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争当中国博斯曼

　　记者贾蕾仕北京报道 不是周海滨，不是冯潇霆，是王栋。2009年国内球员留洋遭遇国际规则与国内惯例的抵触时，王栋的转会却引发了足协的极大震荡。转会中两家俱乐部、球员的诉讼成为一个导火索，而足协领导和中层干部们则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来解读“王栋事件”，足协方面2日向记者表示“表面上看只是一个球员的转会，这其实是一个关系到中国足球发展与未来的问题，解决好了是中国足球的发展的一个重大契机”，足协方面准备就此事与总局进一步沟通，对未来中国足球的发展进行新一轮规划。王栋出国事小，中国足球未来事大。“在这个意义上，王栋事件甚至达到了当年博斯曼的高度。”一位足协人士表示。

　　其实对王栋的转会裁决并不困难，过程和结果只是表面，是一个牵扯到三方沟通与官司协调的问题，现在问题已经有了初步的答案。7月30日足协召开了长春亚泰俱乐部、王栋父亲和代理人的陈述会，会上双方都陈述了各自的意见，足协诉讼委员会没有对此事立即做出结论，但是提出了15天的解决期限。

　　就在王栋解决争议的期间，足协在济南召开了中超委员会，会上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2009年国内转会与国际足联的规定接轨，但是却遭到了16家俱乐部的一致抵制，理由是“会损害俱乐部利益，以及培养年轻球员的积极性”。年初在成都召开中超俱乐部会议上，曾讨论过这一议题，但是与会者均为俱乐部工作人员，这次济南会议俱乐部老总态度明确的抵制，也让足协感觉到了阻力。

　　足协方面分析此事时认为“这其实在深层次上暴露出了近年来困扰中国足球的问题，就是中国足球是否继续推进改革，还是停滞和保守”。自1994年职业化改革以来，中国足协面临着能否继续深化的关键时刻，而自2000年奥运会后，中国足协却将很大精力放在应付上级和总局“奥运战略”上，对中国足球的未来发展迟迟未见诸行动，“这导致了中国足球发展中与足球规律和职业化进程的矛盾屡屡发生”。

　　当初王俊生正是得到了上级部门的指示后才促成了中国职业化的转折点，把“红山口会议”开成了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可是自阎世铎和谢亚龙上任后一直在寻求上级的相关指示，却迟迟未能得到答复。记者了解到一个内幕是，4月29日谢亚龙参加了在总局召开的关于中国足球的调研会议。当时崔大林点名要他发言，会上已经担任中体产业董事长的谢亚龙当着总局领导的面，也大胆地说：“在中国足协的四年里，我多次问过总局领导，中国足球到底要不要继续深化改革发展，但是总局始终没有给我答复，一直到我离任都没有明确。”

　　正是缺乏上级部门的精神，中国足球一直停留在1994年的职业化改革阶段，导致近15年没有大的变化，在如何与国际接轨、培养青少年和足球体系的建设中毫无建树。所以才导致了如今“周冯王”三人转会国外出现的问题。

　　转会规则的修改使足协高层和各部门都在三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首先是这“标志着中国足球是继续推进改革，还是停止保守”的问题；其次“足球国际化的发展逼迫我们带来了哪些发展机遇”，中国足球该如何创新；三是中国最缺乏的是法规建设。如果转会规则的修改中，能够解决这三个问题，那么“中国足球还能再上一个新台阶”。

　　首先，足协方面表示“现在国际足联有这样的规定，我们是没有理由不执行的。”转会制度与《劳动合同法》不冲突，可是现在“结果球员的转会规定还不如民工政策”，如果再不改革“究竟中国足球还能不能向前发展”。据悉，现在关于国内球员留洋的转会也引起了总局方面的关注，由其带来的深层次思考也抛给了总局和上级部门，相信会对未来有所触动。

　　其次足协方面还认为“国内转会就遇到这么大阻力，如果规则上不向国际靠拢，谈不上什么发展，中国足球更没有追求”，现在足协在推动国内转会制度与国际接轨，但是俱乐部却是消极的。而足协认为“其实很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比如俱乐部培养青少年球员，可以在合同的时间年限、工资和转会额上做规定，参照国外的做法，同样会受益，”不能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不是长期的。

　　另外球员为俱乐部做贡献是被认为天经地义的，但是“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来限制了很多球员的发展”，尽管足协表示了对俱乐部这些想法的理解，可是“利益的保证有很多方式，而不是仅仅这一种。”足协普遍认为“修改转会制度也是符合十七大‘以人为本’的精神”。

　　第三，中国足球缺少法规和制度，如果通过国内转会制度逐渐走向完善，“这是一个进步的途径，如果还按照原来的模式，那么我们会越来越远离世界足球”。

　　从足协本意，改革转会制度本身其实能够体现中国足球在进步，即使是暂时触犯了某些俱乐部的利益，也要看到这会“促进国内俱乐部更加职业化和规范化”。通过转会制度的改革事件要深刻理解其背后所带来的深层次的影响力，否则“中国足球将不会具备更强的竞争力”，导致中国足球一直在落后的环境中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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