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当年的甲A，还是如今的中超，作为中国足球的顶级联赛，虽然拥有最广阔的市场前景与数以亿计的受众群体，其经营现状却惨不忍睹。因不满足协判罚而愤然退出的武汉俱乐部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各中超俱乐部，全年各项收益能占总支出的1/3，就是奇迹了！ ”

　　有市场需求，但经营绩效竟入不敷出；烧钱游戏近乎疯狂，投资企业仍前仆后继；联赛开展14年，高达100亿人民币的惊人投入，换来的却是市场品牌的每况愈下——中超联赛二律背反的怪异资本论令人百思难解。

　　足协的“资本法规”“权力寻租”里的红利分配

　　既是规则制定者，又是利润分配的主导者——中国足协一家独霸的“权力寻租”错乱了中超市场最起码的经营秩序。

　　中国足协制定的《中超俱乐部标准》第十三条规定：俱乐部年度营业收入3000万元以上(不计球员转会收入)；俱乐部所有者权益5000万元以上；俱乐部不得连续三年亏损，在申请加入中超联赛的当年必须盈利。

　　若按这一财务标准检验，任何一家在市场中求生存、图发展的中超俱乐部都难以过关。究其根源，并非作为经营主体的各中超俱乐部经营不善，而是足协无偿占取了俱乐部的盈利空间，而作为足协代言者的中超公司，每年依律拨给俱乐部的冠名红利常因“联赛裸奔”而减额下发，甚至时有时无，这使中超俱乐部的造血机能系统难以创建，存在先天不足的痼疾。

　　借助于并不代表各俱乐部根本利益的中超公司，中国足协拥有联赛的电视转播权，冠名权和场地广告，而这三块恰恰是足球产业中最大最诱人的蛋糕。在足球产品的经营开发中，足协麾下公司经常不负责任地签下赔本的生意，而与此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各足球俱乐部的经营权却少得可怜。

　　现在中超实行的是分账制，大头都让足协拿去了，自身还要负担俱乐部、球队全年运转的巨额费用，在如此恶劣的市场环境下，投资企业不赔本已属万幸。

　　俱乐部的“资本法规”急入急出间的换手游戏

　　既然介入足球就意味着大面积亏损，那么投资企业为何对中超联赛的投入又乐此不疲呢？

　　除了山东鲁能这样一掷千金、有雄厚资金支撑的俱乐部外，多数私企接手的俱乐部与球队就没有这样的实力了，他们必须对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而且很多私企老板介入足球领域均未作长远打算，甚至将经营足球产业作为向有关方面讨政策、要优惠的跳板。

　　由于难以完成足协一厢情愿制定的中超赢利准则，不少俱乐部频繁更换法人、股东以及俱乐部名称。如：现在的陕西浐灞足球俱乐部是由1995年的上海浦东队→2000年10月上海中远俱乐部→2003年5月上海汇丽俱乐部→2005年2月上海永大俱乐部转换而来的；武汉光谷的前身则分别为武汉武钢俱乐部→武汉美尔雅→武汉雅琪→武汉红桃K→武汉黄鹤楼……

　　投资人在获得了一定知名度，取得相应的广告宣传效应后即抽身而去，俱乐部的名字也随着投资人的更迭而不停变换，足协与俱乐部间彼此各揣心眼、互无诚信，在这样的氛围中，赚钱的足球只能沦为不良资产，中超联赛竟不幸成为各利益集团激烈搏弈的欲望赌场，这就是为什么云南红塔，陕西国力，大连万达等俱乐部黯然退出，而一些局外者又蜂拥而入的主要原因。

　　球员的“资本法则”“假球经济”的怪诞衍生

　　作为联赛产业链条最末端、也是最敏感的球员群体，他们也自有自己的“资本法则”。

　　为节省开支，一些经营拮据的中超俱乐部不停地裁员降薪，有的俱乐部长期拖欠球员工资，与球员签定的工作合同也多为“霸王条款”，而中国足协又不提供保护球员合法权益的制度安全网，这一系列的曲扭做法难保不会逼一些球员铤而走险，踢假球捞取黑钱“堤外损失堤内补”，甚至与俱乐部负责人串通合谋作祟……中国足球可怕的不正常运作，最终必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记者 张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