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杨璐

    6月18日，辽宁足球俱乐部状告沈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二审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辽足俱乐部原球员曲乐恒作为“第三人”再次进入媒体视线。从2000年那场改变命运的车祸到现在已经过了9年，当年车祸的另一主角张玉宁也在今年黯然退役，而复杂的官司却还在进行中。官司持久的纠缠、坊间的各种猜测和流言让曲乐恒很无奈：“你怎么解释都会有人不理解的，所以就不用解释。”他不想再变成话题和炒作对象，于是他搬家、换了手机号，甚至让专门跑足球口的记者都找不到他。他告诉本刊记者：“该说的我早已经说过了，我没什么要说的也不想再说什么。我只想过平静地生活。”

   新生活

    曲乐恒最后一次在媒体面前出现是在2006年，他因为轮椅击剑国内和国际定级的不同被迫放弃了训练，运动生涯再次遭受挫折。那一年，他29岁。他告诉本刊记者，因为年龄，这意味着他不再有机会从事运动项目了。

    接触轮椅击剑还是在北京的康复中心，他看到有病友打篮球就动了心思，觉得自己也有希望重新回到运动场上。“在运动上跌倒了还想在运动上爬起来。”与少年时代的懵懂不同，这次的项目选择他还是经过了一番思量的，“要是打篮球是集体项目，一是不容易出成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还在康复中心治疗，训练时间也保证不了，轮椅击剑是个人项目并且适合他治疗这个实际情况”。

    2004年4月，告别足坛4年后，曲乐恒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事儿做”，成为北京轮椅击剑队的一员。每周的三四次训练是他最兴高采烈的时候，早上8点准时出发，自己坐出租车去训练场。他练得很刻苦，曾经两个月就练断了两根剑创造了队里断剑频率最高的纪录。右手握剑磨出了茧子，左手抓轮椅磨出血痂，身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晚上训练完回到家都已经21点多了，还要母亲特意找出一床旧棉被，对着再刺一会儿找手感。因为训练的勤奋和本来就有的运动天赋，他的成绩进步很快。练习不久，他就在全国轮椅击剑锦标赛上夺得了男子B级个人花剑铜牌和个人重剑第五的成绩。他还披上了当足球运动员时没有机会穿的国家队的战袍，踌躇满志地为2008年的北京残奥会做准备。

    就在他逐渐走出车祸的阴影，重新燃起生活希望的时候，命运再一次跟他开了个玩笑：轮椅击剑比赛按照伤残程度分为两个级别，在国内腰能使上劲儿的为A级，腰使不上劲儿的是B级，曲乐恒一直作为B级参加比赛。但是，他去意大利参加残疾人击剑世锦赛这样的国际比赛时，被分在了A级，A级轻残选手的身体非常灵活，曲乐恒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他向本刊记者解释：“这就像男足跟女足比赛一样，没有可比性呀。”无奈下，他退出了训练。后来他的队友金晶曾经私下跟相熟的记者说过，如果不是定级原因，曲乐恒的实力是有可能在残奥会上拿牌的。

    曲乐恒在北京的住处因为邻近康复中心，有很多和他类似的病友，并且北京的无障碍通道要多于沈阳，其氛围更适合他居住。但是，停止练剑后，曲乐恒说，就没有在北京生活的理由了，全家搬回了沈阳。而他身边的朋友告诉本刊记者，通过她的观察，从那时候始，曲乐恒变得沉默了。敲开曲乐恒家的大门费尽周折，他回到沈阳后，搬家、换手机号，原来采访过他的记者都跟他失去了联系，只有少数从工作关系变成朋友的人还能偶尔互发短信问候，而他的新家则很少有人拜访过。曲乐恒明确表示，他不想再次变得透明，不愿意别人知道他现在的生活状态，也确实没什么可以拿出来说的谈资。

    尽管万般为难，曲乐恒还是很有礼貌地迎在了新家的门口，虽然不再做运动员，却还保持着多年以来的穿衣习惯，一件白色的adidas短袖T恤和一条灰色运动裤。新住所有电梯，他使用轮椅也非常灵活，不用像从前一样，需要父亲把他从6楼背下去，自己就可以出门了。小区的院子很小，但也还布置了凉亭和小桥流水的景致，大门紧闭，很幽静。曲乐恒的胳膊上有明显的晒痕，这个夏天他没有闷在屋子里，晒太阳成了他现在为数不多的活动。

    虽然行动上受限制，视野却很开阔，曲乐恒非常关心时政，从绿坝软件到“朝核危机”再到国内几个大的案子，每个热点新闻他都能谈一通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并且曲乐恒还会把这些话题扩展开来，引经据典。从时政热点谈到历史人物，比较岳飞和隆美尔，说说自己欣赏的甘地和切·格瓦拉，再回到对儒家思想的思考上。他目前的兴趣在历史和西方经济学上。“做事儿光业务好不行，还得有政治头脑，那就得看历史，学西方经济学是为了明白成本和收益的关系。”没有上过大学是曲乐恒的一大遗憾，所以他现在特别想上学。可是“我都30多岁了，再回到校园里泛泛地学意义不大”。曲乐恒现在的理想状态是，“在创业中遇到了困难和瓶颈的时候，回来学东西，这样有针对性”。可是，到底要做些什么一直困扰着他，“还没有找到方向感，没有舞台”。他现在的状态是“自己有浑身的劲儿没处使”，他觉得如果求助残联帮着找工作像一种施舍，他不想要别人的同情。“博得同情因为是弱者，而我不想做弱者。因为这是一个竞争的社会。”

    恩怨

    就在曲乐恒在意大利坐着轮椅永远告别运动生涯时，张玉宁在上海和沈阳分别举办了隆重的结婚仪式。命运又把这两个人放在了A面和B面。采访完曲乐恒“退役”感想的记者还要顺便打探一句对张玉宁结婚的反应。曲乐恒的回答是，“我最后向他送上祝福，永远不想再提起他了”。

    两人有相同的成长背景：父亲们在同一个工厂上班，两个人同年出生，读的是同一所小学，曲乐恒上学早比张玉宁高一个年级。1985年，8岁的曲乐恒、张玉宁、李铁和朱锴被他们的体育老师带到了足球教练张引面前，从那时候起，不同年级的两个孩子开始有了交集。曲乐恒的母亲告诉本刊记者，其实当时曲乐恒的班主任并不同意他搞体育，当时曲乐恒还是中队委员，班主任觉得他是大学苗子，不过体育老师却很坚持。最终选择足球这个道路，是家长对孩子的人生规划上的考虑。“这条路没什么风险，他们师资班算是中专，毕业后练得好的可以进队，即便是不好的也被分配到各个学校当老师。”曲乐恒母亲说。

    不过这条看起来可进可退的道路也是需要付出和努力的。曲乐恒告诉本刊记者，不断有人会被淘汰，最后能练出来的既要有天赋又要勤奋和刻苦。自从进队，曲乐恒每年只在大年初一休息一天，刚开始走训的时候每天下午都要从大东区的学校转两次公交车到和平区的体育大院训练。曲乐恒给本刊记者看了一张日后的“偶像球队”“辽小虎”儿童时期的合影，完全是一支杂牌军：曲乐恒的脖子上挂着公交车的月票，年纪更小的肇俊哲连运动服都没有，穿一件土黄色的毛衣。沈阳的冬天冷的时候能到零下30摄氏度，训练场上的大雪一脚踩下去就没了脚脖子，这些孩子们在雪地里摸爬滚打很容易着凉。曲乐恒妈妈告诉本刊记者，一到下雪，家长们就从四面八方请假去场地扫雪。因为十几年的共同训练中总有这样那样的集体活动，这支队伍的队员和家长互相都很熟悉，现在曲妈妈还能回忆起来，第一拨被选拔出来的就是曲乐恒、张玉宁和陈洋。“陈洋是班长，那孩子可懂事了，小大人一样。”

    因为有了日后的恩怨，回忆起当年的“辽小虎”，人们总会不自觉寻找曲乐恒和张玉宁交往的点滴。让著名的体育记者马寅感慨的是，“1998年秋天，去采访已经是甲B最佳射手的张玉宁，同屋的俊朗男孩见张玉宁忙着回答问题，就自己去水房刷饭盒，还不忘带上张玉宁的，这个男孩就是曲乐恒”。曲乐恒对这个片段印象模糊，他的回忆还要早几年，也是后来张玉宁在那场著名的媒体见面会中提到的“两个人的旅行”。“我和张玉宁一起从梧州去昆明集训，先从梧州坐船去广州再坐火车去昆明，在广州买不着火车票，队里给开了条子，我俩在当地找人帮忙，那时候十六七岁，有相依为命的感觉。”成年之后，曲乐恒说，他跟李铁、肖战波很好，跟张玉宁不算是死党，但毕竟从小一起踢球，那时候也很简单，关系也不错。俩人这样的距离，出事后让曲妈妈有些纳闷：“怎么他俩能在一起吃饭呢？”

    外界把两个人捆绑起来是在2000年3月4日。那也许是曲乐恒的人生到目前为止最快乐的时刻，取代张玉宁出场的他用帽子戏法一战成名，帮助辽宁队以4比2的比分击败了双冠王山东鲁能泰山队赢得了“超霸杯”冠军。赛后，主教练张引曾对媒体说：“我对曲乐恒今天的表现非常满意，他能否当上辽宁队主力，不用我来回答，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时已经成为球星的张玉宁因为要转会的问题与俱乐部和主教练张引的矛盾曾成了足球界公开的秘密。张玉宁变得“不听话”，训练懈怠消极，他的父母也到俱乐部去交涉。在这样的情况下，启用曲乐恒并且曲乐恒场上的表现很好，无形中就使得张玉宁在队里独一无二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俱乐部在与张家的交涉中加重了砝码。

    曲乐恒的妈妈向本刊记者回忆，“超霸杯”后媒体对辽足的报道中就会出现“曲爸爸说了什么什么，张爸爸说了什么什么”诸如此类的对比。矛盾不久后发生了，车祸前几天，曲乐恒去队友开的酒吧捧场，遇到了张玉宁和他的几个朋友。其中就有人替在俱乐部中处于尴尬地位的张玉宁“出头”，教训曲乐恒。这就是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黑社会”事件。数年后，成熟了的曲乐恒已经学会严谨地表达，他告诉本刊记者：“律师看到他们的笔录里，承认当时有过激的语言。”让曲乐恒觉得无从向本刊记者说起的复杂官司在这里找到了叙述的起点。4月26日训练结束，张玉宁邀请曲乐恒与他一道出去吃饭，理由是那几个朋友酒后失言，特地要向曲乐恒赔罪。几小时后，张玉宁在归队途中开车撞上了大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曲乐恒受了重伤，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

    对于曲乐恒来说，足球生涯结束了，旷日持久的官司却拉开了序幕。边锋告曲乐恒民事侵权和曲乐恒告张玉宁交通事故索赔把两个人推进了舆论的漩涡。张玉宁背上了“黑社会”的名号，曲乐恒的巨额索赔也被人议论纷纷。直到车祸发生的4年零210天后，2004年11月22日，曲乐恒和张玉宁的恩怨才有了一个了断。当天上午，张玉宁的父母把234万元赔偿金打入了法院指定账号。下午，并不爱接受采访的张玉宁召开了媒体见面会，当着在场的近70家媒体，展示了两人少年时代的嬉笑打闹的照片，向曲乐恒说了声对不起。尽管张玉宁当时说：“我和他一起长大，一起踢球，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好兄弟，不管他怎样看待我，我都会一直把他当兄弟。”两个人从此却再没有交集。而曲乐恒也没有接受这个道歉，他说：“我们俩只有法律关系。”

    张玉宁的命运也并没有像他声明中希望的那样，有一个新的起点。2003年，他离开了辽宁队转投上海申花，并且代表申花队获得了最后一届甲A联赛的冠军。但是很快，职业生涯开始走下坡路。体育记者王宏认为，车祸官司对他的情绪一定会产生影响。这个在王宏眼里“有天赋，对抗能力强，中国难找的中锋”在今年的联赛远离了球迷的视线，而如果没有那场车祸，“他的足球生命还能延长一两年”。

    官司

    曲乐恒不爱再提往事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察觉到有些不了解内情的人对他的官司颇有微词，影响了他的名声。在受伤的初期，因为辽足俱乐部的介入，事情并没有进入法律程序，这也为后来的局面复杂埋下了种子。

    1999年是辽宁足球队职业联赛以来的黄金期。经历了1995年第一次降级之后，“十连冠”时期的老队员和处于当打之年的中坚力量或者退役或者离开，按照常规老中青三代球员组成的成熟结构在辽足被张引从1985年开始苦心经营的这支娃娃球队取代。1999年这支被称为“辽小虎”的球队取得过八连胜，也是中国职业联赛以来升班马最好的成绩。他们被球迷们寄予厚望，希望可以像德国的凯泽斯劳滕队一样从升班马直接变成联赛冠军。体育记者王宏回忆，除了比赛成绩好之外，与成熟沉稳的球队比，当年的辽宁队节奏快、充满朝气和激情，吸引了一大批球迷。“其他球队都是有一两个球星，辽宁队是一个偶像集团，甚至很多中学生、大学生是从喜欢辽宁队开始喜欢上足球的。辽足的球市当时可能是全国最好的，抚顺的主场几乎场场爆满，领导们也都很重视，从大连队开始，人们普遍认为足球是城市的一张名片。”前锋张玉宁是这支明星球队中的明星，而崭露头角的曲乐恒周围也开始聚集了球迷。

    等手术之后的曲乐恒睁开眼睛的时候，走廊里早已挤满各路记者和球迷了，发生在这个炙手可热的球队中的车祸举国关注。“当时球迷们送来了千纸鹤，还有少量的捐款，这样的氛围里，我第一个想到的肯定不可能是打官司赔钱吧，我肯定要想早日康复重回球场呀。”曲乐恒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俱乐部是向媒体表示，曲乐恒的治疗由他们负责。曲乐恒说，那一年也是球队保级的关键时刻，俱乐部出面，保住了主力前锋张玉宁，也安抚了躺在病床上的曲乐恒。但是，2000年12月30日，也就是曲乐恒与俱乐部2000年合同的最后一天，辽足俱乐部出台了《关于曲乐恒非因工负伤处理决定》，这个决定让曲家和俱乐部的关系决裂，是否工伤也成了矛盾焦点。

    2000年12月，时任辽足俱乐部董事长的曹国俊接受采访时说：“不错，当天晚上，他的外出是经教练同意的，可他们出去不是公干，而是去喝酒，归来时发生了车祸，曲乐恒可能对这起车祸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他的伤不能算工伤，如果是工伤，只能有三种情况：训练、比赛受伤，参加俱乐部活动受伤，在赶往俱乐部训练、比赛的必经之路上受伤。”到了本身就是法学博士的张曙光时代，也基本持相同观点。针对辽足的说法，钻研了多年法律的曲乐恒向本刊记者解释：“关于喝酒的问题，车祸发生后俱乐部就向外界澄清传闻，说他们没有喝酒，现在又说喝酒根本就是矛盾的。”而车祸发生地点是双方争论的重点。根据《工伤管理条例》的规定，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伤害的确定为工伤。曲乐恒说，他们这样的工作很特殊，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像军队一样统一的作息，平时也不许随便出大院。因为车祸的第二天一早，全队要拉到抚顺赛区做赛前准备，所以头一天晚上训练后，教练给大家处理私事的时间，可以外出，也没有统一吃晚饭。要求晚上21点30分必须归队，当时年纪小还没有人成家，全队都住在一个楼层，楼梯安着大铁门，教练于明查完房后就会把门锁上。如果要是所谓的休息，他早就回家了。

    程序上的波折也是官司打到今天的一个原因。2001年就进行的工伤申请，因为与张玉宁的官司而搁置下来，直到2005年才重新拾起。但是，按照程序，必须由用人单位来申请，可辽足已经与曲乐恒关系破裂不可能出面，曲乐恒个人申请又不被受理。2005年秋，曲乐恒将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告上法庭，通过调解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决定由沈阳市劳动局受理曲乐恒的申请并于2007年鉴定他为工伤。但是，辽宁足球俱乐部对此并不认同，2008年底，辽足提出复议，但是结果依旧是工伤鉴定不变。2009年初，辽足俱乐部将沈阳市劳动局告上了沈河区法院，要求撤销工伤鉴定，沈河区法院维持了原判。随后，辽足俱乐部向沈阳市中级法院上诉，也就是此次的二审开庭。

    辽足俱乐部坚持不懈地走遍法律程序不断申诉也有自己的苦衷。一位接近辽足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与国内实力雄厚的俱乐部无法相比，辽足的背后一直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10年来就靠卖球员维持。今年的经济状况也不好，如果想“冲超”投入大约得4000万元，而据他估计辽足今年工资、奖金和外援加起来也就是1000万元。“到今年6月份为止，只给球员发了1月份的工资，6月20日比赛之前发了5月份的工资，2、3、4月份的现在还在拖欠，曲乐恒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自然能拖就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