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逢时的“亚洲第一中卫”

　　戚务生是1965年进入国家队，1年后，他就被喻为“亚洲第一中卫”，当时他刚刚22岁。当时的主教练年维泗说过：“现在我们至少有两名队员能够在欧洲职业队中站住脚，一个是戚务生，一个是李宙哲！”但是，十年动乱让前途无量的他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十年后，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32岁的他选择了退役，这也让一些人叹息不已。

　　踢球从合唱团开始

　　16岁进入大连少年队，20岁进入辽宁省队的大戚评价自己的球员生涯就是一个字“顺”。但在他13岁第一次接触足球以前，他曾经是大连实验小学合唱团的成员，那时从没想过自己会与足球结缘。

　　“我们家祖祖辈辈就没有一个搞过体育的。当时班上有很多人喜欢踢球，我也跟着一起玩。后来，实验小学的体育老师王世福在组织校队时让我去试一试，并让我多踢踢球，这时我也开始对足球产生了兴趣，但真正让我萌生出要到业余体校去的愿望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当时，体校每年都要招生，我去考试通过了，就开始在体校接受训练。当时还要在原来的学校上文化课，一周3到4次足球课。”

　　4年成为最年轻国脚

　　1961年才开始踢专业足球的大戚仅用了4年就从一名体校学员成了国脚。但同时，大戚也遇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挑战，“当时国家队打的是442，我原来是打中场的，后来到国家队才改打中卫。当时队里有3名中卫人选，两名主力，一名替补。中卫这个位置上，一般不会轻易换人。但是我仅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就从替补进入到了主力阵容。1966年，我们在金边举行的亚洲新兴运动会上与朝鲜队比赛，这支朝鲜队就是当时进入世界前八的那支球队，但我们在比赛中与他们真正达到了‘对抗’……”说到这里，大戚有点感慨：“本来那批国家队在当时的亚洲是很不错的，但那场‘政治运动’来了……”

　　十年浩劫耽误黄金年代

　　22岁到32岁是一个球员的黄金时期，但刚刚打上主力的大戚赶上了“十年动乱”，那十年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个灾难，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更是致命的，“那时候我们没有想到中国足球会有今天，中国队1974年才加入亚足联，1976年才进入国际足联。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混乱的，所有行业都是如此，我们这一批人的损失也仅仅是中国运动技术方面的一部分损失。”。

　　不过，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大戚说：“每个人走过那一段之后的心理感受都是不同的，教练会对自己原来的学生有一个重新的评价。人存在社会中能感悟到一些东西是一笔财富，能够真正理解、处理活生生的一件事、一个人，对自己的一生都是财富！”

　　当时38军想要我1976年打完亚洲杯之后，32岁的大戚选择了退役，对此，大戚十分无奈，“在打完亚洲杯以后，当时的体委主任庄则栋告诉我国家队解散。当时在保定的38军想要我，由于离北京很近，我也愿意去，当时38军答应我去了以后就拿22级工资，我在国家队十年，每月工资38元，但是要到了部队就能拿到60元。但是后来的训练局又不放我了，说我要踢的话就回辽宁继续踢。当时我和我爱人已经分不开了，我也不能再离开北京回辽宁了，所以我就只能选择退役。”就这样，“亚洲第一中卫”无奈地结束了自己的球员生涯。

　　国家队？我还想再多活两年！

　　从最年轻的国脚到“亚洲第一中卫”，再到国家队队长，尽管“文革”断送了他的前途，但总的来说，“还算比较顺的”。而从1976年当教练后，他才开始真正体味到足球带给他的酸甜苦辣。

　　到索马里援助了一年

　　1976年，戚务生退役后开始做教练，从1987年担任广州白云山队主教练，到后来带武汉保级，大戚一直充当的是救火教练。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在1978年，大戚曾经被“流放”到非洲的索马里一年。

　　“1978年3月到1979年4月，当时的非洲运动水平都很低，我们国家派出了很多援外人员，去索马里的有好几个，足球是一方面。”

　　但在他去索马里的那一年，他的岳母去世了，后来戚务生的爱人刘学民曾回忆，“有一年，看着天气就要冷了，我妈说该给他(戚务生)织件毛衣。于是，我织身子，妈织袖子，很快把毛衣织好了。他穿上高兴极了，对这件毛衣非常珍惜。他去非洲时老人家病故了，为了不分他的心，我没有告诉他。他回来后，就急着要去长春看望我妈。知道实情后，务生伤心极了，埋怨我没有告诉他。”

　　十强赛是最大的遗憾

　　1997年的十强赛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他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十强赛后每天都有人站在他家楼下指着窗户骂。“不堪回首”，这是他对十强赛后那段日子的总结，“我从事教练生涯以后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1997年的十强赛，而一生中最大的欣慰也正是在那以后继续从事教练工作，还能得到各方面地支持。”

　　初到红塔时，曾经有人问他如果机遇合适，是否会再度出任国家队主教练，大戚当时的回答是：“我还想再多活两年！国家队教练我是再也不做了！”

　　到了红塔就开始整风

　　1998年年底，当时的红塔俱乐部副总经理杨柏平带着当时红塔集团总裁字国瑞的一封亲笔信找到了大戚，5年后，红塔从当时在甲B保组泥潭中苦苦挣扎到现在甲A排名第一。

　　“在我来红塔之前，有人无意中跟我说了件事，一次球队雨中训练后，俱乐部派大巴来接队员，队员上去以后弄得满车都是泥，这是不可想象的，这以后，我要求队员不管进宾馆还是上车，宁可光脚也不能把地方弄脏，这是纪律改造的第一步。对于当时的这个球队来说，纪律是致命的！我来了以后发现，当时队内打麻将成风，队员还提了一些荒唐的要求，一星期要出去吃3次饭，要洗2次桑拿，周六晚上还要外出。而在训练中，水平根本达不到要求。

　　我当时就决心从纪律和体能两个方面入手来抓球队的训练管理。但当时遇到的抵触是很多的，一年后，那些依然我行我素屡次违犯队规的队员被处理掉了，现在的红塔队只剩下了李永智一个人是当时金鹏的队员。”

　　在大戚的带领下，红塔只用一年的时间就冲上了甲A，但此后4年，他曾几次都萌生过辞职的念头，去年更是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提出辞职，“5年里不可能都是顺心的事情，我可以不干，但对于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我必须有自己的态度！一些暗流在任何一支球队中都可能存在，但是我的球队中至少不应该走得太过，太猛！”

　　蹬着板车为队友收尸

　　大戚在任何地方都有朋友，而且不止一两个。从政府高官到下岗工人，从同行到开饭馆的老板。

　　在大连，球迷大牛见到大戚会亲热地跑到车门前把他抱下来；在上海，一个白发苍苍的哑巴球迷每次见到大戚都和他同吃同住；在武汉，只要大戚出了机场，当地政府的车会马上把他接走……

　　他们对大戚都有一个共同的评价——“大戚这人够朋友！”大戚交朋友，只要朋友有困难，大戚出钱出力，总是竭尽全力。而朋友对他的好处，大戚从来不忘。现在聊天时他还念念不忘1976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迟尚斌曾让他爱人给他送了两斤鸡蛋。

　　大戚最让江湖念叨的就是在十年动乱的时候冒着危险为胡登辉收尸。那时候集训队的大楼贴满了大字报：“年维泗教练不教人的资反路线必须批判”、“足球队的同志们猛醒，投入大批判行列”，23岁的胡登辉则以“反革命孝子贤孙”被当作批判的对象。

　　胡登辉被关在一间宿舍里，痛苦、沮丧、失落……他想到了逃跑，一天晚上，他准备了一点钱，偷偷翻越院墙逃离了住地。刚跑到中央高级党校附近一幢首长的小院，忽见身后两辆汽车驰来，两只大车灯像紧急搜寻的眼睛令他惊恐万分。匆忙中他越过身旁的院墙，进入了那个小院。正好这里汽车又鸣了几声喇叭，绝望加恐惧使他认为自己已陷入包围之中，匆忙中他扯断了一根电线，挂在旁边一棵大树上，再套上自己的脖子……在文革期间上吊自杀了，所有人都不敢去给他收尸，但大戚和当时的另一名国脚尹秋文蹬着板车去给他收尸，而从此以后，所有圈内人提到大戚的这次义举都要竖起大拇指说一句：“大戚，够义气！”在回忆起这件事情时，虽然已经过去了20多年，大戚的语气仍然十分沉重：“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了，由于北京当时正处于夏天，他的面部已经腐烂了，当时是我和尹秋文一起去的，从体委蹬个板车到颐和园给他收的尸，后来又通知他家里人。当时确实没有想过会不会受到什么牵连，只是心理很难受，我总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对于年轻人来说，什么时候都不会没有路给你走，他走上这一步确实让人很悲哀！”

　　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进入60的大戚对于朋友这两个字有很深刻的体会：“人的一生中，事业是最重要的。而事业成功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自己的勤奋，二是友谊，三是机遇。在我的生命中确实有很多的朋友，有的有一定社会地位，有的只是普通的平民，在交朋友的过程中，我一生奉行的就是‘诚信’二字，诚信，忠诚地对待自己的朋友。而诚信这两个字说起来简单，有时候却是很严肃的条件，而经历了诚信考验的友谊是牢固的！我喜欢交各种各样的朋友，大家互相帮助、互相鼓励，这就是朋友！有的人会利用你的升、迁、权、利来寻求他所要的东西，而你摔下来后他也不会再找你，对我来说，交了这样的朋友也没有什么好悲伤的，只能说这就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就这么在眼前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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