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周海滨暗渡陈仓，为了自己的职业前途，做出一次大赌博时，冯萧霆却在痛苦之中继续着自我折磨。两个年龄相仿、经历相仿的大连球员，都在探寻未来发展道路时，找到了一条夹缝中的逃道。周海滨冒大不韪铤而走险，冯萧霆似乎还摆脱不了人情纠结。

　　国际足联在全球范围内认同博斯曼法案，允许球员“自由”转会，早已经是四海皆准的法理，只是这种法理却又无法真正做到四海皆准。法案源自整体足球水平发展最高的欧洲，这里也是对职业球员个人权益保护得最全面的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足球水平以及社会环境都不尽相同，完全执行自由转会的博斯曼法案，即便是国际足联也未必能推行到位。于是在欧洲之外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国际足联事实上是允许法外行法，同意一些洲际或国家足球管理机构，针对各自不同足球发展状况，制定一些本土化足球转会管理政策的。

　　于是中国足球就有自己的独特转会体系，事实上，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在亚洲领先的日本足协，同样有类似的转会签约政策，俱乐部和球员之间合同一年一签，基本上都是按照赛季合同而定。只是这些本土化的转会签约政策，只能适用于本土足球市场，一旦本土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隔阂被打破，那么本土政策只能遵循国际足联的政策。这样的状况一旦发生，博斯曼的巨大身影就将出现。

　　周海滨就抓到了这样一条通道，冯萧霆、李玮锋乃至更早的高雷雷都是如此。在法理上，只要他们在国际转会市场上，在符合国际足联规定情况下，得到了一份海外足球俱乐部的合法合同，这样的自由转会就成立，因为他们在休赛期间和对方谈判时，自身和国内母俱乐部是没有明确合同的——中超俱乐部大部分球员合同都是赛季合同，赛季结束到新赛季开始这两三个月的断档期内，他们都是自由人。

　　中超俱乐部出于保护自身权益考虑，或者能够要求中国足协不出具国际转会证明，然而这最后一条封锁线也能被轻易突破，因为球员可以直接向国际足联申请转会证明，只要情况属实符合规定，国际足联会在稍晚时间出具证明。所以周海滨在1月的国际转会窗口和埃因霍温签署了合同，山东鲁能在法理上已经很难夺回主动。国际官司或许还是能打，而且也有可能打赢，不论是在国际足联，还是上升到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只是以中超俱乐部的国际交往经验和斡旋能力，他们很难应对这样耗日长久、劳民伤财的挑战。

　　冯萧霆似乎没有周海滨那么决绝，他多少囿于人情，难以痛下决心。法理至上的现实环境里，按照北京国安俱乐部副董事长张路先生对我说的一句话是：“人情已经薄如纸！”只是周海滨所冒风险仍然很大，因为他一旦海外发展不畅，必须回国时，又得回到本土化转会签约政策范围内，回到母俱乐部，接受30个月的约束，而他所有的人情积累，哪怕人情已经薄如纸，早在这次赌博中输干净了。他还能在这个人情社会里复活吗？

　　这种两难境地，因现有的转会政策隔膜形成。球员为了争取个体前程，充分利用机会，情有可原。中超现存的转会签约政策框架，也是现实积累的一种结果，力图在艰难时势下尽量自保，也不是不可理解。只是当这条夹缝中的逃道被突破之后，必须及时警惕，亡羊补牢，否则未来人才流失将更加严峻。(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