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许绍连
老塔的性格多数人都很清楚,他在待人接物方面总是一副舍我其谁的姿态,并且喜欢对中国足球和中国人凭空指点。他对待记者的一些方式更是为人诟病。我曾经跟他打过一些交道,但并不打算说得太多,只想谈一下与他的三次“过节”。
过节一:1999年的6月,我专程赶往成都专访了老塔,但在文章登出后,面对自己的原话,他不仅予以否认,而且还煞是伤感地对当地的记者说:我再也不相信中国的记者了。
那时我还在湖南的《体坛周报》任职。对于采访,他非常配合,不仅是有问必答,而且可以说知无不言。采访前后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左右,考虑到他有些话说得比较过火,所以在采访结束的时候我还特别征求他的意见:“你的一些话是不是需要我淡化处理一下?”结果,他很干脆地回答:“没必要!我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尽管如此,考虑到老塔毕竟还要在中国的足球圈内生存,所以,在文章见报的时候,我还是将他的一些话“省略”了。然而,就在报纸出来的次日,在我还没有离开成都的时候,我便在当地所有的报纸上看到了这样的文章:老塔反击“假新闻”:我没有说过那样的话!那么,“那样的话”究竟是怎样的话呢?原来是那句“全兴是个小俱乐部”。
显然,这句话让俱乐部的官员看到后有些不舒服,于是老塔便开始“辟谣”了。在经历了这件事后,我便给自己定出了一条要求:再也不采访塔瓦雷斯!
过节二:2000年3月,在“平安六君子事件”曝光后,平安俱乐部因不满老塔提供给《足球》报的不实“报料”,有意根据合同对其进行处罚,没想到他为了推托责任,竟然对俱乐部负责人称:那文章应该是许绍连写的。
2000年,老塔成为了深圳平安队的主教练,而我多年来一直负责该队的报道任务,打交道成为了一种必然。3月26日,也就是“平安六君子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下午,我偶然遇到他,他主动和我说起了“六君子”的事情,但因为俱乐部就这个打过招呼,我没有和他做更多的“交流”。
然而,3月27日一大早,平安俱乐部打电话告诉我,塔瓦雷斯认为《足球》报上的文章是我写的!事后我了解到,老塔之所以将我推到“第一线”,是因为俱乐部“威胁”说:如果是他向《足球》传播了与事实不符的消息给俱乐部造成了不良影响的话,那么俱乐部将考虑根据合同中的相关规定,解除与他的合同。于是,老塔将“集体嫖娼”一文的责任推给了我。
过节三:2000年5月,平安队客场负于厦门队之后,老塔突然冲向我,当着所有记者的面对我大声叫嚷:“You are liar(你是撒谎者)”,企图转移人们的视线。
老塔为什么说我撒谎?这跟我的一篇文章有关,我的那篇文章写的是,平安俱乐部支付巴西外援阿雷5万美元的租借费后,为何对方俱乐部却一直声称自己没有收到一分钱。我如实报道了这件事情,结果便招来了老塔的不满,他甚至主动约请深圳一家媒体的记者写文章向我开火,理由是我说他拿走了那笔钱。其实这只不过是老塔转移别人视线的一个手段,因为当时队内让他“下课”的呼声不仅一浪高过一浪,而且俱乐部实际上也已经作了换帅的一切准备。最后老塔的如意算盘也没有得逞,他还是下课了。
我清楚地记得,当2000年的初春,塔瓦雷斯冲进海埂的环碧别墅寻找一位同样受了冤枉的成都记者时,他的口号是“我要和他像个男人一样决斗”。然而,他是否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自己在日常生活之中是否真的已经做到了“像个男人一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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