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陈永报道 在世界政坛,尤其是多党制的国家,左派和右派都具备深厚的基础,他们的轮流执政为20世纪中后期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做出了深厚的贡献,但这些左派或者右派,大都采取左派偏右,或者右派偏左的政策,比如法国政府中的右派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同样也维持着高福利政策吸引工人的支持;法国政府中的左派,同样也不会拒绝维护资本的利益。在很多时候,在一些具体的政策上,所谓的左派和右派已经无法区分。
然而,左倾和右倾却给这个世界的稳定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在中国足坛自然也是如此,左倾的典型代表是沈阳金德、上海申花以及以前的大连实德和深圳健力宝。
沈阳金德在管理上采取了极为苛刻的措施,球员进入球队便会签上一份长期的底薪合同,为此无数球员为了抗争而愤然离开了足球,天才球员陈涛也是长期无球可踢。从总体上来说,这种极端的管理方式对于足球是一种危害,毕竟球员的基本权益很难得到保障,而至于上面报道的极端手段,如果属实的话,更是陷入了犯法的境地。上海申花方面,朱骏在管理风格上也属于相对激进的,多名球员被废,而且在联赛中,为了一些既定目标不惜手段。
至于大连实德和深圳健力宝,则更为左倾,其危害远远超越金德和申花,他们以“革命”的名义谋取私利,其间更是不断用恶劣的手段破坏基本的规则,比如实德系和健力宝系。当然,左倾终是害了自己,健力宝系的操作者张海有了牢狱之灾,实德也已经沉沦。
右倾方面,天津泰达是一个明显的代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天津俱乐部扮演着二战前欧洲妥协主义的角色。实际上,天津无论在硬件、资金还是人员组成上,都足以称霸中超,然而天津一直不思进取,甚至部分俱乐部领导采取了打死不争前三(言外之意,争了前三,第二年打得不好就要挨骂,不如在中游混着玩舒服)的策略。而在和球员的斗争上,在球员和大佬的面前,俱乐部显得非常软弱,得过且过,只要不出事就行。右倾的天津最终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如二战前的法国,一贯的妥协让自己一度亡国。
原来的前卫寰岛(公安部系统企业)和上海中远(国资背景)也扮演着右倾的角色,他们的烧钱烧出了中国足坛的虚假繁荣,其做法和实德以及健力宝的做法形成了中国足球的两大毒瘤。
全球一体化让国家的界限不再明显(当然在现在,民族主义(右)有抬头趋势),也让左右之分趋于模糊。
中国足坛,很多俱乐部也不再有明显的国企或者私企背景,而是趋于融合,比如长春亚泰和河南建业这两支新生力量,其背后是房地产集团,但也有着官方的背景,他们在俱乐部的运作上也趋于理性和稳健。又比如鲁能,一个典型的国企俱乐部,在董罡时期同样严格管理,而在最近几个赛季,对于资金的控制也相对严格,而且他们把山东电力集团的管理理念成功移植,让鲁能成为了中国足球俱乐部的一个典型代表。
让左派更温和一些,让右派稍加激进,或许是解决的有效手段。这样说有中庸的味道,但稳健的前进总比极端的破坏或者不思进取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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