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队的退出,李玮锋受罚只是表面原因,深层背景则是因为投资方的巨额投入与濒临降级间的巨大反差所导致的心理崩溃。与武汉队类似,同样在保级圈挣扎的辽宁队也曾向足协发出过“退出威胁”,而十余年从未染指过联赛冠军的北京国安,几年间也在自己处于夺冠不利形势时,屡屡向足协“示威”……
众所周知,像中超这样仅仅发展了十余年的联赛,不可能如欧美联赛那样在赛制方面几近完美,但是在我们联赛发展的“初级阶段”,怎样保证赛制制订的完整性、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操作性,怎样照顾到球迷、赞助商、俱乐部以及球员的利益?
解决好赛制问题,是在现有体制下,最大限度杜绝联赛赛场上假、赌、黑、乱现象的“捷径”。
我们的联赛像电梯
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或许是全世界赛制最混乱、最脆弱的联赛。从2002年开始,中国顶级联赛成为一个“电梯”,是否升降级、升几队降几队都可随意调整。除了联赛还在勉强支撑,足协杯和中超杯也依次被取消。
忽升忽降酿成笑柄
20世纪末期的中国顶级联赛,大体在火爆而有序的氛围下进行。1998赛季,甲A球队顺应市场需要扩军,从12队扩充到14队,1997年甲B前四名武汉雅琪、深圳平安、沈阳海狮、广州松日获得晋级资格。进入21世纪,中国顶级联赛开始遭遇几乎一年一变的赛制乱象。
长期担任足协联赛部主任的郎效农,对于最近8年来的赛制动荡记忆犹新。2001年和2002年,足协为让路中国队参加世界杯,取消了甲A降级,采取“只升不降”。2003赛季,八一湘潭和陕西国力降级,云南红塔退出。2004年,甲A更名为中超,参赛队数维持在12支。
2004年的首届中超联赛,由于俱乐部投资人发动“革命”,足协被迫宣布2004年和2005年赛季取消降级。2004年底,阎世铎甚至考虑“南北分区”,被郎效农拼死立阻。2006赛季,厦门队和长春队冲超成功,但是四川冠城在赛季开始前退出,让扩军之后的中超只剩下15队。
比赛太少价值缩水
阎世铎当初考虑联赛“南北分区”,名义上是为各俱乐部节省开支,因为每个客场要耗费大约20万元的差旅费。但是中超各队对此并不领情,因为“南北分区”将大幅缩减联赛的广告效果,影响赞助商的传播效应。
已经退出中超的武汉队,还在念念不忘他们获得的惟一一个冠军奖杯——中超联赛杯冠军。2005年,武汉队力克深足获得这项新生杯赛的冠军。“中超联赛杯”的推出,是为了解决中超球队过少、比赛过少的毛病。可惜由于市场开发不力,中超杯后来不幸夭折,足协杯在2007年停办。
最近两个赛季,中超除了少数队伍可以参加亚冠与A3联赛,剩余的大部分队伍一年只打大约30场联赛。郎效农认为,中超球队过少不仅影响联赛水平,也对联赛商业开发不利,“应当适度扩充中超联赛规模,由16队增加到18队,坚持主客场双循环赛制。要实行适度升降级制度(升降各两队,降级概率1/8至1/9,略低于欧洲主要联赛的1/6概率),以激励适度有序的良性竞争,避免因过度竞争而损害竞赛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