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体育讯　先生们，欢迎你们来到这里。三位大师赛冠军欢聚一堂，整整三代人接受各位的专访，真是太美妙了。我们有来自马来西亚、英国、中东、西班牙和阿根廷的记者，大家一起来谈谈美国大师赛。特雷弗，你有一件绿夹克；伯纳德，你在1985年和1993年拿了两件绿夹克；加里，你有三件绿夹克，分别是1961、1974、1978年拿的。很高兴你们能够来到这里，让我们先从特雷弗开始吧。特雷弗，2011年大师赛即将开展，你有多激动？

　　特雷弗-伊梅尔曼(特)： 我对大师赛一直都怀着激动的心情。有几个原因，第一，这是每年的第一场大满贯赛，就像吹响了赛季的开场哨一样。奥古斯塔这一周过后，赛季就开始了。第二，显然，这场比赛在我心中有着很特殊的位置，原因不仅是我赢过这场比赛，还有从十多岁开始，我在这里留下的诸多记忆。第三，是因为这场比赛的气氛和这座球场。从走进大门的那一刻起，你就会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再出现这样一座高尔夫球场。这种感觉是我一直追求的，也是我们全家人一直追求的。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都会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然后静静倒数日子。

　　问：伯纳德，今年又一次参加大师赛，你很期待这场比赛吗？

　　伯纳德-兰格(伯)： 噢，一直都很期待，你要知道这是一年中最让人激动的比赛，因为它有着厚重的传统。球场一直都在变化，看上去没什么意义，但实际上意义深远。这座球场可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座球场的变化都要频繁，管理者们一直在对球场进行调整，提升它的品质，让它更难、更好。不过话说回来，这场比赛又有着很深厚的传统，球场规矩十分严格，人人必须遵守。如果某人拿了一张本不属于自己的门票，管理者们知道了这张票的号码，他们就可以追溯到这场票原本该属于谁，为什么到了这个人的手上。

　　开车走在木兰大道上，是我众多美好的记忆中的一幕。太美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开车进去，看见那些球僮和他们的白色长袖制服，看见白色的会所，美丽的杜鹃花丛，这种感觉很特别。就连每一扇玻璃窗，我都觉得是完美的。整个球场找不到一根杂草，不可思议。你知道吗，我们三个人每年比赛的周二晚上都会参加冠军晚宴，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夜晚，每一年我都期望着能够有这几个小时的时间，与这项运动最传奇、最伟大的球员们待在一起，成为这个特殊群体的一员，分享彼此的故事，彼此的记忆，给彼此签名，然后把东西放到慈善拍卖会上。坐在桌子前面吃饭，旁边坐着加里-普莱耶、菲尔-米克尔森、老虎-伍兹、杰克-尼克劳斯、阿诺德-帕尔默这些伟大的球员，真是棒极了。奥古斯塔有着厚重的历史，四大满贯赛里，大师赛是唯一一场只在一个球场举行的比赛，有着很好的传统。其他大满贯赛都会在不同球场举办，我知道英国公开赛会在七八个球场中轮流举办，这意味着每一个球场都要隔上七八年甚至十年才能再次举办赛事。在这点上大师赛显然有很多可以说的，不过这已经超出我的范围了，我相信加里在这方面有更多东西可以和大家分享。

　　加里-普莱耶(加)：打了52场大师赛，你一定有不少珍贵的记忆，唯一的问题就是你会开始忘记！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但就像伯纳德和特雷弗说的那样，这里是完美的。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来到这里，跟艾森豪威尔总统坐在一张桌子上，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经历。还有鲍比-琼斯，他在全世界都受到了极高的尊重，因为那时候他是一位真正的国际球员。即使在今天，许多年轻的美国球手在这一点上想得还是很狭隘，不愿意飞遍全球打比赛。感谢上帝，还有不少打遍全球的球员，他们真正认识到了这是一项全球运动。回过头来说，你在奥古斯塔能遇见的人都是很出色的。伯纳德刚才说到了门票的事情，有一年比赛，我是卫冕冠军，拿到的证件号码就是1号。我在南非的牧师打电话给我，说：“我要来看比赛。”我说：“特里，实在很抱歉，我现在没办法给你搞到票。”他说：“拜托，我这么老远地赶过来。”我说：“这样吧，我把我的证件给你。”后来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一下子来了十个人，喔，把他死死抓住，问他：“你是从哪里搞到这张证的？”他说：“是加里-普莱耶给我的！”他们把他带到办公室，俱乐部主席杰克-史蒂芬斯给我打电话说：“加里，我逮了个人！”我说：“杰克，是我的错！他是我的牧师。你知道，我是卫冕冠军。” 我的脑子在迅速打转，想该怎么说，“总要有个人为我祈祷吧！”

　　伯：总结一下，你拿了绿夹克，然后把证件给别人了。还有什么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吗？

　　加：这些故事没有放进我的新书里。我参加的大师赛场数比任何一位球员都要多。

　　问：现在再放就有点迟了！

　　加：现在再和你讲讲把绿夹克带回家的故事。能成为第一位赢得大师赛的国际球员——我不喜欢说“外国球员”，因为相对于自己国家来说，其他球员都是“外国人”——我很兴奋，那晚上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以及其他人一起晚餐。回家的时候，我把绿夹克一起带回去了。三天后，我接到一个电话。“你好，加里。”是克里夫德-罗伯茨先生打来的，他比较不容易相处，过会儿我讲两个他的故事。他说：“加里，我是克里夫德-罗伯茨。”“噢，你好，罗伯茨先生，最近怎样？”我知道他找我一定有什么事情。他说：“你把绿夹克带回家了吗？”我说：“是的，先生，我拿回家了。”他说：“从来没有人把绿夹克拿回家过。”我的脑袋飞快地转了起来，说：“那么，罗伯茨先生，如果你真想要这件绿夹克的话，为什么不到我家里来取呢？”

　　问：他觉得你说的话很风趣吗？

　　加：他没有听出来风趣的地方，对我说：“向我保证，你再也不会穿上它。”我其实把它装在了一个塑料袋里，放进了我们学校的荣誉室，现在那间荣誉室已经变成了博物馆。还有一件事，我和帕尔默、尼克劳斯都从来没有打过那样的球场，那样的果岭、球道、沙坑。一开始在那里打球的时候，我们都是用鞋上的鞋钉来耙沙的。前些年米克尔森和维杰-辛格两人之间关于果岭上五个鞋钉印的交战，我是亲眼见证了的，他们吵得可真厉害。回过头来说，那会我们面对的球场，球道很长，果岭很硬。帕尔默和尼克劳斯对我说：“你跟罗伯茨关系好，去让他把球道缩短一点吧。”所以我就约了罗伯茨先生。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就已经在那里等我了。“亲爱的先生，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我说：“罗伯茨，我想问问你可不可以把球道草再剪短一点？果岭这么硬，我们的球停不住。我们喜欢硬果岭，但就是不能停球。”他问我：“你学过诗歌吗？”我说：“我学过一点威廉-华兹华斯和泰森的诗。”他说：“好，那我这么说吧。割草机已经短到了极限，早上好。这首诗怎样？”

　　问：太棒了。

　　伯：我还记得一件事，你知道奥古斯塔的规矩很严格的，冠军晚宴的时候，俱乐部主席会和所有前冠军们待在一起。到最后他通常会说“先生们，各位有什么建议，有什么觉得我们可以提高、改进的，请告诉我”。这个时候通常帕尔默、尼克劳斯或者普莱耶就会站起来提意见。我记得有一年的比赛，球道的一半是朝着果岭剪的，另一半则是朝着发球台这边剪的。所以，你的球要是打到顺草的那一侧，就会滚很远；要是打到逆草的那一侧，就会砸进地里去。有人提出这个意见来，他们记录下来，第二年的时候，所有的割草机都是朝着果岭的方向割，这下球就全部往果岭方向滚了。这其实是不正确的。

　　加：我和胡迪-约翰逊(奥古斯塔前主席)打过球，他是个很好强的人。他说过一句话，我的球杆尾部有刺刀，这把刺刀是用来阻止女性加入俱乐部的，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这句话。这个人太不可思议了，我只是说了一句，他们应该让一些女性成为俱乐部的会员，他马上就把我当做了敌人。那时我正好要邀请一位来自南非的朋友打球，打球之前两个月，我跟胡迪提了女性会员的事；前一个月，我又提了一次。我的朋友坐着私人飞机来了，我们俩，还有他的两位飞行员，一起走进餐厅，坐下来喝咖啡。电话响了。“加里，请你让那两位飞行员立即离开俱乐部。”俱乐部不允许飞行员坐下来喝咖啡，这是有规定的，我的确没记住。于是我对那两位说：“不好意思二位，你们得离开。”他们说：“没问题，我们理解。”然后我们就准备下场了，我和我朋友，还有他夫人，他夫人一直很期盼和我打球。胡迪-约翰逊说，好吧，加里，你和你朋友一组，加上我，还有我的一个朋友，我们四个人同组。你的那位女性朋友，就和我夫人一起打好了。要知道她可是盼着和我打球盼了整整三个月。最后我们下场了，到了第16洞，还记得阿诺德-帕尔默那个著名的推杆吗，他的球当时就在那里，果岭后方的果岭环上，向下的坡度很大，转弯足有25英尺左右。那时候我已经领先两洞了，于是我回过头，对我球僮说：“我们赢了。”因为从那里想推进小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从那里推球，想要让球停在果岭上都很困难。你有一年就在那里吞下了三推，对吧？是你吗？还是大卫-杜瓦尔？

　　伯：也许是我吧，反正我是从那里推过。我们都会把球打到那里的，或早或晚。

　　加：当时帕尔默推的时候，球一出去就往右拐，然后往下滚。我说：“这个球要滚出果岭。”但球撞了旗杆，进了。所以我对约翰逊说：“来试试吧，帕尔默就在这里推进过小鸟。如果你能推进，我就把球吃了。”他真推进了。后来我们一起吃午饭，服务员端上来了一个银质盘子，用盖子盖着的。打开盖子，里面真有一颗球。我们大笑起来，我问：“胡迪，你干嘛要把俱乐部规矩搞得如此复杂？”他的回答很经典：“这样会员们就永远不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了。”

　　问：你代表你们三位冠军说一下吧，单就大师赛来说，你赢了一场，一定是想继续赢下去的。但如果四大满贯赛你只能赢一场，你会选择大师赛吗？会因为这里的传统、这里观众的热情和那件绿夹克而选择大师赛吗？

　　加：我会选择英国公开赛。

　　问：真的？

　　加：是的，我会更想赢英国公开赛。我没有什么偏见，我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美国人。因为在英国公开赛上，你真的需要好好地做球，才能赢得冠军。我在英国赢了三次，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我用5号铁打出100码的距离，球真的是擦着地面飞出去的。而第二天，同一个洞，我用的则是一号木加挖起杆。码数本上的距离和实际要打的距离是两回事，也许没有码数本你也能照常打，因为一切尽在你眼睛的掌握之中，需要你去感觉它，打错了就要受惩罚。我认为这才是高尔夫，惩罚就是高尔夫的一部分。这不仅关系到做球，还关系到你的性格，你是否有耐心等这些因素。我其实不太清楚打高尔夫究竟需要哪些因素，但说到赢得大满贯赛，我只能说，我能了解为什么尼克劳斯能赢那么多场大满贯赛，因为他的思想和别人很不一样。我也能在本-霍根的身上看到这种东西，我认为他是我见过的最棒的球员。我选择英国公开赛，也是因为它的历史。它是历史上第一场大满贯赛，怎么说呢，它刻在了历史里，刻在了里面，别的比赛都不能比。它是唯一的。

　　伯：关于这一点，我有一些不同意见。我是欧洲人，我当然很想赢得英国公开赛，这一点毫无疑问，我说了很多年。但林克斯球场更不公平，我不知道该不该用公平这个词。球员的状态都是时好时坏，保持平衡的，但在林克斯球场，有可能一切都会失控。球道是那样的，两个球员的开球可能都差不多，但最后差了60码，这一点没有谁能控制。这不是重点了，如果你要问我，我会说，我更想赢得大师赛。原因很简单，每年你都会回来这里，如此厚重的历史，我不是说别的大满贯赛没有历史，只是在这场比赛，每年你都会回来同一个地方，这真是个很棒的地方。这也许是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高尔夫球场，在我看来，也是一个很公平的球场。打出好球，你就能得到奖励；打出坏球，你就会被惩罚。在英国公开赛上，我打出过很多没有得到奖励的好球，也打出过不少得到了奖励的坏球，就是那种击中了某个地方然后弹回球道或者弹上果岭之类的球。英国公开赛的自然、环境因素更大。我在圣安德鲁斯打过，在桑维奇打过，今年我们又会回到桑维奇，我还记得⋯⋯

　　加：那年应该是你赢的。我跟你同组。

　　伯：是1985年吧，太不可思议了，从早上开始，前五个小时基本上一点风都没有，然后，大风来了，下午的风速能有每小时30-40英里。我就是在下午开球的，周四下午。周五上午，风还在刮。我早上顶着风开球，等我们打完大概半个小时之后，风停了。前两天分组被分到我们这半区的，我想大概只有三到五个人晋级吧。跟另外那个半区比起来，荒谬至极。当时你也在，对吧？

　　加：我跟你同组，打到第17洞，我想想，应该是第17洞吧，你用的是一号木加3号铁。而桑迪-莱耶，那年是他赢的吗？他用的是一号木加挖起杆。我记得很清楚。

　　伯：我在第17洞有过一次一号木直接击中旗杆，但那太难了，难以置信。

　　加：我们这场对话可真是针锋相对啊，我喜欢和他辩论。

　　特：我没有偏好，任何一场大满贯赛对我来说，都是赢的越多越好。他们俩说的话都没错，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我想他们对自己的答案都有充分的理由进行辩护。大师赛和英国公开赛，这两场比赛都是很独特的。它们自身蕴含的特质也很不一样。我在南非长大，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经常看普莱耶先生，大卫-福斯特、尼克-普莱斯这些球员在这样的大赛上拼杀。从看电视的角度来说，大师赛和英国公开赛是我看得最多的，所以在我成长的道路上，这两场比赛扮演的角色一直都很特别，因为我可以看到自己心中的英雄参加比赛。我之前说过，这四场比赛都有着自己的有特质，到我们职业生涯结束的那天，它们真的可以成为评判标准。

　　问：普莱耶先生，如果你回到54年前，你第一次参加大师赛的时候。

　　加：1957年。

　　问：54年了，这些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球场从1957年到今天，有多少改变？

　　加：关于球场……

　　问：他们是改变了整个球场的进攻哲学吗？

　　加：球道和果岭变得更好了，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这个人记高尔夫的事情记得很清楚。那时候第2洞的球道不是那么好，找不到什么好球位。有一年我和哈兰打延长赛，在第2洞我没办法两杆攻果岭，因为球位太差。科技在进步，球场状况也是越来越好。如果你让正处巅峰时期的尼克劳斯与今天的他，用着高科技球杆的他作比较，基本上选杆都是一样的。可能第7洞的选杆不同，但第1洞、第2洞、第3洞，基本上整个球场，他的选杆都和以前一样。这就是奥古斯塔聪明的地方，我问过他们这个问题，他们说：“我们努力想把奥古斯塔变成它本来的样子。”他们这么做简直是棒极了。当然他们对第7洞的改造是个错误，但除此之外，他们做得很棒。他们在地下安装了加热装置，从一个果岭的地下到另一个果岭的地下。你想想，这么大的花费，我真想知道每年他们光维护球场就要花多少钱。我猜他们不会告诉任何人。我自己估计，会在500万美元左右。

　　伯：我觉得是2000万美元。

　　加：他们这么做真的是棒极了。绝对明智的做法。

　　问：兰格先生，你对这个球场的喜好程度怎样，对它这些年的改变有什么看法？

　　伯：很坦白地说，我喜欢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奥古斯塔，那个时候，它是我们打过的唯一一个没有长草区的球场。

　　加：对的，没有长草区。

　　伯：球道边上就是树，那会儿除了树、松针，就没别的了。后来球场有了所谓的“浅层长草”，他们不允许说出“长草”这个词，但事实上那么长的草就是长草。以前，你往球道右边打就会占得先机，拿第11洞来说，严格说来那时候第11洞的球道宽度有120码，你可以把球打上球道，左边有水塘；你可以往左边打，把球打过水，直接上果岭或者过果岭；你也可以往右边开球，沿着水边打。第5洞，左狗腿洞，你可以往右边开球，让落点远离树，那样你就可以有更好的进攻角度。你要是往左边打，可以选小一号杆，绕开树，但如果你的开球左拉十码，球就进树了，不可打。现在这些都没了，你只需要把球放在球道上就好，不管是在左边还是右边。球道只有35码宽，左还是右根本不重要。这个球场的根本特质，在他们种上那么多树以后，完全变了。在第17洞种了很多树。

　　加：第15洞。

　　伯：对，第15洞，第11洞。第11洞球道现在只有大概30码宽了吧？曾经有120码的，至少也是100码。在我看来，球场的变化的确很大。现在这座球场跟我们平时打的其他球场就没有多大的区别了。当然，还是更漂亮，果岭还是很难，但现在的球道平均宽度只有30码，两边有长草，还有树和沙坑。我很爱那个没有长草的球场，站在发球台上，你可以有很多选择。脑袋里想想，把球放到正确的位置，你就有优势。

　　加：听听特雷弗的意见吧，我很感兴趣。

　　特：我第一次参加大师赛是在1999年，就是从那一年开始，他们引进了“浅层长草”，所以其实我没有资格评论什么。说一个我注意到的问题吧，如果你的开球飞向球道边，不是说你没开好，就是开球飞向球道边，那这一层长草就会起作用，因为如果球落在球道边缘，继续往外滚，长草就会把球拦住，不让它滚进树丛里。如果回到过去，这样的开球就会滚进树丛里，你的下一杆也会更难。我想这多多少少地改变了球员在这个球场的打法。这是我们需要适应的一点。

　　伯：比如第14洞，过去打这个洞，你必须要打左曲球。

　　特：是的，不然就会打穿球道。

　　伯：球会滚到小卖亭那里，下一杆会很难打。但现在，我根本打不到小卖亭那里。

　　特：如果只是说球道的话，你的打法只需要一点点改变。但说到球场的长度，他们真的是与时俱进，同时力图让球场的特质保持不变。其实说起来也没有什么大变化，但你想，第4洞，需要用三号木来打，太不可思议了。对球场做了这些改变，又没有影响到打这个球场的感觉，他们究竟是怎样做到的？

　　问：以前打第4洞这个三杆洞时，你也用三号木吗？

　　加：没有，不过我记得霍根是用四号木打的，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风很大很乱。不过，球场长度这事，公说公有理，每个人都有不同意见。

　　问：今天坐在中间的，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手之一，而另外两位也是很棒的球员。也许你们俩能谈谈对上一代的传奇球员，加里、阿诺德、杰克，对他们的看法。伯纳德，作为他们的下一代球员，你可以聊聊这个人和他所做的一切对你、对你职业生涯的影响。特雷弗，作为南非人，你看待加里的角度一定不一样吧。

　　伯：我这个角度很好玩。我是德国人，我的高尔夫偶像就是加里-普莱耶。要知道，在我之前，没有一位德国人能在高尔夫球界取得很好的成绩，全世界任何一位球员都可以成为我的偶像，而我选择了加里-普莱耶。有几个原因，第一，他是全球飞来飞去打比赛的，因为当时南非没有太多比赛，他必须要飞到别的地方参赛。第二，他一直很注意健身，第三，我们俩的身高、体重都差不多。想让我学杰克-尼克劳斯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因为他的身高更高，你要知道，身高不一样，挥杆动作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他一直是个很注重信仰的人，我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俩有很多共同点。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一起打练习轮，是在英国的皇家伯克岱尔球场，我不记得是哪一年了，也许你记得比我更清楚，你去过伯克岱尔很多次。我想那大概是1976年左右吧，我第一次见到他，和他一起打了18洞，真正感觉到了高尔夫的快乐。我当时基本上都不会打了，只是看着他的一举一动，把它们全部记在脑子里。从那以后，我俩的关系一直很好。作为一个球手，加里获得了能够得到的一切荣誉。但更重要的，对这项运动来说，他是一位大使。他一直在全世界飞行比赛，很多美国人都不会这么做。像老虎、米克尔森和其他一些美国球员，他们就待在国内，这里一切都有了，为什么还要全世界比赛呢？加里却全世界飞，我想他可能是历史上飞行里程最多的运动员吧。这真的很棒，这么多年来，我也是这样做的。我在五个大洲都留下了足迹。所以，其实我崇拜加里有很多原因，至今我也很崇拜他。我希望自己到了他那个年龄时，也会像今天的他一样，身材出色。

　　加：你会的，你会的。

　　问：你能像加里那样，单手做俯卧撑吗？

　　伯：我想我做不到吧。

　　特：对我来说，我和加里的关系很特别，我之前也说了。我从四五岁开始就看普莱耶先生打球，那时候他真是南非唯一的体育偶像。他是一位全球大使。我小时候被高尔夫球这条小虫咬了一口，然后就深深爱上了这项运动，自然就想找最好的球员来当自己的偶像。很幸运，我能够找到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一位球员。这不仅仅因为我是南非人，而且当时我还有机会看他打球。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我的家乡。那时候您到我们的主场来参加表演赛，我当时还只有5岁，所有人都挤在一起，我只好绕开他们，钻到前面，亲眼看看这位我一直在电视上追着看的球员打球。当时的感觉真的太棒了。那天我就像您的影子那样一直跟着您，照了好多张照片。然后我们俩见面了，聊了一会儿。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成了幸运的小孩，因为您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给我建议，给我写纸条之类的。能够对别人说，看，我也是来自南非的，这一点让我备受激励。普莱耶先生把自己奉献给了高尔夫事业，他很投入，很努力地练习，看看他取得的成就吧。即使在南非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他也是足以激励我的偶像。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有这么一个人，在高尔夫球界扮演着我父亲的角色。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参加大师赛，1999年，那时候我还是个业余球员。您给我打电话说：“我们一起打练习轮吧。”我说：“哦，老天啊，走吧。”然后我们就打了一场练习轮，厄尼-埃尔斯也加入了我们。一起打球，一起去到冠军更衣室，一起吃午饭，这一切让我无比激动。山姆-斯尼德当时也在那里，讲他的故事。我当时只有18岁，却感觉自己已经走出了同龄人的世界，来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环境。从那年开始，每年大师赛的周二，我们都会一起练球，这变成了一个传统。包括我幸运地赢得冠军那一年(2008)，我们也是在一起打的。我的词汇量太少，不足以描绘他对我职业生涯、对其他南非人的影响。你们也知道，在他的鼎盛时期，南非的政治环境是怎样的。他对大家的影响很大，更是我职业生涯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谢谢您，我很感激。

　　伯：你们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应该知道普莱耶先生在世界各地的声誉。我知道，我相信你们也知道。

　　加：特雷弗没有讲到一个故事，他穿过人群，找到我的时候，我把他抱了起来，留下了一张照片。我对他说：“孩子，等有一天，我变成老人的时候，你会像这样抱起我吗？”

　　特：我记得。我们那天照了很多照片，太难以置信了。想想看，我们三位都是很有信仰的人，我们的相遇，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很棒。曾经，我们的生命没有交点，但这些年来，我们走得越来越近。很难以置信。

　　加：说到大使，在伯纳德之前，德国可以算是一个没有高尔夫的国家。他们有贝肯鲍尔，有鲍瑞斯-贝克尔这样的天才运动员，他们足够好，可以维持十多年的巅峰时期，一般运动员是做不到的。但伯纳德，他打了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再一个十年。人们不记得这一点。当大家谈到谁能代表自己的祖国时，他们说出来的名字，都不是真正可以代表的。贝肯鲍尔、贝克尔，应该还有兰格。他一直活跃在球场上。再看看特雷弗，看看他在全世界留下的足迹。在南非，他是一位大人物，他是又一位大师赛冠军，那些小孩子都以他为偶像。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年轻人，他们是未来的希望，现在则需要我们来照看、来鼓励，让他们不要沉溺于色情和毒品。我们国家的年轻人，喝酒、抽烟、吸毒，不少人都会这样做。像特雷弗这样的人正该成为他们的偶像，这也是体育应该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