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裴力评述 如果有一天要给中国足球撰写历史，2006这一年必须提到朱骏和上海联城这样两个名词，在这一年里，凭借朱骏及其团队的炒作和包装，上海联城这样一家原本应该在中超赛场上默默无闻的俱乐部却赚取了足够的大众眼球，成为了最具争议的联赛先锋。很多圈内人士当时都很讨厌朱骏和上海联城，当时有一种公认的看法是，如果不是联城提前上岸，在最后的保级战中，他们很可能成为众矢之的。

　　朱骏其实并没有冒天下之大不韪，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把此前在IT业界自己惯用的营销手段和炒作模式，移植到职业足球领域进行一个小小的尝试，在此之前，中国足球虽然从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开始，已经确定了市场化、职业化的道路，但是此后的十几年，这种市场化和职业化长期处于缺乏引导、缺乏包装，甚至缺乏规则的无序发展状态。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今天。当中国足球在国际赛场上再次一败涂地时，我们才不得不静下心来，去认真地反思过去十几年的经历。我们必须非常严肃地面对以下问题：我们追求的是否是真正的职业化，市场化？为什么我们的市场化每每成为行政足球的附庸？在职业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的领导者，我们的经营者到底投入了多大的精力，去运营好这个市场？我们如何才能够以真正职业的眼光去面对这片日渐萎缩的足球市场？

　　从1992年开始起步停车

　　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改变了中国足球数十年来的运营模式，从这次会议开始，足球开始从各个省市体工大队的序列撤离，变成了资本与体育相结合共同运作的产物，与此同时，足球开始直接面对市场。3月到11月的每个周末，球迷只要花上10至20元钱就可以到附近的体育场，看上一场真刀真枪的足球比赛。而在此之前，足球比赛往往集中在某个城市，在2周的时间内决出一个全国冠军。外地球迷甚至连电视转播都很难看到，现场看球更是奢望。

　　应该说红山口会议让中国足球在职业化道路很好地走出了第一步，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上世纪90年代末的几年，足球成为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在很多地方，原本不名一文的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变成了城市英雄。

　　成绩肯定了改革的正确性，但是也蒙住了从业者的眼睛。此后的中国足球并没有抓住这个良好的机遇，继续推动职业化的进程，而是停滞在了初期水平上。对于足协而言，成绩才是他们的追求，围绕世界杯、奥运会这样的行政成绩要求，联赛被一而再、再而三地牺牲，取消升降级、随意更改赛程等种种常规手段，彻底动摇了联赛的市场基础。当自身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时，一方面职业足球本身价值大幅度缩水，另外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赞助商开始从职业足球逃离。1997年前后，一个甲B俱乐部的参赛资格能够轻松地卖到两三千万人民币，而到了2008年，上海中邦接手上海七斗星时，却只需要花费600万人民币即可，而且这其中还要包括清理烂账、坏账的费用。扣除这部分费用之后，实际上一个中甲的资格仅仅价值三四千万人民币而已。

　　1996、1997年联赛最火爆的时候，一个甲A俱乐部可以轻松获得800至1000万左右的冠名费，而联赛冠名费更是接近亿元人民币。而截止2008年，据记者了解，即便是来自上海、深圳这样的大俱乐部，一年的全部商业开发费用加在一起也不过几百万而已，有的俱乐部年收入接近于零。足球职业化15年之后，完全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唯一不同的是，出钱的从体工队变成了企业老板。

　　市场化之路为何越走越窄？

　　市场造血能力越来越差，市场化之路为何越走越窄，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不可否认，足球市场受到了一部分项目成绩不佳的影响，但更重要还是产权不明晰所带来的恶果。作为联赛管理者的中国足协，唯上不唯下的本质决定了他们势必将项目成绩作为追求的第一目标。当这个目标与联赛发生冲突时，联赛就必须无条件地作出牺牲。与之相比，企业在投资足球的同时，利益却无法得到任何保障和体现，企业家凉透了心，远离足球这片市场也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讲，足协的特性以及其对于职业联赛资源的掌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像真正的市场营销企业那样，在向市场索取的同时，完成对新市场培养和完善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市场逐渐出现萎缩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当年足协与央视就联赛转播问题的分道扬镳。双方当初略带赌气性质的决定，对于中国足球的市场培育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时隔两年多之后，当双方冷静下来，重新开始进行沟通和谈判时，中国足球市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流失和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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