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祖佳 文/祖佳 鲍东奇 摄影/鲍东奇 部分图片提供/正乙祠戏楼 壹图 东方IC

　　北京，前门西河沿220号。

　　这座老宅子，很久没有这样热闹过了。

　　眼下，持续半个月的“2012春季演出季”正在进行。“听说，这是一个纪念活动，用于唱戏的那个台子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这天上午，老宅 子门口，一位老人一手牵着自己的小孙女，一手拎着装满新鲜蔬菜的袋子，正在向遇到的熟人说着。看样子，小孙女大概是刚刚开始学习认字，她指着老宅子门口的 牌匾，用“依依呀呀”的声音表示着自己的好奇。老人只好暂时打住了与老朋友之间的话头，俯下身子，一字一顿地念着：“正-乙-祠-戏-楼。”

在戏楼中演绎的悲欢离合、曲折离奇，却恰似台下的真实人生。

　　前门西河沿220号，正是正乙祠的所在。不过，比起这个不够形象的门牌号，住在附近的人们还是更习惯这样介绍：“您知道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吧？我们就在它南边的胡同里。”

　　您可千万别小看了这藏在胡同里的正乙祠。这座始建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的会馆，又名“银号会馆”，由江浙在京商人集资创立，至今已历三百年。老人口中的“唱戏的台子”，说的正是正乙祠的木质戏楼。当然，专家对它还有另一个形容——“中国戏楼史活化石”。

　　“我们举办演出季，为的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向古人致敬’。”正乙祠的工作人员这样说道。事实上，作为古人看大戏、联乡谊的场所，此地的“春日雅集”传统极其悠久。据记载，因刚正不阿而被和珅视为眼中钉的“烧车御史”谢振定，便曾经携友在这里赏戏赋春。

　　复归传统，我想，大概可以这样理解正乙祠正在做的事情。

　　“演悲欢离合，当代岂无前代事；观抑扬褒贬，座中常有剧中人。”正乙祠的朱漆柱上挂着这幅对联。如此说来，让人着迷的不仅是檀板丝弦中的梨园曲，更是小楼中的戏梦人生。

　　这天上午的阳光，正好。

　　檀板丝弦中的梨园梦

　　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戏楼出现在东汉。不过，戏楼的“提速发展”还要从杂剧大放异彩的元代算起。

　　那是700多年以前，关汉卿的戏剧正在北京的勾栏瓦舍（固定性的简易剧场）里回响，一些变化悄悄地发生在了戏楼的身上——人们开始将舞台的观看 角度从四面观向三面观转移。据说，这是出于演出内容的需要。宋元时期，日益兴盛的杂剧逐渐取代了百戏歌舞。杂剧的表演具有明确的方向性，从背后观看，并不 方便。人们索性在舞台的后部砌上墙体，形成前、后台之分。这样一来，既可以排除视觉干扰，增强音响效果，又可以留出空间，利于演员换装、休息以及存放道 具。

　　元代的戏楼一般分为两层，第一层是戏台，前脸采用青石铸就，十分规整；第二层是楼，甚为壮观。不过，那个时候，勾栏瓦舍依然是主要的演出场地，而条件相对优越的戏楼只作为清唱之所。这情况一直延续到明代中期，随着勾栏瓦舍的衰败，戏楼才成为城市演戏的固定地点。

　　明代，人们终于在北京发现了戏楼的踪影。始建于明末的阳平会馆戏楼，至今还屹立在前门外的小江胡同。现在的人们大约都忘记了，老北京曾经是一座戏剧之城。

　　至清代，随着乾隆年间的四大徽班进京，一时间，戏楼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兴起，看戏成为最时尚的娱乐方式。北京的戏楼之多，堪称全国之最。据清人 崇彝所著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道光和咸丰年间，仅正阳门外的戏楼，便有庆乐、庆和、广德、三庆、同乐轩、中和、广和、天乐、裕兴园等九家。更难得 的，在北京，宫廷苑囿戏楼、王府私宅戏楼与民间戏楼并存，这也是其他城市看不到的盛况。

　　几无争议，戏楼的鼎盛期当属清代。就宫廷戏楼和王府戏楼而言，最著名的是故宫宁寿宫畅音阁大戏台、颐和园德和园大戏楼、恭王府紫藤戏楼。

　　当时，按照清政府不准在内城开办戏楼的规定，民间戏楼一律设在外城，集中于前门外的繁华闹市——前门、宣武门、天桥一带。到了清中期，更达鼎 盛。许多京剧名家都是从那里唱红的，光绪年间出了程长庚、谭鑫培、梅巧玲等“十三名伶”；接下来是武生杨小楼、老旦龚云浦、花脸金秀山、老生余叔岩、名丑 肖长华、青衣陈德林、王瑶卿；此后又诞生了“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为了演出方便，许多名角儿也定居城南，谭鑫培、谭小培、谭富 英住在大外廊营；梅兰芳住在李铁拐斜街；荀慧生住在山西街……

　　据说，那时候，规模稍大的茶楼几乎都设有舞台。后来，票友演戏，戏班出堂会，一些精明的老板开始将自家的茶楼改做专营戏楼。抄手胡同的裕兴园、 孝顺胡同的燕喜堂、王广福斜街的民乐园等等都经历过这样的“变脸”。也因此，这些戏楼的建筑结构与茶馆接近，一般有楼，楼下是池座，放着长条桌子和板凳。 池座两旁是散座，所谓“无桌招待”。民国时期，池座后边还设有专门的军警弹压席。

　　直到解放前，北京仍然以珠市口为界，口北的戏楼较正规，口南是民间艺人的表演场所，有“路歧不入勾栏”之说。

　　在戏楼听戏，有很多讲究。旧时，人们认为二楼舞台两侧的座位最好，此为“官座”。在一楼，靠近舞台正面的被称为“池座”，这是平民百姓看戏的位 置，设有四方桌，戏楼还经常为看客提供各类京味茶点。环绕“池座”的为“廊座”，其所在地面比“池座”高30厘米左右。过去，“廊座”沿墙处放一排高凳， 俗称“靠大墙”，此处的票价最便宜。戏台前有两根柱子，柱旁座位的视线被遮挡，称为“吃柱子”，这是看客最不愿接受的。

　　那时候，戏楼总是人满为患。尤其遇有名角儿露脸，还会出售“蹲票”，甚至“挂票”——即用粗绳子将板凳悬在戏楼的栏杆上，买票的人骑着凳子，打 着秋千看戏。经常前来看戏的大多是一些有钱有闲之流，比如八旗子弟、小报记者和无事可做的官太太。对于那些早已耳熟能详的戏码，他们依旧听得格外入神。捧 角儿的戏迷之间时有纠纷，双方又叫又闹，甚至发生斗殴，这时的戏楼乱得像开了锅的粥。

　　每到演出开始之前，前台还会出现“三行”——茶水行、小卖行、手巾把行。沏茶倒水的、卖烟卷花生瓜子的，还有卖戒指、搬指、香墨之类小玩意儿 的，穿梭往来，直到压轴戏开演，才稍静下来。其中，最有看头的是卖水烟的。那时候，卷烟尚未传入中国，有钱人抽水烟，穷人抽旱烟斗。水烟的烟嘴很长，卖者 把烟嘴在客人眼前一晃，只要客人张嘴，他便把烟嘴送入客人嘴里，然后点燃烟，客人吸时不断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很有面子。而扔毛巾是传统，热腾腾的毛巾被 从戏园一角扔向另一角，也有从楼上扔到楼下的，但总是能够被默契地接住。

　　细说起来，民间戏楼有会馆戏楼、酒楼戏园、乡镇庙宇戏楼之别。阳平会馆戏楼、浙商会馆正乙祠戏楼、湖广会馆戏楼、安徽会馆戏楼，京城现存的这四 大古戏楼，无一不是会馆戏楼。而出于经营成本的考虑，酒楼戏园的营建不甚坚固，最终都难逃被战火、时间吞噬的命运。至于乡镇庙宇戏楼，因为受到自然环境、 文化习俗等的影响，保存状况参差不齐。

　　老戏楼的戏台设计十分独特，一般讲究“上有天井，下有地井”。在演出时，这样的舞台既能“飘下雪花”，又能“喷出水景”；既能“天降神仙”，又能“钻出鬼怪”，颇为神奇。不过，在如今的京城，还保留着“天井”和“地井”的，大概只有安徽会馆戏楼和阳平会馆戏楼了。

　　有人说，戏楼是一出人生百态的戏剧场。而这些，因为“戏改”，戛然而止。

　　那是上世纪50年代，有关部门要求戏曲都要到西式剧场(前苏联的镜框式舞台)中演出，戏楼的发展由此中断。它们拆的拆，改的改，有的变成电影院，有的变成卡拉OK厅。

如今的故宫畅音阁戏楼早已不见了当初的皇家奢华，但依然能够让观者感受到一种摄人心魄的气势。

　　宫廷戏楼  皇家的奢华与心思

　　如果追溯起来，从先秦时期便出现了宫廷演剧的活动。此后，各朝都有专供统治者声色之娱的优伶。唐玄宗还特设梨园，亲自参与演剧。据说，在古代， 看戏是皇宫中的主要娱乐。每逢各种节日以及皇帝登基、帝后生日等重大庆典，都要在宫中看戏。不过，由于对场地要求的随意性，宫廷演剧一直停留在汉代厅堂庭 院式的状态。从史料记载来看，自汉代至宋代，宫廷演剧都是在皇宫既有的宫殿中进行。一直到元代，皇家才开始在皇宫兴建永久性的戏台。至于清代，统治者中多 戏迷，这也推动了宫廷戏楼的发展。

　　且不说大名鼎鼎的乾隆帝，比如咸丰帝，他爱看戏，也爱唱戏，甚至亲自指导太监演戏。晚清政论家薛福成在自己的见闻随笔《庸庵笔记》中写过：在热 河，咸丰帝不但围猎，而且观剧。和议刚成，即召京师升平署人员，到热河行在唱戏，乐不思蜀。在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咸丰帝几乎每天都要戏班承应，有时上 午刚听过花唱，中午还要传旨清唱。

　　再如慈禧太后。为了过足戏瘾，她专门在自己最常居住的颐和园中修建了一座比紫禁城畅音阁还要恢弘的大戏台。五十大寿之时，慈禧太后豪掷11万两 白银购买戏装和道具。10年后，正是甲午战争吃紧的日子，慈禧太后却又大手笔地花出50万两白银，仅仅是用于寿典的看戏所需。从颐和园的正门到紫禁城的西 华门，凡是她经过的道路两旁，总共搭建了60多个景点。其中，唱戏的台子就达22座。据说，作为一个“资深戏迷”，慈禧太后经常提出一些很专业的要求，比 如规定上场唱戏的人“不准大岔档，站住小八字”。赶上高兴，她更是无所顾忌地穿上戏装游玩。慈禧太后还经常索要一些唱戏的道具，作为身边玩物。根据档案记 载：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六日，“老佛爷”要去带把的鼓一面、喇叭一支。

　　“清宫设有专管演戏的机构，康熙时期称为‘南府’，道光时期改称‘升平署’。看戏是最受帝后喜爱的娱乐活动。清宫内设有多处戏台，北京周边的一 些宫廷苑囿里也建有宫廷戏台。”中国传媒大学戏曲戏剧学教授周华斌介绍道。据说，那些建造于乾隆及光绪年间的三层大戏楼足以媲美法国凡尔赛宫。

　　按照官方记载，清代曾经有五座形制相同的大戏楼，分别位于故宫的寿安宫和宁寿宫、圆明园的同乐园、承德的避暑山庄、颐和园的德和园。然而，由于战争等原因，只有宁寿宫畅音阁和德和园得以保存至今。

　　“当时，最负胜名的宫廷戏楼有三座——承德热河行宫戏楼最大，其次是故宫宁寿宫畅音阁戏楼和颐和园中颐乐殿大戏楼。它们被宫中人称为‘大爷’、‘二爷’和‘三爷’。”清末民初著名的戏曲家曹心泉曾经这样回忆。

　　这几座戏楼都是三层建筑，极为壮观。其中，专为庆祝慈禧六十大寿而建的颐和园颐乐殿大戏楼在中上层安装了五部滑车，在下层挖了深10.1米的地井，并建有5个各深1.28米的水池。

　　不得不说，为了使看戏更具视觉享受，皇家对戏楼建筑可谓煞费苦心。故宫宁寿宫畅音阁戏楼为三层重檐建筑，通高20.71米。如此高大的建筑内 部，也是机关重重。畅音阁平面呈凸字形，内有上中下三层戏台，上层称“福台”，中层称“禄台”，下层称“寿台”。寿台台内不设立柱，采用抹角梁。畅音阁台 面后部设有4座楼梯，从平台上楼梯可抵达禄台。寿台台面中部下方设五口地井通地下室，地井内安装有绞盘与辘轳架，平时用木板盖着。根据演出需要，木板可开 合，通过绞盘和辘轳架把布景和人物从地下托出台面，造成从地下或水中钻出来的戏剧效果。不仅如此，在台下地面四角各有窨井一眼，南边中间有一眼水井，可为 喷水表演提供水源。

　　据周华斌介绍，两层中型戏楼也是常见的形制。故宫重华宫漱芳斋庭院戏台、北海漪澜堂东侧晴栏花韵院里的戏台、圆明园里的敷春堂和武陵春色附近的 戏台、颐和园里的听鹂馆戏台等都是这一类型，供初一、十五等年节时的日常承应演出使用。此外，还有供帝后休闲消遣用的小戏台，像故宫重华宫漱芳斋室内戏 台、宁寿宫倦勤斋室内戏台、宁寿宫景祺阁戏台、宁寿宫阅是楼小戏台、长春宫怡情书史室内戏台、储秀宫丽景轩室内戏台等。

　　清宫戏台的勾栏、藻井、梁柱等建筑上的雕塑和壁画，工艺精湛，处处展现奢华风气。除了硬山、悬山等屋顶形式外，重檐歇山顶、三重檐歇山顶等华丽的屋顶形式也应用于戏台。

　　悬挂在古戏台上的匾额和楹联是清代宫廷戏台的一大亮点。清宫戏台的匾联紧扣戏剧内容，寓意深远，书法精湛，形成了独特的匾联文化。故宫宁寿宫戏 楼的各层都挂有匾额，由乾隆帝御笔亲书。“皇帝在为戏楼题写匾联的时候，也总想着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编著了《中国古戏台匾联艺术》一书的吴开英 说，“就像‘畅音’、‘导和怡泰’和‘壶天宣豫’，这些都是乾隆帝高高在上的心态的写照。”

　　王府戏楼  八旗贵族的“自留地”

　　乾隆年间，八旗子弟中流行八角鼓。为了便于管理，八旗衙门开始给演唱八角鼓的人发放执照，俗称“龙票”。持票者可以应邀演唱，不取报酬，人称 “票友”（此后，非专业演戏者被统称为“票友”）。这些人组织起来，就成了“票房”。后来，京剧盛行，八角鼓的票房便逐渐被京剧取代。

　在北京的王公贵族、八旗子弟之中，很多人都是票友。听得多了、久了，他们喜欢唱上几句，甚至粉墨登场，过过戏瘾。《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说：“早 年王公府第，多自养高腔班或昆腔班，有喜寿事，自在邸中演戏。”嘉庆、道光年间的贝勒奕绮，同治、光绪年间的贝勒载澂都是名噪一时的票友。

　　人称“澂贝勒”的载澂是恭亲王奕䜣的长子，曾任内大臣和正红旗蒙古都统。他喜爱曲艺，还做过八角鼓票房的“把儿头”（即组织票房的负责人，如同 今天的团长）。说起来，这票房成立于光绪初年。虽然时间不长，但因其成员自载澂以下，大多为皇室人员，有着特殊的背景和优越的物质条件，它在北京城的影响 很大。八角鼓票房的演出形式有清音大鼓、岔曲、琴腔、逗哏、马头调、拆唱、古彩戏法。除了在王府官邸自娱演唱，他们还外应“走局”，被誉为“京城第一 票”。

   说起来，位于北京恭王府中的戏楼，称得上是奕䜣的心血之作。事实上，戏楼得以发展，离不开这些爱戏权贵的“推波助澜”。

　　在清代，戏曲娱乐俨然形成一种时尚。因为不能随意到紫禁城或颐和园看戏，一些贵族和商贾们开始自己营造戏楼、戏厅或戏台，雇请戏班。就这样，北 京的王府中几乎都有戏台，如庆王府、端王府、庄王府、醇王府等，每到节日或喜事临门，便进行演出。民国许多著名的京剧演员都出身清宗室，如红豆馆主、清逸 居士、卧云居士等。

　　不过，在严格的制式规定面前，王府也不能越制，王公贵族绝不敢私建三层戏楼。即便如此，掩映在偌大宅院中的花园山石、回廊玉砌之中的戏楼、戏厅或戏台，亦是极尽奢华。

　　如今，绝大多数王府戏楼都被保存了下来。其中，最讲究的还要数恭王府的紫藤戏楼。

　　坐落在北京什刹海西岸的恭王府，原是和珅的宅邸，后被咸丰帝赐予道光帝第六子恭亲王奕䜣。这里有清代规模最大的王府花园，也是中国规模最大、保 存得最完好的王府建筑群。奕䜣对戏曲的喜爱几近痴迷，他不惜重金为自己打造了一座豪华戏楼。有趣的是，这座豪华戏楼屋顶上的两根柁竟然是奕䜣从当时的兴隆 木器厂捡来的。

　　兴隆木器厂的第十四代传人马旭初道出了其中的原由。当年，兴隆木器厂是北京著名的建筑商，京城许多王府，甚至在紫禁城里，都有他们建造的亭台楼 阁。据说，建造戏楼期间，奕䜣提出了一个要求：面对戏台的坐席之间不能有柱子，否则，看戏的时候，视线容易被遮挡。也为了这，奕䜣找遍了整个北京城，终于 在兴隆木器厂的后院里发现了两根别人用剩下的柁。根据房柁的尺寸，工匠直接抛开了原有的设计，他们在充分利用房柁的基础上建造了这座戏楼。

　　整座戏楼的建筑面积为685平方米，内镶藻井天花板，高大宏伟，气势不凡，是我国现存的唯一一座全封闭式戏楼。在清廷档案中，这座戏楼又被称为 “大戏房”。戏台高近l米，宽约10米，置一张案桌和两把太师椅，彩绣红布做幔帐。戏台上方，一块金字黑匾高悬，上书“赏心乐事”四个篆体字。棚顶悬大宫 灯20盏，地下青砖铺就，20张八仙桌配上太师椅，放置井然。戏楼后壁，皆为浅棕色木棂，用暗蓝色丝布做底衬罩饰，愈发使戏楼内显出一种肃穆之感。其建筑 形式采用三卷勾连搭全封闭式结构，由于建筑结构合理，使戏楼具备了良好的音响效果。楼内不装扩音设备，完全凭借演员的本色发音，纯正自然。戏楼盖好后，奕 䜣叫人在戏楼内部画满了紫藤，“紫藤戏楼”也因此而得名。

　　大概是受到奕䜣的影响，恭王府的各代主人都对戏曲格外偏爱。《清稗类钞》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奕䜣的后人、袭爵“小恭王”的溥伟最喜欢看 昆曲，每当饮酒至兴头，便登台歌舞。在他的熏陶下，王府侍从个个都能演戏。有一次，许多伶人在恭王府戏楼演出武戏，溥伟突然令左右也上台去与他们厮打一 番。侍从们面面相觑，因为谁都不会武艺，但没人敢言明，只好立着不动。溥伟有些生气，说：“谁能上台，当赏百金。”当时，京剧“三鼎甲”之一的名须生孙菊 仙在座，闻言站起，对王府侍从们喝道：“你们尽管上台，王爷赏你们的银子，足够你们买膏药的了！”溥伟一听这话，顿时醒悟，令遂止。

　　1936年，在花园居住的恭亲王奕䜣之孙、著名画家溥儒，为其母项太夫人祝寿，在戏楼筹办了一次堂会，这也是恭王府大戏楼的最后一次堂会。当时，梅兰芳等京剧名角云集，相继登台献艺。

当年，京剧名家谭鑫培曾经多次在湖广会馆的戏台献艺。

　　会馆戏楼  寄托乡情与乡思

　　在北京众多的戏楼当中，最具特色的就是会馆戏楼了。

　　据统计，京城里的会馆曾经有400多处。为了同乡联谊和社会交往的需要，规模较大的会馆往往设有议事和宴乐的场所，绝大多数的会馆都有不同风格的戏楼或戏台。

　　这些主要集中在北京宣南地区的会馆，兴起于明代，广设于嘉靖、隆庆时期，是当时在京居住的同乡之间聚会的主要场所之一，相当于外地官绅、士子、 商贾、同乡的旅社和驻京办事处。也因此，最初，这些会馆戏楼的演出剧目以地方戏为主。不仅如此，就连戏楼的装修风格上也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正乙祠

　　三百年间，北京城经历八国联军入侵、直奉战争、日寇占领、解放战争，正乙祠这纯木结构的戏楼居然基本无损地保留下来。

　　有别于北方戏楼的是，正乙祠戏楼是典型的南方厅堂式戏楼。不但如此，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整体木结构、亦是迄今唯一保存完好的室内剧场，故被称 为“中国戏楼活化石”。与其他会馆戏楼相比，正乙祠的最大特点便是小巧玲珑。它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两旁设有楼梯，拾级而上，可达官 座和两廊。看楼中心池座为马蹄形，上有罩棚，只可容纳两百人同时看戏。

　　早期，正乙祠演出的都是“雅部昆曲”，包括《蝴蝶梦》、《琵琶记》、《桃花扇》、《燕子笺》等名剧。直到乾隆年间四大徽班进京，正乙祠从此改变 了只唱昆曲雅部的格局。其中还有一个小故事。据说，当年，徽班演员米应先在正乙祠演出《战长沙》中的关二爷。倏一出场，只见他面如重枣，听戏的官员和百姓 跪下一大片，以为是关二爷显圣。为这，清政府竟然下令禁演关二爷的戏。

　　正乙祠的辉煌还不止于此。同治四年，程长庚率“三庆班”、梅巧玲为班底的“四喜班”等在此演出；“同光十三绝”中的多数演员都在此登台献 艺；1919年，余叔岩在此为母亲举办祝寿堂会，名伶反串，妙趣横生。其中，梅兰芳反串吕布，扮相英俊，风度翩翩，一洗人们常见的脂粉气，成为京剧史上独 一无二的“孤本演出”；民国时期，著名的“熙春社”在此活动长达七年；上世纪20年代，黑龙江省督军吴俊陞的公子向余叔岩学戏，更于1928年在此上演了 《战太平》；上世纪30年代，言菊朋、张伯驹、鲍丹庭、陈墨香等在此演出，盛极一时……

　　正乙祠最后的辉煌止于1936年。当年，住在西河沿222号院的富豪林子安请来梅兰芳、王瑶卿、李多奎、萧长华、骆玉笙、刘宝全、侯宝林等名家，在正乙祠演堂会，轰动京城。

正乙祠戏楼内景

　　湖广会馆

　　湖广会馆建于清嘉庆十二年，位于虎坊桥西南角。其原址为明万历年间大学士张居正的相府，嘉庆年间，由长沙籍在京官员修成会馆；道光年间，曾国藩主持重修，确立了会馆的整体格局。

　　湖广会馆的戏楼建于道光十年。舞台为方形开放式，戏台上方为“霓裳同咏”的匾额，黑地金字，满堂生辉，两侧则写有“魏阙共朝宗，气象万千，宛在 洞庭云梦；康衢偕舞蹈，宫商一片，依然白雪阳春”的对联。台沿有矮栏，坐南朝北，台前为露天平地(后改为室内戏楼)，三面各有两层看台，可容纳千人。

　　湖广会馆戏楼曾经被誉为世界十大木结构剧场建筑之一。戏楼台前中央为戏池，北、东、西三面有上下两层的看楼。在北京的会馆中，这座戏楼的规模较 大，保留相对完好。以前，逢年过节时有堂会。清末民初，京剧名宿谭鑫培、余叔岩等作为两湖同乡在此演出过。据说，正是出于老乡之情，谭鑫培在湖广会馆登台 演出并不收钱。

　　安徽会馆

　　在安徽会馆修建以前，京城里只有安徽一些府、州、县的会馆，而没有全省的大型会馆。当时，那些府、州、县的会馆规模狭小，遇有大型集会，就要借 用他省会馆，十分不便。清末，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安徽籍人以军功或科举考试得富贵、功名者甚多，他们迫切需要一所大型会馆作为安徽籍人在京活动的场所。同治 五年，由安徽籍京官吴廷栋、鲍源深等人发起倡议集资，要在京城修建一所安徽省全省的大型会馆，即安徽会馆。他们的倡议当即得到安徽籍京官和淮军诸将领的积 极响应，并且还得到了当时的湖广总督李鸿章的支持。同治七年，以李鸿章为首的安徽籍官员和淮军将领纷纷解囊捐款。同治八年二月，安徽会馆开始修建，到同治 十年八月完成。建成不久，安徽会馆又进行了两次扩建，占地9000多平方米，“北起八角琉璃井，南止后孙公园胡同，东达厂甸，西与泉郡会馆为邻”，坐拥 219间半房屋，可谓气度非凡。光绪十五年，安徽会馆因西邻泉郡会馆燃放鞭炮导致失火，损失惨重，大部分房屋建筑毁于火中。为了重修，李鸿章再次倡导捐 款。

　　在安徽会馆的建筑中，戏楼是中路规模最大的建筑。它依稀是旧时的样式，两层的木结构戏台，坐南朝北。与诸多古建筑一样，这座戏台保留着传统的双 卷勾连悬山式屋顶，重檐伸展，雕花栏杆，左右两侧和后台还设有演员化妆和换服装的隔间。据说，台下原是有观戏席的，它坐落于三座楼中间，周围设有栏杆，池 中设有包厢。戏台两边悬挂的“冠盖萃江淮，尽东南宾主之欢，枌社筵开，古谊犹存乡饮酒；楼台演歌舞，极丝竹管弦之盛，梨园美具，世情且看戏登场”楹联。同 治、光绪年间，徽班三庆班及名角程长庚、刘赶三等常于此地演出，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也曾经在此登台献艺。

　　北京的会馆大多是各省为解决应试举子在京食宿问题而建的“试馆”，还有一些是各省工商业者为维护自身的利益，或协调工商业务，或相互联络感情， 或应付同行竞争，或排除异己等原因，为经常集会、议事方便而建的“行馆”。安徽会馆却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只接待在职的州、县级官员和副参将以上的实权人 物，是淮军集团成员联络情感、加强宗法关系的重要场所。据说，李鸿章曾经在此频繁集会，并接待外国使臣。

　　值得一提的是，安徽会馆还与著名的戊戌变法息息相关。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不达之后，就“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陈炽以为“办事有先后，当 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会。”光绪二十一年，中国近代史上维新派的第一张报纸——《万国公报》在安徽会馆创办。康有为等人还在此创立了早期组织——强学 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当时，众多维新派的仁人志士在这里集会演讲，共商国事，安徽会馆也就成为戊戌变法的策源地之一。

　　阳平会馆

　　位于前门外小江胡同的阳平会馆是山西临汾人建造的一座商业会馆，又称“平阳会馆”，始建于明末，现存的唯一一块“醒世铎”匾额便是由那一时期的书法家王铎所题。据说，“文革”的时候，幸亏一个管库房的人用布将匾额盖上，才使其没有遭到破坏，得以保存到今天。

　　这座几乎与英国莎士比亚剧场建于同一时代的会馆，建筑形式独特，由三幢独立的楼围成院落。阳平会馆戏楼是北京唯一位于民间，却具有皇家气派的戏 楼。据说，这座戏楼选址在河边，是出于木结构剧场防火的需要。戏楼分三层，上有孔洞，下有地道，便于演神仙戏时演员“上天入地”。天井可悬制大型布景，一 来可以做水彩戏，比如水帘洞；二来可以防洪；三来可以产生水音儿的效果，可谓一举三得。

　　会馆里的戏楼是在嘉庆七年由山西平阳府及周边的30余州县商人联合改建的。戏楼总长度28米，宽度17米，是一座12檩卷棚前后双步廊悬山顶式 木构建筑。戏楼内部雕梁画栋，富丽堂皇。看台分两层，二楼正对戏台，是卷棚顶前轩式的官厢，两侧亦为看台，可放桌凳。看台护栏有雕花栏板的望柱，四角都设 有楼梯，供人上下。楼下场地为方池，放置方桌、长凳，是一般看客的坐席。戏台平面近方形，突出于场内，呈前轩式，前有通顶台柱一对，上有廊庑，戏台分上下 三层，每层之间有方形通口，底层有坑道，这样就保证了表演中的“上天”、“遁地”。下层舞台面积为50平方米，台基高为0.6米。上层正面有三个装饰有木 雕花纹的门窗。在戏楼两侧的墙壁上绘有壁画，这在民间戏楼中绝无仅有。

　　戏楼  艰难地复活

　　戏楼的风光挡不住历史的脚步，更敌不过战火的侵蚀——从1840年开始，曾经是北京城里特有的锣鼓点儿渐渐消失在城头的烽烟中。

　　1937年，侵华日军将正乙祠强占为仓库。日本投降后，这里成了国民党的伤兵营，后来被改为煤铺，到了上世纪50年代，这里又成为教育局的招待所。

　　皇城如此，外地的情况更是糟糕。清末民初，位于避暑山庄的清音阁的保存状况尚算完好，咸丰至光绪年间还时常进行演出活动。民国期间，因热河都统 公署由东车市迁到山庄内东宫，清音阁被改为会议厅。1933年3月，日军侵占承德，清音阁遭到严重破坏，部分建筑物甚至被强占为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1945年冬天，一场大火连烧三天三夜，清音阁化为灰烬，残留一片废墟。

　　民间戏楼也难逃噩梦般的遭遇。其中，吉祥戏园的衰落最具有戏剧性。1938年3月的一天，程派坤伶新艳秋在吉祥戏院演出《锁麟囊》。国民党蓝衣 社的两个特务跟踪时任伪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长的缪斌，想把他除掉。当天，缪斌前往吉祥戏院看戏，坐在二楼包厢。其中一个特务来到包厢后面，隔着薄木板向里面 连开两枪，然后迅速下楼，从舞台北面通向金鱼胡同的后门逃走。一时间，场内大乱，观众拼命逃跑。几分钟后，附近地段被日本宪兵团团包围，各个路口都架起了 机关。持枪宪兵、警察对上千观众逐一搜身，但除了抓住一些“嫌疑分子”，一无所获。当局又把新艳秋和几十名戏楼职工抓到日本宪兵队严刑拷打，手段极端残 忍。后来，戏园老板找到了为日本间谍川岛芳子理发的杨三，托川岛芳子与日本宪兵交涉，才把被捕的人如数释放。然而，被放出的人，有的精神失常，有的终身残 疾，有的因惊吓辞去了戏园的工作，吉祥戏园从此一蹶不振。解放后，吉祥戏园一度再现光彩，最终因东安市场重建而被拆除。

　　周华斌始终记得1984年寻访正乙祠时的场景：“宅院的门脸不大，是个极为普通的四合院小门楼。里面一样破旧冷落。厅堂已用作招待所的食堂，随 意堆放着啤酒箱和木柴。厅堂四边的楼廊隔成了客房，客人不多。戏台被砌起来，开了几个卖饭窗口。后台已用作炒菜做饭的厨房。整个建筑的框架犹存，但经过 ‘文革’，大量碑记已经被清除，无法认定它的历史。在厅堂的木柴堆里，有一块半截的黑漆金字招牌，留有几个大字——珠首饰商会。”

　　1994年，34岁的浙江民营企业家王宇鸣偶然路过正乙祠。此时的戏楼部分已经处于危楼状态——楼内柱倾梁歪；戏台台板、二层楼板都已腐朽；作 为厨房使用的化妆室布满油垢污迹，几乎不堪入目；走廊的西部成了锅炉房……据说，就在那一天，王宇鸣便拟定了抢险修复计划，并向教育局以每月5万元的租金 承租了正乙祠。

　　1995年，500多万元的投资使正乙祠重新焕发了生命。三天的庆贺演出，梅葆玖、谭元寿等梨园名家纷纷登场。年近九旬的书法家王遐举听说修复正乙祠，坐着轮椅赶来，写下了“正乙祠戏楼”五个苍劲大字。不久后，老人与世长辞，此匾竟成绝笔。

　　然而，由于缺乏办戏楼的经验，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正乙祠戏楼里虽然上演了700多场演出，却始终不能平衡每年高达145万元的开销。旅游淡季， 王宇鸣曾经连续十几天独自一人坐在台下，观看北方昆曲剧院在这里的演出。手足无措之际，王宇鸣只好卖掉自己经营的酒店、写字楼和四辆轿车，全力拯救古戏 楼。1997年，因为无力支付租金，王宇鸣被教育局招待所推上了公堂。“是正乙祠者，顾同仁发源之始，造福之基也，乌可任真湮废哉。”当年的豪言壮语依然 在古老的戏楼畔回响，却终于飘散。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戏楼逐渐又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戏楼的经营不能完全靠政府，而是要与旅游业相结合，逐渐摸索出 一条适合市场的经营之道。”周华斌说，“戏楼的独特优势在于‘看戏赏艺’，将吃、喝、品、艺、赏结合起来，这是其他场所无法比拟的。”

　　比如湖广会馆，就形成了“三楼一馆”的经营模式，即结合戏楼、酒楼、茶楼和博物馆于一体的服务格局。在业内人士看来，湖广会馆是北京现存经营最 好的会馆戏楼之一。它不仅修复了大戏楼，而且恢复了当年楼宇回廊、曲径通幽的建筑格局。戏楼北侧的“文昌阁”和“风雨怀人馆”建有戏曲博物馆和孙中山研究 室，院外开办了特色鲜明的湖广会馆饭庄。每年阴历正月，旅京的两湖同乡还恢复了在会馆公祭乡贤、团拜贺年的传统。

　　不仅是湖广会馆。从2010年起，正乙祠开始与梅兰芳京剧团合作，演出《抗金兵》、《贵妃醉酒》、《穆桂英挂帅》、《霸王别姬》、《天女散花》五部经典剧目。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今天的传统戏曲已经难赴昨日辉煌。即使是眼下经营最好的湖广会馆，戏楼售票的收入也很难摆上台面。

　　“对票房而言，最重要的是‘角儿’。现在的演员以年轻人居多，在带动票房上的作用有限。”2010年接手经营正乙祠的新华普罗文化公司的工作人员说道。据说，正乙祠也动过搭配餐饮以吸引更多高端人群的念头，但“纯木结构的文物”规定是不准动火的。

　　难道，留给戏楼自我救赎的空间真的越来越小了吗？

　　“古戏楼的经营一定要从多方面下手。”北京湖广会馆馆长霍建庆说，“演出是一方面，湖广会馆平时还是北大、清华、北外等高校的第二课堂，主要向学生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同时，我们承接一些团拜会、推介会、新闻发布会等活动。近几年，婚庆也会选择戏楼，我们同样欢迎。”

　　“事实上，目前，北京城有几十座戏楼需要进行保护，这还没有包括北京周边的乡村集镇上的戏楼。指望政府财政承担保护戏楼的重任，恐怕不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周华斌说，语气中透着忧虑。

　　难道就任由这些戏楼消失在历史中吗？在周华斌看来，最好的保护办法便是在忠实记录戏楼本身特征的前提下，争取地方财政对本地区戏楼进行保护和开发。同时，将戏楼投入市场，用戏楼自身的经营去解决戏楼所面临的困境。

　　2009年，平阳会馆的“醒世铎”匾额上新添了一块牌子——“刘老根大舞台”。在演惯了高山流水的会馆戏楼里上演二人转的戏码，虽然无情，却也 着实无奈。据媒体报道，2010年，北京“刘老根大舞台”的票房收入高达6000万元，上交国家税收超过1000万元。相比当年王宇鸣在正乙祠的惨淡经 营，平阳会馆的命运似乎要幸运很多。

　　又有好消息传来，关于正乙祠。最近，已经上演了一年多的《梅兰芳华》的上座率有所提升。同时，为了为迎接正乙祠古戏楼重建三百周年，“2012春季演出季”也正在进行。

　　这一次，命运多舛的正乙祠是否真的等来了翻身的机会？寂静许久的百年戏楼中又能否再次回响起清脆的檀板丝弦？

　　事实上，等待这一问题答案的又何止正乙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