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退出”在2008年的中国足坛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作为一个以国企为背景的俱乐部，武汉光谷置2亿元投资于不顾，决然选择离开中国足球。这显然不是一时冲动的决定，也绝非仅因为区区李玮峰被禁赛而导致的后果。武汉退出是否会成为一个范本，推倒了中超投资人离场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本期论坛我们邀请辽足前执行董事张曙光和《北京晚报》记者李立共同探讨这个话题。

　　武汉退出是经济事件

　　主持人：现在重新来审视武汉退出可能更客观，更接近真相。就退出本身，中超并未发生更大规模的地震，今年联赛刚刚完成收官。但在深层次里，一切似乎并不简单。

　　张曙光：武汉退出可以看作一种必然，早在2004年中超“十月事件”的时候，我们投资人就想退出，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武汉迈出这一步是需要很大决心的，从社会的角度，他们放弃了一个公共产品，放弃了自己承担的一部分社会责任。这肯定要承受很多压力，是不是一定要这么做也值得商榷。从经济的角度，我们知道，武汉俱乐部有自己的基地，有较完备的青训体系，特别在今年在一线队身上注入5000万左右的巨资。这一切都随着退出血本无归。在这一点上，他们可谓不惜代价。

　　李立：武汉退出既是为了钱，又不是为钱。武汉光谷是武汉东湖高新区的产业品牌和知名高新技术企业的聚集地，资金非常雄厚。这才能保证他们对足球有巨额资金投入。可以说，处罚李玮峰使得俱乐部经济上受些损失，武汉方面并不在乎那点钱。是事件背后的一些东西彻底打垮了他们的信心。退出更像一种抗议，也是一种召唤，激励其他俱乐部要勇于抗争。

　　张曙光：武汉的个案其实已经动摇了中超的经济基础。在中国，还没有一家俱乐部能实现盈利。鲁能虽然成绩好，但依靠国企的背景，投入巨大，在收支上不能达到平衡。民营企业的足球俱乐部，也正面临着举步维艰的局面。武汉这一退，投资人的心也跟着散了。

　　金融危机推波助澜

　　主持人：这个冬天，部分中超俱乐部预计要“城头变幻大王旗”。在深圳保级的当晚，这个被托管的俱乐部就在叫卖中超资格。还有消息称明年徐明要让位给海昌，北京国安也有退出的意向，申花的朱骏自称“想玩就玩，不想玩就撤”，绿城的宋卫平资产刚刚缩水了一半。一夜之间，中超已是风雨飘摇。

　　李立：无风不起浪，中超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投资人要撤，八匹马也拉不回。除了中超本身的环境恶劣，大环境也特别不利。经济危机正席卷全球，体育产业受到的冲击很大。NBA裁员9%；尼日利亚政府受金融风暴影响，已经通告国际足联没有能力举办2009年17岁以下世青赛；南非世界杯组委会也透露，2010年世界杯的场馆兴建项目已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能否保证场馆在2010年之前完成还无定论；在国内，一些国际赞助商决定减少甚至停止对中国体育产业的投入。在这种形势下，中超投资人的信心动摇了。

　　张曙光：在这场金融风暴中，像NBA、F1这种市场化程度极高的联赛体系都受到巨大冲击，中超这个脆弱的体系肯定更加危险。作为中超俱乐部的投资人，不管是国企还是民营企业，明年都要紧缩银根，来应对危机。而既不能给他带来经济效益又不能带来美誉度的足球，可能首当其冲要被砍掉。当危机到来时，企业首先要自保，足球就像个奢侈品，暂时可以不要。所以，我们才看到很多投资人暧昧的表态，他们其实是在测试外界对其离场的反应，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会像武汉一样义无反顾。

　　中国足球如何自救

　　主持人：2009年，可能会成为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经济上最困难的一年。如果投资人大幅度削减投入，联赛的精彩性肯定要大大降低，运营会更加困难。

　　张曙光：这无论如何都是中超必须经历的阵痛。中国足球职业化初期，球员开支不大，负面消息少，比赛精彩激烈，企业赞助足球时，也能从政府得到不少扶持和优惠政策。所以在初级阶段，职业化尝到了早期鲜活的热力。随着市场发展，在政府行为逐步淡出足球，而假球黑哨赌球等负面消息增多、观众口味逐年提高等因素作用下，中国足球的发展目前遇到了一个瓶颈。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中超球员会因为降薪等因素引发诚信体系被破坏，联赛陷入更大的危机，那将无可救药。从另一个方面看，这其实也是一个机遇，中国足球市场应该趁势进行改革性变化，重新配置社会资源、足球资源、市场资源，有效地为中国足球发展服务。

　　李立：中国足球的从业人员如果能从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探究，再检讨反思一下现代体育发展之路，用更科学、更和谐的方式去经营运作赛事，挤掉可能产生危机的泡沫，还其本来的面目，那么，危机就会变成一种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