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是体育比赛中负责维持赛场秩序、执行比赛规则的人物。对于高尔夫(微博)裁判，你了解多少呢？他们的工作有多辛苦、生活有多无奈、收入又有几何……他们的心里话，都在这里

　　谁是最辛苦的人

　　中国的高尔夫运动非常年轻，所以目前在国内高尔夫赛场上执法的，多半也是年轻人。这个圈子很小，经常见面的，也就那么30多人。他们大多是高校高尔夫专业的毕业生或是高尔夫从业人员。

　　裁判的具体工作，你未必了解。以一场120－150人的职业比赛为例。这么多人比赛，前两天预赛肯定得分上、下午开球。为了保证所有球员能在天黑前回来，上午就要尽早开球。假设早晨6点天亮，第一组出发球员安排在7点半开球，裁判至少要提前一个小时到场检查球场情况。这就意味着裁判至少得5点半左右起床、吃早餐，很多时候还要提前到4点多。如果下午6点打完比赛，之后裁判要统计成绩、出第二天的分组表、做赛事的相关文件等等，然后再开一个当天的总结会。做完以上所有工作，最快也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辛苦是肯定的，赛前划场地、插桩、障碍区标定、界外标定，果岭洞杯位置分析、准备各种文件，比赛时每天在球场上风吹日晒一整天，随时绷紧神经，不停地辗转在球场各个角落。”一名裁判说。

　　吃午餐也是个大问题。时间不允许裁判回会所的餐厅吃饭，只能由组委会的工作人员下场地送餐。有时午饭送过来了，裁判正在忙着做案例，根本顾不上吃。能吃到热饭热菜就已经很好了，一个三明治就打发了午饭也是常事。

　　一天高负荷运转十五六个小时，有人开玩笑说，裁判都是“铁人”。其中，裁判长又是“铁人中的铁人”，虽然比赛期间他不用具体负责哪几洞，但他要协调好所有工作，就像一个救火队员，哪里有事就得及时出现在那里。

　　工作归辛苦， 总得有放松的方式。一名裁判透露，赛事间歇期间他们在酒店打发时间的三大主题是“飞行故事、球场美女、斗地主”，说说出差过程中的琐事，比如上次托运不让带火机啊、来的航班耽误多长时间啊等等；聊聊在哪个球场又看到了美女球童，有空的时候打打斗地主。“比赛期间很辛苦，不过其中也有很多的乐趣，比如大家在一起讨论规则判例，交流经验等。” 一名国际裁判说。

　　在很多不了解情况的人看来，裁判这一行还算风光。但是，其中的辛苦只有自己体会才能知道，因此这一行少有女孩子的身影。

　　有一名女裁判曾经连续七周奔波在不同城市，执法不同的赛事，中间一次家也没回。“真是累啊，女孩子时间长了真坚持不了。国内经常出来执法的女裁判那时也就不到5个人。”这名女裁判感慨道。作为一名女裁判，她也要面对“最不喜欢”的插桩。“要拿榔头把桩砸进去，好重。” 后来，她找到了一份不错的、与裁判无关的固定工作，就很少出来执法了。

　　考考考 高协的法宝

　　2005年11月，沃尔沃中国公开赛(微博)在深圳高尔夫俱乐部举行。深圳大学高尔夫专业读大三的小伙子陈盛炽(微博)主动报名去当志愿者。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高尔夫裁判，看到他们认真地做案例，陈盛炽突然间心潮澎湃：“这不就是球场上的正义使者吗？我也要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彼时，中国还没有统一的裁判员考试，个别人幸运地被中高协选送到英国圣安德鲁斯参加R&A规则有限公司举办的考试，拿到了国际裁判资格。陈盛炽纵然再想成为裁判，也摸不着门路，只能上上学校的规则课，在网上下下资料，找学长要要讲义。就连R&A每两年更新一次的判例书，中国都没的卖，陈盛炽只能特意去香港买。

　　这种考试无门的状况，直到2007年才有了转变。这还得感谢2006年下半年中高协与R&A规则有限公司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谈，鉴于中国的高尔夫赛事数量越来越多，合格的裁判员数量却极度匮乏，双方商定于2007年开始合作举办裁判员培训班，系统地提高学习者的规则理论水平和实践执法能力。

　　那一年的3月，第一期初级裁判员培训在河北廊坊大学城开课，标志着中国本土高尔夫裁判的培养走向常规化。

　　亏得之前的知识积累，陈盛炽一年之内就通过了初级、中级和国家级裁判员的考试。初级裁判考试主要是让学员对高尔夫规则有一个总体的概念，并掌握一些基本的定义，难度较小，通过率自然较高。中级裁判考试的难度明显增加，学员必须对规则和判例达到相当的熟悉程度才有可能顺利通过。国家级裁判考试同样涉及全部的高尔夫规则，英文试题占65%，同时，还增加了竞赛组织和管理方面的内容，如比赛条件和当地规则制定、球场标定和设置等。除理论考试外，国家级裁判还有实践考试，理论成绩达到75分及以上的学员才有资格参加。

　　国家A级裁判证书确实不好拿。顾军和陈盛炽的经历相似，同为中国第一批高尔夫国家A级裁判。当时他在苏州金鸡湖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担任运作主管，主要负责出发和巡场。工作担子不轻，好在运作总监、球会总经理都很支持，跟他说只要安排好工作，空出来的时间就可以用来备考。同一部门的员工也理解，主动承担了他的部分日常工作。这一年，顾军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看规则书、研究判例了。

　　毕业于暨南大学深圳校区高尔夫专业的李静欣2009年通过国家A级裁判考试，她为此足足准备了一年，魔怔到晚上睡觉之前必看判例书，不看就睡不着觉。

　　据统计，目前拥有国家A级裁判资格的裁判共有40多人——国家A级，意味着你可以执法大多数中高协主办的赛事；国家A级，也意味着你可以继续向“国际级”挑战。

　　国内的裁判考试，付出就会有收获。而国际级裁判考试，对擅长各种考试的中国人来说通过不难，难的是取得考试资格。R&A不接受个人报名，只能由中高协推荐，名额每年只有区区两个。去考试的待遇也不错，往返机票由中高协承担，培训及考试期间的食宿费用由R&A承担，考生几乎不用自己出钱。考试通过后的收益更高，陈盛炽透露，他自圣安德鲁斯考试回来后，收到的执裁邀请明显变多。

　　这样一块诱人的蛋糕，给谁不给谁？中高协的一位相关人士说：“我们只在国家A级裁判中挑选，首先他的执裁水平要足够高，另外英语也要好，不然你去了R&A都听不懂老师上课，更别说通过考试了。”

　　自2007年开始，中高协每年举办7次初级裁判培训班，分华北、华东、华南、中西中南4个区域，此外还有高校专场。中级裁判培训班每年开班两次，国家级裁判培训班则只有1个。每个裁判培训班限额100人，考生只能从低到高一级一级来考，不得越级。

　　由此算来，近5年中国已经涌现出3000多名本土裁判。有人在国际级裁判李今亮的博客上发问：“我了解到很多人都在考裁判，需要这么多裁判吗？目前我国需要多少裁判？”李今亮如此回复：“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些费劲，现在我们的确还非常缺少有经验的裁判员。另外，这并不完全是一个市场大小的问题，很多人学习裁判，只是为了想了解更多的规则而已。”

　　没错，譬如自称为规则“吹鼓手”的风尘子就是为了更了解规则而参加裁判考试。他2006年开始接触高尔夫，由于不懂规则，打球时和球友常常有分歧，遇到某一种情况，你说罚1杆，我说罚2杆，他说不罚杆，到底听谁的？于是，他从2008年开始参加裁判考试，一年考一级，2010年国家C级证书到手，颇有成就感。

　　在常人看来枯燥、繁琐的规则、判例，在他们看起来是“兴趣、爱好”，“钻研起来还挺有意思的”。也几乎是这样的原因，他们通过考试入了裁判这一行。还有一部分裁判表示，这个行业看起来挺有前途的，收入听说也不错，所以就投身裁判考试中去了。

　　钱钱钱 裁判的命根

　　2011年11月的某天，中信银行业巡赛精英比洞赛刚刚结束，记者和本次比赛的裁判长陈盛炽在练习场聊天。赛事承办方朝向集团的工作人员走过来，递给陈盛炽一个信封，并让他点点数，里面是他这一周辛苦工作的薪水。陈盛炽直接把信封揣在兜里，说：“不用数了，你们从来没有给错过。”

　　国内绝大多数赛事都会在比赛结束后以现金结算裁判的工资，少数比赛会在日后把工资打入裁判的银行卡里。一名裁判说：“比赛结束个把星期后把钱打到卡里倒也能理解。但是极个别比赛拖好久都不给钱，我们也不好意思总打电话去催。”

　　国内大大小小的正规比赛，裁判都是由中高协的工作人员委派，组委会不能自行邀请。初级裁判可以在级别较低的业余比赛中担任观察员或没有最终裁决权的裁判员；中级裁判可以在级别较低的业余比赛中担任具有最终裁决权的裁判员，并在级别较高的业余赛事或职业赛事中担任观察员；国家级裁判可以在级别较低的业余赛事中担任裁判长，在级别较高的业余赛事或职业比赛中担任具有最终裁决权的裁判员；国际级裁判则可以胜任国际赛事的裁判长或裁判员职务。

　　一般而言，一场100多人的正规比赛，需要中高协派6－12名裁判，其中包括1名裁判长和1名赛事秘书。中高协委派裁判除了考虑水平问题外，还有一个“就近”原则。因为裁判的往返交通费用和比赛期间的食宿费都由赛事组委会承担，就近委派裁判可以减轻组委会的经济负担，裁判也免了奔波之苦。

　　职业比赛4天，业余比赛3天，加上前期准备工作，裁判需要为赛事工作将近一周的时间。据本刊记者多方调查得来的数据，裁判长这小一周的收入大约为2000至3000元，有些职业比赛会再高一点。这个费用由赛事承办方出。当然，遇上亚运会、大运会这样的国际赛事，一般是100美元/天。其他裁判根据级别来定，国家A级裁判的收入会比裁判长少200－300元，国家B级裁判又比A级少200－300元，依此类推。相对来说，执裁一天的青少年比赛“最合算”，虽然收入减半，但是工作天数和强度少了可不止一半。

　　目前国内几乎没有一名“全职裁判”，这是为什么呢？收入与体制决定了中国很难有全职裁判。每年3月到11月的赛事旺季，以裁判每月执裁两场比赛来计算，收入不过四五千元。在北京、上海、广州及经济发达地区的省会，这笔钱真不算多，刨去房租、吃饭、交通、购买日用品、人际交往的费用，也就所剩无几了。如果裁判每周都接比赛，月收入差不多小1万，但是就彻底没了家庭生活，天天不着家。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为了挣钱，也许可以过一两年这样天天漂泊在外的生活，但日后谈了女朋友、有了爱人、孩子，再东奔西跑的话家庭关系就岌岌可危了。而且，当全职裁判就意味着成了个体户，没有单位上五险一金。按照目前的社保制度，不缴纳社保满15年，退休后就拿不到养老金。多名受访裁判表示，当全职裁判实在缺乏安全感。

　　所以，时有裁判改行的事情发生。2009年初，俞顽峰以91分的优异成绩通过了R&A在马来西亚增设的国际裁判考试。但是，现在国内比赛却很少看到他的身影。俞顽峰的一位好友透露，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给球会制作码数本上，被称为国内“码数本第一人”。这比当裁判来钱多了，也更轻松。

　　也有极个别人当裁判不为了钱，纯属兴趣爱好。家在南宁的风尘子是广西的头号裁判，当地大大小小的比赛都喜欢找他。他从不张口向主办方要劳务费，有时候主办方过意不去，就给他一些衣服、高尔夫球之类的纪念品。当然，风尘子本身也不缺钱，他是一家管理咨询公司的老板。

　　风尘子的出场条件只有一个，问清楚主办方是真需要裁判还是找个人去装门面，如果是后者，坚决不去。“现在好多选手规则意识太差，比赛居然还打OK球，甚至按大小‘流氓’规则来，如果就是让我去意思一下，开球前讲几句话，中间一边凉快去，最后宣布一下比赛名次，有什么意思？我当裁判是为了普及规则知识。”风尘子说。

　　针对目前业余比赛、商业比赛球员作弊现象，很多裁判都有话说。事实上，有些大规模的商业比赛会请裁判，而且付给裁判的酬劳很高，但是，裁判却对商业赛的作弊无可奈何。于是，很多人认为，商业比赛的裁判就是“充场面”的，没有任何意义。

　　国际级裁判孔维东(微博)认为，高尔夫本身就是一项需要球员自觉和同组之间互相监督的运动，不可能每组都有裁判盯着，商业比赛的作弊现象光靠请一两名裁判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需要业余球员在礼仪规则方面有更强的认知和自我培养，另外也需要赛事的组织和赛制更加完善。

　　兼职的尴尬

　　“赛事多的时候每个月有三场，不过冬天平均一个月也出去不了一场。”一名裁判介绍说。记者问他家住在哪里。“没有固定住所，比赛在哪里举行，我就去哪里。”这个回答着实反映了国内裁判的生活状态：开始跟着比赛跑，后来找到较为稳定的工作，把裁判作为兼职。但这也会出现新的矛盾：出来执法的机会变少，要以日常工作为主。

　　2010年5月，朝向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赛事部员工董文明收到亚组委的邮件，邀请他去当高尔夫比赛的国内技术官员。他向公司请假很顺利，副总经理孟涛拍板：“这是好事啊！多出去看看，学习学习吧！”

　　并不是每个裁判都像董文明那样幸运。国际裁判小A以前在南方一家球会工作，2009年中高协通知他去当沃尔沃中国公开赛的裁判。这是中国最高级别的高尔夫赛事之一，选手水平高，裁判阵容豪华，小A当然兴奋难耐。但是，小A的主管却拒绝在他的请假报告上签字，理由是会影响他的本职工作。小A怎么做领导的工作都不行，最后愤而辞职，还是去执裁沃尔沃中国公开赛。

　　和小A有同样尴尬的裁判还有很多，很多。陈盛炽2006年大学毕业后来到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当老师，现在是旅游与酒店管理系高尔夫教研组组长，主要教授高尔夫概论、规则、球童学、专业英语等课程。只要他愿意，周周都有机会出去当裁判，但是，校领导只同意他一个月出去一次，而且不能影响正常教学，去之前调课，回来后补课。

　　陈盛炽对此已经心怀感激：“我们学校培养‘双师型’教师，既懂理论知识，又有实践技能，所以校领导鼓励我出去当裁判，一个月请假一个星期都能批准。我也很理解，毕竟还有那么多课在那儿摆着，假请多了回来都来不及补。”受陈盛炽的影响，他的学生也大批去考裁判。单是2011年，他们班上就有3个学生通过了国家级裁判考试。

　　顾军以前在金鸡湖球会工作时，也是一个月只能出来执裁一次。遇到2008年经济危机，他所在的运作部裁员，留下的员工承担的工作任务一下子加重，他请假就更难了。现在，顾军在广州和朋友一起做生意，去中、小学推广高尔夫普及课程。由于工作时间弹性大，再加上老板是高尔夫发烧友，对规则也特别有兴趣，见到顾军都喊“顾老师”，没事就拉着他探讨案例，请假就容易了很多，老板甚至说没必要和他打招呼。尽管如此，顾军一个月最多也只出来跑两场比赛，“我总还得兼顾一下家庭生活吧！”

　　更让裁判们纠结的是，他们还不能总是对中高协抛出的橄榄枝说“不”。国家级裁判小B说：“一次、两次不去没什么，如果我们拒绝的次数多了，以后可能就很难再接到中高协打来的电话了。”

　　相对而言，去高校当老师就成了裁判们最理想的工作。一是老师这个职业稳定、社会地位高，二是老师还有个寒暑假，接到中高协的召唤可以拔腿就走。

　　水平高的裁判都找到了“下家”，但是能外出执裁的时间非常有限——这样的状况造成了目前执法国内赛事的多是“学生军”。这些学生裁判大多来自深圳大学、吉林大学珠海分校、暨南大学深圳旅游职业学院。因为学生的自由时间比较多，而且他们也需要实践经验。不过，一名资深裁判不无担忧地说：“目前国内裁判高分低能的比比皆是，他们理论考试的成绩好得惊人，但是真正能下场执法的寥寥无几。他们最多也就只能做专业性略微弱一些的赛事秘书，负责分组表、通知、成绩、排名、洞位图等。 ”

　　“赛事太少，裁判太多，”一名在球会从事赛事工作的裁判直言，“目前中国不可能出现欧美国家那样的全职裁判。”在美巡赛和欧巡赛，裁判隶属巡回赛组织，相当于公司的员工，他们按月、按年领取薪水，而不是像中国裁判这样一场一场“打零工”。

　　记者曾采访美巡赛的工作人员，询问美巡赛的裁判生活是怎样的。对方回答，一年至少30－40场比赛，裁判已经忙不过来了。

　　2012年已经是欧巡赛裁判长约翰-帕拉莫(John Paramor)为欧巡赛工作的第35个年头，刚过完21岁生日，他就成为了欧巡赛的一员，直到现在。

　　目前国内一部分裁判在赛事公司担任赛事总监，孔维东也是其中之一，他在2010年年底加盟了中体旅(北京)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另外，有一部分裁判加盟了球会，还有的在做球场改造、练习场改造生意；有的转行成为球场建造专家……五花八门，不过他们都承认，裁判工作让他们得到了很大锻炼，对职业发展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积累了一些经验的优秀裁判都转行了，裁判人才流失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裁判行业的现状是人才一直在流失，一直在培养，整体水平总是无法提升。”一名业内人士不无担忧地说。

　　裁判不是球员的敌人

　　很多球员认为裁判是“敌人”，来到自己面前就可能罚杆。殊不知，裁判只是按照规则处理情况，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判罚是有利于球员的。

　　裁判这个行业也“欺生”。一名年轻女裁判回忆起自己执法的第一场男子职业赛事的情景：“那时我刚入行，突然有一名在国内征战多年的老球员喊裁判，我过去还没说话，他一看是新面孔，立马说：‘你还未成年吧，还是叫裁判长来吧。’”这样的情况，在最初执法时，她不止遇到过一次。

　　国际赛场上，这个问题表现得更加明显。2010年的某场同一亚洲赛事中， 一名澳洲大牌球员的球落到了VIP帐篷的后面，脱离补救后要抛在球车道上，再从球车道脱离又会抛回来。恰好是孔维东在现场。在处理之前，他先跟这名球员说了一下会发生的情况，那名球员可能觉得有些麻烦，不耐烦地问，能不能叫一位澳洲裁判过来？

　　孔维东愣了一下，然后对他说：“这种情况确实有些复杂，但请相信我帮助你补救的方法是没有问题的，不管哪个裁判过来也是这样的程序，而且他在很远的区域，过来要等很久。”接下来，孔维东带领他一步步脱离了妨碍。这件事给孔维东的印象非常深刻。“如果坚信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那就必须坚持，当然也要使用能让人接受的话语和方式。而且从全局来讲，如果让他在这里等十几分钟，会耽误整个比赛的进程。”

　　一名中国裁判认为，“中国裁判的理论知识比外国裁判好，但是由于中国裁判大多很年轻，所以外国那些从业几十年的裁判总问我们一些很简单的问题，以为我们不懂。”这名裁判还去韩国执法过同一亚洲的赛事，在其看来，中国裁判的各方面素质都比韩国裁判出色。“很多韩国裁判连英文都不会说，根本没办法沟通；规则也不是那么懂，对中国球员和韩国球员双重标准。”这名裁判亲眼看到，某名中国球员的球开出去找不到了，有个韩国裁判过来一起帮着找。

　　后来还有韩国观众帮着找，但是当那个中国球员说了几句中文，观众就不帮忙找了，裁判也催球员重新打一个。

　　裁判监督选手，赛事公司则会监督裁判。不少国内的赛事公司手里都有一个“黑名单”，记录有不当行径的裁判名字。他们惯常的做法是，即使这次对某一名裁判不满意，该给的钱照给。但是，下一次当中高协再次给他们委派这名裁判时，赛事公司会拒绝接收，并有理有据地说明何时何地这名裁判因为何种原因被选手投诉。中高协只能重新选派裁判。

　　裁判被投诉最多的原因倒不是判罚有瑕疵，而是对球员态度不好，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球员和裁判之间的矛盾多半由不理解而致。2009年业巡赛精英比洞赛，参赛选手赵雄一(微博)就和当值裁判胡玖林发生了冲突。当时前一组球员在球道上遇到了点问题，就把裁判胡玖林喊了过去。处理完之后，胡玖林没有立即把停在球道上的球车开走。此时，后一组已经跟上来了，赵雄一站在发球台上直接开球。胡玖林对此很不满，觉得小球差点打到他，认为赵雄一不尊重自己。而赵雄一觉得，我是在以正常的速度开球，没有把球车开走是你自己的问题。其实，双方只要互相体谅一点，争执也就不存在了。

　　有时候，裁判也会遇到哭笑不得的事情。去年中信银行青少年高尔夫球对抗赛总决赛，有一天比赛出现了压组。后一组小选手的家长问裁判，是谁打得这么慢，裁判说：“喏，就是前面那个胖胖的小女孩找球导致的。”恰好那个“胖胖的”小女孩的爸爸就在附近听到了这句话，当时他就不干了，去组委会投诉“裁判说我家孩子胖”，这分明是侮辱他的孩子。赛事总监只能把这位裁判叫来，跟他说以后别以可能引起误会的形容词来描述选手。

　　赛事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对记者坦承，较之初出茅庐的学生裁判，他们更欢迎有球场工作经验的裁判，这类裁判自己也打球，更会为球员考虑。而学生裁判虽然以高分通过了考试，但却缺少与人沟通的技巧，只会死板地说你违反了规则第几条。选手被判罚了本就心情不好，裁判说话又不客气，矛盾往往就这么产生了。

　　经常有选手去交记分卡的时候抱怨：“裁判干嘛老跟着我啊？我打得不慢，也没有违规。”这就需要裁判“隐形”执法，巡视时站在球场不显眼的地方，以免球员看了紧张、害怕。

　　还有一次判罚风波引起了网络大规模的争论。“老小子”李峰在2007年2月发表了一篇《裁判，不应是索命阎王！》的博文，讲述了自己在业巡赛北京大兴京城站的一次遭遇。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总之他认为自己被一名女裁判的举止干扰了比赛。

　　有网友认为李峰太过敏感，也有网友认为：“我觉得每一个参赛的球员，对自己的输赢未见得会耿耿于怀于他人，但是对裁判不公或恶劣的态度引起自己发挥不正常而耿耿于怀气愤难填，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因为裁判的职责就是为了主持公道。如果裁判不能正确履行职责成为一种经常的状态，其存在便没有意义。”

　　另外，他还讲了南海桃园站一名裁判催促球员“快跑”加快打球节奏的情况。一名网友恰好列举了一个他在国外看到的例子：有一组打得慢了，裁判开着球车过来，等球员发完球，说了声“弟兄们”，然后往手表指了一指，球员会意地打了个“OK”的手势，他回了一个“谢谢”的手势，开车离去，没多一句废话。“这里，大家都有个共识，球员的节奏不能突然更改，要快也得逐渐来，为了将这个指令以最小的影响来贯彻，他(裁判)只以手势来沟通，以免太郑重其事。毕竟，这不是犯规。这种沟通和默契，对裁判和球员的素质要求都比较高。

　　曾担任中高协秘书长的崔志强(微博)指出，帮助球员是高尔夫裁判的职责。任何比赛的主体都是球员，就像警察必须搞清楚自己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一样，裁判员最大的职责是帮助球员处理比赛中遇到的问题，保证赛事顺畅进行，所以裁判员一定要有一个好心态，绝对不能有“我的地盘我做主”、“谁不老实我收拾谁”的想法。

　　不过谈到中国球员对规则的掌握程度，裁判们直摇头，“希望中国球员掌握基本的规则，现在，很多球员在补救的时候能不能擦球都要问下裁判；有时候也不知道几杆范围内抛球。学好规则，对球员非常重要。”

　　一名女裁判说：“我很想成为去英国执法的第一个中国女裁判，”她叹了一口气，“但是很难，必须要有很多执法经验。”

　　裁判也是凡人，凡人都会犯错。“只要是裁判都会有判错的时候，”孔维东回忆起执法的第一场比赛，那是一场青少年赛事。“当时有一名球员打得太慢了，我判定她延误比赛罚两杆。当时不理解这条规则，其实不能直接罚，应该是按照慢打计时的程序来进行，于是我给她算了一次警告，取消了两杆罚杆。”

　　“还有的错误是涉及到抛球地点的，已经抛了、打了，没办法纠正的就只能这样了，有的涉及到罚杆的，可以纠正的就告诉球员罚杆被取消等。很少有判错的时候，有一些是有争议的也不能说就是错。”孔维东说。

　　“应该罚的没罚，罚了不该罚的，都有过。”另一名裁判回忆说，“如果能纠正的，及时纠正；纠正不了的，就去向球员道歉，这是必须的。”

　　(文／本刊记者 史卉 王昊 图／小丫头 虎头虎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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