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

　　直到现在，武汉俱乐部也不后悔当初退出的选择。俱乐部总经理徐志强表示，如果武汉退出能让中国足球有所改变，他们的牺牲就值了。

　　新京报：退出已经过去将近两个月，现在回头想想，你怎么看？

　　徐志强：这个事情基本上达到了我们当初的愿望。比如中央对这件事情很重视，听说也召开了相应的专题会。足球之所以这么混乱，根源就在于体制问题，如果足协把联赛和行政管理体制分开，我觉得这也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新京报：你们是希望牺牲自己换来体制的变革吗？

　　徐志强：就是这样的。他们（足协）现在就是官商不分。我们退赛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话，希望牺牲自己换来中国足球的重生和觉醒。从现在情况来看，中国足协的工作方法就有些变化，至少现在出了事之后没有自己做决定，而是召开总经理会，已经开了两三次了吧。

　　新京报：这么做是不是有些代价太大了？

　　徐志强：有时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看这么多年来，各个俱乐部也做了很多努力，进行抗争，但效果不大。中国足球有时候还是需要一些比较激烈的方法。我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古时候各个朝代往往到了后期时都是腐败，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他们自己肯定改变不了，只能通过起义来摧毁这个王朝。

　　新京报：你们要做中国足球的“陈胜吴广”？

　　徐志强：我刚才打的只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足协对联赛的管理方式不好，他们是在用行政管理的方式来管理这样一个市场化的职业联赛，这肯定是行不通的。如果武汉退出能让中国足球有所改变的话，那也值。武汉足球还可以再来嘛！

　　新京报：退赛是因为足协那次处罚？

　　徐志强：处罚当时就是一个导火索。我们之前对一些不公平事件进行了申诉、进行了抗争，但最后都不了了之，根本就没人管。这个环境逼得我们一点点走向这一步。

　　新京报：你怎么看足协在这次退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徐志强：中国足协就是一个行政管理者嘛。他有自己部门的利益，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威性不容侵犯。

　　新京报：足协公正吗？

　　徐志强：他们如果公正的话，我们就不会这样了。

　　新京报：光谷本来要起诉足协，为什么后来不了了之了？

　　徐志强：2001年长春亚泰告中国足协，北京一中院不受理；广东凤铝告篮协，二中院不受理。虽然足协和篮协的行为都是行政行为，但却不是行政主体，而行政法的对象是行政主体，所以这个事情就没法告，告了也不受理。体育法说得很清楚，授予这些协会行政权利，但要成立一个体育仲裁法庭。我们国家没有成立这样一个法庭，所以这也存在一个空白。足协说你可以到我们仲裁委员会去告，但仲裁委员会是你足协的下属单位，我们到你的下属单位去告你，那不是开玩笑吗？

　　新京报：想告又不能告，你们是不是也很尴尬？

　　徐志强：这不是我们一家的问题，中国所有搞体育的都存在这个问题。足协的章程都是按照国际足联和亚足联的章程来制定的，但人家有独立的体育仲裁法庭，而我们却没有。

　　徐志强（武汉俱乐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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