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国足协发了一个考察团到欧洲，其性质大概和旅游团差不多。回国时少了一个人：沈阳海狮队总经理章健。章先生没有逃跑，三天后他回来了。他嫌团里的时间不够，因此单独拜访了刚刚认识的几位足球圈朋友。多出的这三天考察不打紧，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足球俱乐部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必须依赖政府的支持。没有政府足球，简直死路一条。

　　在赴欧洲列国考察之前，很多老总和章健一样，原以为“政府足球”是中国的独有特色。一踏上欧罗巴，章健才如醍醐灌顶：“国外与国内的足球俱乐部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我发现，国外俱乐部与政府也是紧密联系。像法国、意大利的足球俱乐部，其主场比赛的体育场馆也都是属于政府的，政府让其无偿使用。”这个细节不是来说明俱乐部老总的好学的，有关阿尔卑球场尤文图斯和都灵市政府等纠纷，国内报道不知提了多少回。而要得出国外也有政府足球的结论，还需要老总们多付出两张机票的代价。

　　政府和足球密切相关，放在佛朗哥时代，皇马主席和这位西班牙独裁者的密切关系，不知让巴萨和皇马的矛盾加深了多少重；1934年意大利举办世界杯，裁判们也深受意大利政府的影响，为东道主大开方便之门。彼政府足球不是我们的政府足球，章健当年说的没有政府的足球简直死路一条，算是中国足球的一句大实话。

　　…………中国的政府足球论起历史源远流长，肯定比1994年开始的职业联赛久远。这一点1991年的郁知非最清楚，那一年广东顺德神州热水器厂以20万人民币将上海队冠名权买走，当时任三灵厂党支部书记兼总经理的郁知非被领导叫去谈话，“你看看，同样是做热水器的，人家有这种意识，你就没有?”第二年，郁知非心照不宣，以20万元的价格将球队冠名权购回。

　　在中超联赛，中国的政府足球不是占十之一二，而是接近全部。不承认这样的现实，就根本不要谈如何改革足球。在政府和足球的结合中，一般是以政府“指定”某企业作为足球投资者的方式完成的，这些企业大部分是国企，有一部分是当地的王牌民企———对这部分企业来说，如果领导没有指定，足球在职业联赛初期的热度，也很容易让他们主动揽下球队为政府“足球产业方针”解围。刚刚退出的武汉俱乐部，直接隶属于武汉某开发区。没有这样的背景，搞足球基本上没戏。在十几年间消失的俱乐部：安馨园、陕西国力等等，在和政府足球代表队的较量中尸骨无存。当年广州将足球依然抛到市场内，当时引起一片叫好声，但这样的后果却是广州足球数年无缘顶级联赛，直到广州市政府拉来了广药集团。

　　…………政府足球是必然存在的，存在的理由根本无需深究。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我们认可这一事实，并不证明它的“存在即合理”。在政府和足球以各种方式叠加的过程中，产生的弊端可谓破绽百出。第一，政府可以为球队制订赛季目标。1995年四川全兴队举全省之力保级成功。次年，当时主管体育的副省长徐世群严厉批评了全兴把1995目标设立为保级的保守做法，省政府下的新任务指标是保8争6。

　　这个指标的理由不是四川队有多少国脚，外援的累计身价多少，而是“作为一亿多人的大省，有一流球市，一流球迷，而四川足球名列第10，极不相称”。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上海不甘人后，上海市一些领导提出：“上海的足球运动水平，要与上海这个世界大都市相婉美，必须是第一流。领导常对我们说，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的球队。什么是一流呢？那就是第一名，申花队应该在全国排名第一。”其次，地方领导可能直接干涉球队技战术和人员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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