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9年，邓树泉成为粉岭球场的教练，也成为香港本土第一名职业球手。从1972年起，邓树泉代表香港队先后打了八届世界杯，“成绩都在中游，最好成绩是1979年夏威夷那届。” 　

　　邓树泉的最新“头衔”是南都岭秀汇高尔夫俱乐部荣誉教练，而蓝鹏训练场也成为岭秀汇年度赛事的官方签约训练场。

　　生日：1949年10月22日；籍贯：中国香港；他是粉岭球场的第一位中国籍球童和球手；他是北京亚运会中国高尔夫队主教练；他是田纪云、胡启立、包玉刚、霍英东的高球指导；他是张连伟、梁文冲、袁浩的师傅；他是中国高尔夫江湖的“师公”。

　　1969年成为香港第一位本地职业高尔夫球员。1972年起代表香港队先后八次出战世界杯。1975年获香港公开赛第五名。1979年获香港职业赛冠军，创个人单轮最好成绩65杆。1982年起协助霍英东创建新中国内地首座高尔夫球场，成为第一位进入中国内地教球的职业教练。1984年创建中国内地首支高尔夫球队。1986年担任汉城亚运会中国高尔夫球队主教练。1990年担任北京亚运会中国高尔夫球队教练。2007年，获百龄坛中国十佳高尔夫教练评选特殊贡献奖。

　　“高尔夫嘛，谁都可以教你一下。”一位退役后玩高尔夫的前著名羽毛球国手在比较两种运动的区别时说。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高尔夫却不是“谁都可以教一下”的，因为当时中国内地只有一个教球的和20多个学球的。而且，这位教练的学生，有些不是谁都有资格教的，如田纪云、胡启立、包玉刚、霍英东等中央领导和商界名流；有些是后来不是谁都有能力教的，如张连伟、梁文冲、程军、吴相兵、刘国杰、袁浩……一个温暖的冬日中午，年过六旬的邓树泉坐在广州蓝鹏高尔夫练习场的打位边上，喝着功夫茶，抽着学生递上来的香烟，向南都记者讲述着他和中国高尔夫近30年的不解之缘。

　　七年，从球童熬成职业选手

　　粉岭，是香港新界区一个相对偏僻的地方，也是不少非富则贵人士喜欢去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一座香港历史最悠久的高尔夫球会———香港高尔夫球会。由于地处粉岭，这家有100多年历史的球会被习惯性地称为粉岭球场。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由英国人创建和管理的球场依然几乎是老外的天下。当时球场里只有一名中国球童，只有包括船王包玉刚在内的5个中国人拥有会籍，连霍英东和李嘉诚都不是会员。

　　粉岭球场，就是邓树泉高尔夫生涯的第一站，他就是那名唯一的中国球童。

　　“当时是因为家里穷，自己兄弟又多(邓家有5兄弟，邓树泉是老大)，所以只能去球场帮人家背包，干一天赚几块钱的活，当时走完18洞球童能赚一块五港币。从1962年到1966年，我一直在那里当球童，一个月才挣100多块港币。”邓树泉的故事，自然要从粉岭说起。

　　“当时我看了很多当地举办的比赛，看着别人比赛我心里就想，将来能不能有一天我也在这个球场上参赛呢？我要像那些职业选手一样，在球场上听到观众给自己的掌声。有了这个心思，我就在球场里边看边干活，看别人的动作，自己偷偷地学。后来还帮老外看小卖店，每天早上去擦球杆和修球杆，管理一些东西，就这样在球会里自学了好几年。”

　　1969年，邓树泉成为粉岭球场的教练，也成为香港本土第一名职业球手。从1972年起，邓树泉代表香港队先后打了八届世界杯，“成绩都在中游，最好成绩是1979年夏威夷那届。”

　　“现在有不少球手也是球童出身，或者在球场打杂，但他们的机会比较多，因为现在球场多了，不像当年我在香港，只有粉岭一个球场。如果我打不好，球会就会解雇我，所以我必须刻苦练球。人家练一个小时，我要练6个小时才行。当时球会是英国人管理，如果不把那些老外教练灭了，我就无法在那里立足。”邓树泉有个信念：今天赢不了你就明天赢你。

　　陪霍英东到中山“吃螃蟹”

　　在粉岭教球期间，邓树泉结识了不少社会名流，有一个人改变了邓树泉的人生轨迹，他就是霍英东，“霍先生打球水平一般，但他天天打，每天早上6点就开车到粉岭练球，最好成绩也打过70多杆。”

　　正是霍英东，把邓树泉带到了高尔夫生涯的第二个驿站--中山。

　　“霍先生就是因为在粉岭挨罚了，所以才一气之下跑去中山建球场。”邓树泉说道，当时霍英东被罚一个月不许下场打球，“罪名”是“私自挑选球童”。受到同样处罚的还有新世界财团老板郑裕彤，理由是“打球太慢”。两位生气的老板一拍即合：走，一起去内地建一个球场！

　　“1982年，霍英东先生带我去中山三乡，他问我那块地能不能建球场，我说可以啊，有山有水，他说，那就建吧。”

　　邓树泉透露，霍英东拉上郑裕彤是另有原因的，“虽然当时那块地不要钱，是当地政府免费给的，但霍英东心里也没底，他怕被别人批判，所以就拉上郑裕彤一起搞。他当时问我，你怕不怕被人批，说你把这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带进来。我说，霍先生，你要是不懂，我就更不懂啦。”

　　其实，当年最“不懂”的还是中山三乡的村干部和村民，“他们完全不懂高尔夫，也不理解，他们对我说，这么大一块地，不如用来种花生好了，我跟他们解释，我们让一个人来打球，可以收他几百块钱，这比种花生好赚得多。”

　　筹建中山温泉球会的时候，邓树泉参与了很多工作，迁坟、推土、解决草种和排水，“后来球场建好了，村民们才知道球场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后来整个三乡镇都发展起来了。就像现在，每个有球场的地方都发展起来了。”

　　但邓树泉承认，球场开张初期，虽然设备齐全，但是比较冷清，只有几十个会员。

　　有了球场，霍英东又有了另一个想法--组建一支高尔夫球队，这项同样是“吃螃蟹”的重任就落在了邓树泉的身上。

　　“1984年冬天，我和戴耀宗(时任球会总经理)、费伟德(著名歌星费翔的父亲，时任帕尔默球场设计公司远东区副总裁)去三乡桂山中学挑选队员，那个学校破破烂烂的，我们一到就犯愁了，怎么挑呢？后来我跟学校老师说，干脆让孩子们都列队出来吧。我想了个办法，我先示范挥杆，让学生们照着挥，谁够胆出来挥杆就挑谁，那些躲躲闪闪不敢站出来挥杆的，我们就不选，就这样挑了20来个学生，都是十四五岁的，足足花了一个多小时。”

　　此后的三个月，这20多个本来不知高尔夫为何物的学生一放学就去球会练球。说是练球，其实是没有球的，是练空挥杆，“三个月后，他们就全打起来了，”邓树泉得意地说，“后来我带着一批女弟子杀回粉岭球场参赛，她们捧回了16个奖杯，在果岭边上排成一排。”

　　“在这批孩子中，后来最有成就的应该是郑文根，但是他比较懒，他没有想到现在会有那么多比赛。后来梁文冲打出来了，他比较用心，对自己的现在和将来也有规划，所以阿冲才有今天。”

　　“那个年代什么都没有，没有电脑，电视也不普及，所以选手的心思比较集中，你讲什么他们就听什么学什么，按照你的思路去学，所以好教。现在什么都有了，反而不好教了。”邓树泉不无感慨地说。

　　邓树泉的第一批徒弟，大部分活跃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高坛，其中有两个不得不提的名字：肖成汉和林燕媚，他们后来成为梁文冲的教练，邓树泉因此得到梁文冲的尊称：“师公”。其实，邓树泉也直接指导过梁文冲。经阿冲这么一叫，“师公”的美名从此在江湖传开了。

　　张连伟是最得意弟子

　　有没有数过一共教过多少中国球手呢？邓树泉笑了笑，“从来没数过，我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学生，但我不会到处说这个是我学生那个是我学生，只要他们打出成绩，我就很开心。”

　　那么，谁是自己最得意的弟子呢？邓树泉想了想，是张连伟。

　　“张连伟在珠海的时候就常来中山跟我学球，后来我去深高(深圳高尔夫俱乐部)，就把他也拉过去，我还帮他把户口从珠海迁到了深圳，当时迁户口很难，搞了一年才搞定。张连伟很刻苦，我觉得他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练习场，一天到晚都在球场上度过，”邓树泉说“阿冲也很刻苦，每次我到中山，都看到他总是一个人在练。”

　　邓树泉的眼光独到，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在邓树泉看来，张连伟、梁文冲、袁浩，这三个中国内地高坛顶尖球手的风格都不同，“张连伟有斗志，争强好胜，不服输。阿冲也好胜，但他要温和一点。袁浩比较懒一点，他要是再用心一点，早就可以拿冠军了，他打的球很扎实，比连伟阿冲的都要远。”

　　从中山转战深圳，其实邓树泉心里打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算盘”：去深圳带出一帮新徒弟，来和中山的老徒弟较量，“因为我想知道自己的能力可以达到什么程度，能不能调动兵马。以前深高的程军、吴相兵、刘国杰是打不过中山球手的，我就把张连伟带去深圳，调动4个人去打中山球员，后来真的打赢了，那是1991年的事了，这件事让我知道了自己的能力，我的目的达到了。”

　　除了“策划”徒弟内战，邓树泉还经常和弟子们进行师徒切磋“我们私下里打比赛赌输赢，他们以前赢不了我，后来能赢我了。我当时对阿冲说，我是打71、72杆的，如果你能赢我就可以出去打比赛了。”

　　在众多弟子中，梁文冲是和邓树泉联系最密切的一个“阿冲在外面取得好成绩了就会来向我报喜，我和他有个约定，他拿一个冠军就送给我一盒雪茄，拿不到冠军就不用了，他已经给我三盒雪茄了，还欠着我一盒呢！”

　　“我这一生，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能做的事情我都做了，别人对我有什么评价我无所谓。我都60多岁了，还图什么呢？我只希望看到中国人像韩国人一样，多一些选手打出去，我就心满意足了。”邓树泉没有再提他当职业球员时的一个遗憾，1975年，他憾失一个本可以改写香港高尔夫历史的荣誉———香港公开赛冠军。

　　关注青少年球手的培养

　　近年来，已经桃李满天下的邓树泉又把注意力放在了青少年选手的身上。在来广州蓝鹏之前，他在杭州一高尔夫练习场做教练。他带的新弟子中，有人得过中信银行全国青少年赛的冠军，有人捧过汇丰青少年赛的奖杯。

　　“我希望国内每个球会都带几个青少年球手出来，这些孩子去考试、训练、打比赛，球会都应该给予赞助。很多国内老板只顾自己赚钱，没把中国选手的事情放在心上，不像韩国，企业给了球手很大的帮助。”

　　对于那些不缺少经济支持的“富二代”青少年选手，邓树泉有自己的看法，“家长们应该让他们吃点苦。我看到有些家长，看到下雨了就跑过去给孩子打伞，球杆和球也买最好的，这样对孩子也不好。有些家长送孩子去美国学球，好是好，但要先看他在国内已经到了什么水平，他本人是否愿意在这一行中发展，否则一年花几十万去美国，到头来也没有回报。”

　　随着国内职业比赛的不断开放，不少职业球手抱怨奖金难挣生存不易，邓树泉认为，选手首先得检讨自己付出了多少，“你想想自己每天在练习场花了多少时间，不能光抱怨，阿冲付出了那么多，从来没有抱怨过。张连伟有时候凌晨三点自己开灯练球，每天花七八个小时练。欧美的高手，他们除了练球，还要体能训练，职业选手都是有付出才有回报的。”

　　那么，青少年培养有没有一种完美的模式呢？邓树泉说，必须要统一寻找好教练，还要多提供比赛，“1988年我访问美国，他们的大学中学小学都有比赛，几乎每周都有比赛，还有体能训练、心理辅导，这样选手就容易提升水平，这方面国内做的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要为2016年奥运会作准备，中国就要多搞比赛，从每个省市集中有潜质的孩子，从中挑选苗子。”

　　把广州当成可以退休的地方

　　从一个练习场到另一个练习场，邓树泉现在的工作听起来并不怎么风光。当年和他并肩战斗过的戴耀宗，后来创办了公司，也在别的球场当过总经理。

　　“我一向很低调，我上学时间少，读的书少，有好几次出国的机会我也没有去，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必须要呆在中国。我是有很多赚钱的机会，但我没这个想法。我和那些商界老板打球，都只是拿他们当朋友，吃饭聊天的时候都不谈赚钱的事情。”

　　“我的学生曹韩峰在这里搞练习场，我就过来帮他的忙，已经半年多了。这里没有高楼大厦，容易看得清，对眼睛好，没有污染，也安静，不像有的练习场，到处是高楼，看得眼都花了。”

　　对于在蓝鹏的具体工作，邓树泉说得轻描淡写，“就是教球啊，很多是免费的，呵呵。”再问下去，他才稍稍透露一点信息，他又收了一个新徒弟，是一个还在上学的12岁男孩，已经教了半年了，现在已经可以打到80杆左右了。“还有一个女孩子，我正准备教。”说到这里，邓树泉就不再往下说了。

　　“退休？我还没考虑过呢，暂时也没有去别的地方的想法，我跑不动啦，就呆在这里了，我把这里当成干事业的地方，也当成可以退休的地方。”

　　弟子心目中的邓树泉

　　梁文冲--师公为人很低调，很淳朴，待人真诚，是个热心肠的人。他经常办实事做好事，但不求回报。他一直为中国高尔夫默默耕耘，是第一个来中国内地教球的职业教练，帮助中国翻开了高尔夫的第一页。

　　我希望他办更多的学院，为中国高尔夫作出更大的贡献。他是我最尊敬的前辈，也希望他能帮我开个高尔夫学院。

　　我不光欠他雪茄，还欠他很多东西。他现在广州以蓝鹏为家，他应该到处有家，桃李满天下。

　　张连伟--他是第一位高尔夫国家队教练，我在珠海的时候经常坐车去中山向他请教，1990年他去了深圳，我就跟他学了好几年，1990年他带我去参加北京亚运会。他为人厚道，用心做事，教我怎样去比赛，怎样在比赛中去拼，去战斗。他的短杆一流，我认为他是华人中短杆最好的。

　　袁浩--他非常热心，比较尽责，带出了不少弟子，我的高尔夫启蒙就是他带给我的。

　　曹韩峰--我一直很尊重他，他对我也很信任。现在我搞了练习场，一直想请他来帮忙。他当了这么多年教练，也没有搞一套很系统的东西出来，我现在就想帮他完善这方面的东西，把他一生所学的东西整合一下。我这里是青少年和职业球手的训练基地，对想练球又有潜力的选手是免费的，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

　　专题采写：南都记者 顾晨白 专题摄影：南都记者 钟跃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