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耿:国内足球编辑给咱们“锵锵三人行”出了道题:要我们用国际足球的视野扫描一下申花的话题。
金雷:今天要扫描申花哪个部位?
林龙:更衣室。
刘耿:申花近来着力构建更衣室中的企业文化,比如修改队徽,球员下厂劳动,调整阵容……目的只有一个:凝聚人心,加强团结。
林龙:让我想起了“凝聚意志,保卫领袖”。
刘耿:这话怎么那么熟?好像是《潜伏》里面挂的一幅画。
金雷:是挂在天津站前台的背景墙上么?
林龙:那么,领袖就是朱骏?
金雷:从这点可以看出,朱骏是着眼于俱乐部的长期建设,也许他是被现实所迫,一支更衣室四分五裂的球队,在场上也难拧成一股绳。
林龙:毛剑卿刚去了深圳,就对老东家开炮,“这里(深圳俱乐部)没那么多勾心斗角。”言下之意,申花内部不团结。
刘耿:小毛在申花陷入了泛怀疑论的怪圈。就算是正常的发挥低潮,也被认为是故意调皮捣蛋。
金雷:就连吃饭不积极也成了思想有问题。
林龙:说你积极就积极,说不积极就不积极。问题是小毛不是吃饭不积极,而是喝酒太积极。
朱骏“山大王”企业文化
刘耿:其实更衣室的团结是足球世界普遍的难题。比如被称为银河战舰一期的皇马之所以衰弱,就是因为更衣室里云集了太多大牌,由此产生的内耗,造成堡垒从内部被攻破。
金雷:1990年世界杯,荷兰队在1/8决赛后打道回府,就是因为古利特和主帅本哈克水火不容。2002年世界杯,爱尔兰的基恩也因为和主帅麦卡锡的矛盾,被逐出国家队。大牌和主帅之间,往往也是一对难以调和的更衣室矛盾。
林龙:比起国内俱乐部,国外俱乐部的更衣室矛盾更复杂。申花顶多也就是“大蒜帮”和“咖啡帮”的矛盾,国外俱乐部还有“本土帮”和“海外帮”,以及不同语种的派系之间的矛盾。
刘耿:当两种帮派势均力敌的时候,是矛盾最深的时候。如果有一方的势力衰减了,反而暂时归于平静,就比如现在申花的“大蒜帮”干瘪成了“脱水蔬菜”。曾经是申花队长的肖战波现在到了无球可踢的地步,曾经的精神领袖李玮峰去了韩国继续职业生涯。
金雷:国外俱乐部的更衣室老大决不可能是俱乐部老板,但申花恰恰相反,朱骏就是更衣室的老大。
林龙:像李玮峰、肖战波这样企图发起更衣室革命的,其下场只有一个:被朱骏“镇压”。
刘耿:就像皇马失去了劳尔,巴萨失去了普约尔,申花在范志毅后失去了本土生产的老大,本土生产的老板就代劳了。
金雷:国外俱乐部也有强势的老板,他们可以掌控球员和教练的命运,但绝不会染指更衣室。
林龙:更不会亲自上场踢球。当一个俱乐部的老板没有底线的话,俱乐部的更衣室文化也没有了底线。
刘耿:朱骏每次“越位”,都是合法持证上岗的。比如他有教练员证,临阵指挥;那次对利物浦上场,他也是作为球员事先报了名的。
林龙:贝肯鲍尔1990年就夺得了世界杯,但决不会在2000年指挥拜仁的比赛,因为他是俱乐部的老板。
金雷:朱骏一人分饰多角,造成俱乐部内部角色混乱,以及工作伦理混乱。
刘耿:是的。申花更衣室内部的不团结根源在于:朱骏一个人塑造的“山大王”式的企业文化。
林龙:换句话说,申花的更衣室文化因为“山大王”朱骏而变得很山寨,而他们的追求却是所谓的国际化,巨大的差距造成了巨大的失落。
“大蒜帮”的“背后一枪”
金雷:我们讨论了申花俱乐部老板的问题,那么,申花球员有没有问题呢?
刘耿:球员相互间也存在畸形的竞争。比如说,诸多法国人在巴萨内部可以形成一个法国帮,巴西人可以在皇马内部形成一个巴西帮。他们都是拧成一股绳的。但是,申花的“大蒜帮”却秉承了“老乡,老乡,背后一枪”的劣根性,这也是造成他们内部不团结的一个原因。
林龙:申花的“咖啡帮”更不争气。他们连“背后一枪”也打不出来。
刘耿:像毛剑卿这样的球员如果放到国外俱乐部的更衣室,会得到怎样的管理?
金雷:国外俱乐部的更衣室管理奉行“公私分明”,毛剑卿只要不在球场打人,只要在规定的时间里不酗酒,他不会被剥下俱乐部的球衣。
林龙:近日传出消息:德甲一家俱乐部居然看中了毛剑卿,但获悉他以前的劣迹,就放弃了引入他的计划。
刘耿:那就不去德国,去英国嘛。
金雷:英德两国的俱乐部文化不同,因此才有大相径庭的处理方式。中国也可以有自己的俱乐部文化,但一定要因地制宜。
刘耿:中国的俱乐部文化是体工大队文化与市场化的混杂体。被植入同一个机体内,必然发生排斥反应。其实领队这一个专门致力于做球员思想政治工作的岗位,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因地制宜的法子,但也只是权宜之计,根本之计在于按照中国足球规律办事,顺应世界足球发展形势。
金雷:所以还是要从体制上寻求改变。不能出了一个毛剑卿,就解决一个毛剑卿。要从个案中找到矛盾的共性,申花更衣室的痼疾若能为整个中国足坛引出一张药方,中国的俱乐部文化就可以真正找到建设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