力搅浑这一缸水。
这一缸水如果被继续搅浑,大爷和瘪三都被淹死了,我们还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