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民旭

　　台湾中华商业发展协会顾问

　　台商高尔夫运动活动家

　　1776年，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著作完成《国富论》阐明了“富而有德”的道理，解释了追求私利、财富与建立社会秩序之间的必然关系。

　　不过最近阅读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古人称从事商业为货殖，意为货物的繁衍生产)，这位生于汉朝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的学者却告诉我们，中国的先贤远早于亚当·斯密，觉察到“富而有德”的基本道理。

　　《货殖列传》中说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之趋利，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人类有求利致富的本能，这种本能生而俱有。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在说完一段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士都“熙来攘往”地追求发财致富之后，说道：“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这正是亚当·斯密诠释“富而有德”第一层意思——追求私利最终将衍生出公义的社会秩序。

　　亚当·斯密铨释“富而有德”的第二层的意思是，正确地获取财富本身便是“积德”。富裕者的创业和经商，固然是源于私利，其功用却让社会财富得以高效率地运营，不仅创造社会财富，供应民生，还建立了一个有效的财富循环系统。

　　邓小平当年一句：“让一部人先富起来”，其道理便是建立一个这样的系统。这是一种“漏斗”效应，将散落在社会各处的低效率的财富，集中到“漏斗”，进行盘活，让财富得以增值；固然财富会首先集中于一部分人手上，但部分增值的财富会从“漏斗”中的“漏口”，以生产采购、分销、纳税、发工资、分红、个人家庭消费等方式向下流向社会其它阶层。这便是企业家的精神和价值。

　　因此在亚当·斯密看来，自私的行动与诱因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幕后推动力，私心和追逐财富是有德之事。《国富论》中提到：“个人既未打算促进公益，他只注意到自己的利益，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即无形的手)所引导，而完成了他自己并未关注的目的；我们之所以能有饭吃，并非由于屠夫、酒店、面包师的好心，而是由于他们对本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必诉诸于他们的人道精神，而应是他们对自己的梦；我们也不必和他们谈我们的需要，而应谈他们自己的利益。”“利已”便会“利他”，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社会进步。

　　《货殖列传》中也说：“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商品经济实现了财富的流通和增值，满足了人类财富和消费的欲望。

　　可是我们要警惕，固然一个人的利已心趋于维护个人、家庭、事业的良好秩序，群体的利已心必然趋于建立稳固的社会秩序，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但其过程却不乏悲剧性的症状，这时必须施以“和谐”的良药。

　　例如不遵从一个和谐的经济循环系统，出现经济危机的恶劣局面，历史上的经济大繁荣和经济大萧条相互交替殷鉴不远；例如工厂的过度“剥削”，产生的劳工病痛和伤亡，如

　　既然知道不聪明利已心的可能造“恶”，就必须以聪明的利已心、和谐的思想、社会大同的追求来加以改变、疏导。胡温政府倡言之“和谐”思想，实在是应该为之欢呼的语言。富人们铭刻于心，其成为富绅的日子，便不远了。

　　掌握这些道理，富人们击出高球的心才能够真正有力而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