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白国华报道 现已经是陕西中新主教练兼总经理的成耀东，1996年还在上海申花队效力的时候，年初，他接到一个叫刘建疆的人的电话，对方说：“我们深圳队今年刚刚升上来，需要找两个老队员，一个是你，一个是谢峰。有兴趣见过面谈一下吗？”在电话中，刘建疆明确告诉成耀东，如果他去深圳，一年大概可以拿到100万元左右。成耀东思之再三，没有去见面，当时他在申花，收入大概在20万左右：“每个主力收入大概都是这么多，所以没有什么不平衡的。而且当时大家都很理解俱乐部的薪水政策，在俱乐部感觉也很愉快，所以最终还是留下来了。”

　　成耀东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当时的球员和俱乐部的关系，“如鱼得水”，但是，问题是，如果时光往后十多年，成耀东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他是否会作出同样的选择？

　　成耀东犹豫再三，没有说出自己的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用“如鱼得水”来形容球员与俱乐部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准确，另一位俱乐部的总经理则有了另一个词来形容新劳资关系———猫捉老鼠。猫和老鼠，天生对立的两者间，较量无可避免。唯一变化的是，不过是斗争的方法和形式而已。

　　俱乐部严格管理与球员反管制，是一个恒久不变的话题，劳资间的较量，也演绎出了不少中国足坛的经典故事。

　　譬如说，当年大连万达几名大腕晚上出去喝酒，喝得醉醺醺回来，碰上正在查房的迟尚斌，结果一名队员指着迟尚斌说：“你还想不想混了？”这个事情闹得很大，王健林知道此事后暴跳如雷，几个队员第二天也知道大事不好，他们连同他们的家属一起向迟尚斌求情，连迟尚斌都被感化了：“放过他们这一次吧。”其后便是一位大腕当众痛哭读检讨，到最后是一位副市长亲自到万达集团向王健林说情，余怒未消的王健林仍然不肯放松，时至深夜12点，终于有人提醒王健林：“他们几个还在大堂等您回话呢！”王健林长叹一声，挥挥手：“让他们去吧！”———后来万达的人说，王健林本来想开除那位队员，但念着旧情，便放了球员一马，“当过兵的王总还是把球员当做手下的兵呢！”事件不了了之，王健林的念旧是一方面，球员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的关系化解事件，也是关键的原因。

　　又譬如说，2007年肖战波闹出的“战神门”事件，肖战波用罢训来抗拒吴金贵，他的底气来自于他曾经给当时的俱乐部一位高层打过的电话，但最后呢？肖战波被罚半年年薪150万元，期间波谲云诡，肖战波、吴金贵、张德发、朱骏轮番上阵。而肖战波事件最后的处理结果充分表现了朱骏的多样化，一切都是在他的掌握之中。至少就结果来看，“维护了教练组的权威”、“留下了肖战波这个老球员”、“省下了150万人民币”，可谓一箭而三雕矣。“你要是能够理解朱骏的想法，那么他就不是朱骏了”，这是申花上下对于这位老板的共识。

　　从甲A时代的标志人物到中超年代的标志人物，长袖善舞至肉在砧板。游戏性质发生变化，游戏规则自然随之而变，随着俱乐部与队员之间的不信任感越来越强，两者之间的斗争层出不穷。

　　俱乐部与球员之间的谁错谁对，实难细究，球员关键比赛的失常，俱乐部的连年减薪，都在逐渐让双方失去信任，猫与老鼠的游戏自然愈演愈烈。

　　在球员和俱乐部之间的较量中，自然是俱乐部占了统治地位。俱乐部拥有的手段很多，例如减薪、三停、废掉队员。例如2005年名噪一时的金德陈涛、张烈五名球员一起造反———当年在球员新的工作合同中，俱乐部把球员的工资标准分为两档，分别是月薪4000元和8000元，而且工资中仍有一半将作为风险抵押金，也就是说每月他们只能领到一半薪水。而在球员收入的大头—————比赛赢球奖金方面，俱乐部也做出了重大的调整，单场赢球奖金由原来的40万元减至20万元。更为关键的是，金德队还规定球员必须要和俱乐部签订五年的工作合同，这几乎等于“包身合同”，对此陈涛、张可、张烈等5名主力球员表示了不满，开始与俱乐部抗争，但是最终除了张烈没有妥协选择退役外，其余球员最终还是没能撼动这个条款，和俱乐部完成续约。

　　此外，俱乐部在管理上使用的比较多的还有威胁挂牌，尤其是对一些有实力的过气球员来说，申花队的张玉宁就曾是“受害者”。按照他与申花队签订合同时的规定，张玉宁第一年年薪为300万，且之后每年要递增。可是等到了05年初，申花队却传出了要将张玉宁挂牌的消息，且标出了天价转会费，这无异于将张玉宁推向了绝境，结果只能是玉面杀手接受降薪留在了申花队。其实在中超赛场上，有着张玉宁这样经历的球员并不少，扬言挂牌又标上高额转会费，球员只能选择“委曲求全”。

　　这方面，肇俊哲曾经作过一次总结性发言，那是在2003年，面对辽足的困境，肇俊哲说：“谁敢罢练、罢踢啊，谁罢练罢踢俱乐部还能让你好啊，让你一年不上场不打比赛，什么人都废了，现在国情就是这样，俱乐部可以选择我们，我们不能选择俱乐部，25岁才有资格转会，25岁前你只能受俱乐部的掌握。”

　　俱乐部与队员之间斗争的事情每年层出不穷，但最惊心动魄的莫过于发生在2007年的“李振鸿被打事件”———8月24日，也就是长沙金德0比2输给浙江绿城之后不到一周的时候，金德队员李振鸿被4名不明身份的人绑架，他被关押了8个小时，其间饱受毒打和恐吓，还两次被装入麻袋，险些被丢入河中。这些人要求李振鸿承认在上一轮比赛中收受200万黑钱，打了假球，一直到次日清晨，李振鸿才被释放。

　　金德俱乐部的人给李振鸿打电话，意思是，不管怎样，还是要回到株洲，大家坐下来谈一谈，可是已经是惊弓之鸟的李振鸿一口拒绝：“我还敢回去吗？我在那里差点让人给活埋了！”

　　至此，中国的俱乐部与球员之间的“明争”达到了顶峰———也许不会再有如此极端的事情发生了，因为那像是在演电影，上演的故事就如发生在中世纪的封建庄园。

　　实际上，球员反击俱乐部，也有自己的方式，这方面，外援一直是急先锋———俱乐部从来不敢拖欠外援的工资，因为外援的直接保护神是国际足联。

　　职业联赛十多年，中国俱乐部多次被外援外教告上国际足联，而每次几乎都以中国俱乐部的败诉而告终。这里仅举一例。2003年3月，申花引进塞黑外援佩特科维奇，当时合同中有如下条款：如果佩特一个赛季出场率不超过70%，申花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2004年3月，申花正是以此为由，解雇了佩特。但在此后，国际足联的介入下，申花只能向佩特要求支付100万美元赔偿金。

　　真正对俱乐部进行了根本性打击的国内球员是周海滨。周海滨以自由身加盟埃因霍温，动摇的是中超联赛的整个转会规则，其后，中国足协注册办主任朱和元表态：“我们的想法是在一到两年的时间里，争取实现与国际足联的规则完全接轨，届时中国国内俱乐部间的转会也会一切按照国际足联的相关规定实行。”

　　“一切按照相关规定来办”，意味着球员和俱乐部之间处于平等对话的地位，当年肇俊哲感叹：“外国俱乐部和球员都是平等的。俱乐部经营不好，球员就可以选择走。而我们现在呢？”周海滨的事件不仅动摇了中国的转会体制，同时也给了很多球员信心，寻找俱乐部的漏洞，钻一钻规则的空子，看起来并非那么遥不可及。

　　但是俱乐部也同样有“依法办事”的改变，他们的管理手段也在不断完善。利用合同，限制及更好管理球员，就是新的方向。在这一方面，申花引领着潮流，“亚洲最佳中卫”李玮锋就是因为合同中一条必须达到70%上场时间的限制，差点毁掉了前途及“钱途”。而其他俱乐部也纷纷跟进，泰达俱乐部本赛季便曾经推出过含有上场时间70%及最低工资制度的合同附加条款。

　　另外，出于对队员利用合同期满后成为自由身漏洞转会的防范，各俱乐部不约而同地与自己的球员签订两年甚至五年的工作合同，这也让部分有意另寻新东家的球员被迫只能用不签约也不踢球的方式进行着抗争。

　　猫和老鼠的游戏，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平稳轨道———没有汹涌澎湃，只有潜流暗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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