擂台随想录

　　作者：南京市栖霞区 章琦

　　我出生于1985年，在时间上是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近邻”；可与围棋结缘较晚，最后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还是我的“远亲”。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所以我在不会下围棋的时候，就听说过中日围棋擂台赛，对前三届反而印象深刻，如数家珍。上世纪电脑网络尚未普及，相关信息的获取主要得益于书籍。1996年出版的《马晓春名局详解》附录了传记文学《一圆多彩梦》，从某个侧面反映出擂台赛的严峻形势，以及主帅聂卫平力挽狂澜的神勇表现，成为我在中学故事会的保留“话本”。聂老第一届三连胜清台、第二届五连胜清台更是伙伴间激动人心的谈资。随着阅读面的扩大，谈资扩展到江铸久被誉为“抗日英雄”、武宫正树在南京虽败犹荣、常昊六连胜终结擂台等等。继马晓春的传记之后，聂老的自传、杨志存《中日围棋擂台赛风云录》等书陆续摆上我的案头。如今上网检索，曹志林的长篇连载《中日围棋擂台赛演义》依旧令人心潮澎湃。

　　擂台赛的形式古已有之，从一局到十局、分先到降格，争夺盟主宝座，彰显个人英雄主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日两国的棋艺交流、互访初具规模，又重在赶超团体总成绩。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九场友谊赛，我方分先105胜16和244负，相对于民国时期已有了长足进步。1973至1982年，我方分先335胜31和330负，胜率过半，引起日方的高度重视，决定调遣以“超一流”棋手为主的精锐之师。国运兴，棋运亦兴，应运而生的中日围棋擂台赛，代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围棋的最高水平，满足了棋迷对个人与团体的双重期待。围棋与国家荣誉联系得如此紧密，正如曹大元在《回忆中的擂台》感慨“真的可以说是用青春用生命在下棋，就是为了荣誉而战，现在，以后都不会再有这样的比赛了”（《围棋天地》2014年第19期）。而聂老因在前三届擂台赛上功勋卓著，带领当时整体实力尚不足以抗衡日本“超一流”的中国队取得最终胜利，被中国围棋协会授予“棋圣”称号，也是现在，以后都难以复制的辉煌。庆祝的人群如潮水般向聂老涌来，围棋的影响力不亚于乒乓球与女排。“聂旋风”掀起了强烈的学棋热潮，及门弟子挑起传承的大梁，私淑弟子振奋了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我的师长辈便从擂台赛开始爱上围棋，并逐渐成为业余高手。业余围棋赛也受职业擂台赛的鼓舞而蓬勃开展，全国两大“绿林”顶级赛事——“晚报杯”、“黄河杯”迄今分别举办了28、29届，紧紧跟随擂台赛的脚步，迈向而立之年。

　　地方赛事亦是如此，湖南“九星杯”、南京“金陵杯”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拙文《年届而立金陵杯》（《围棋天地》2015年第12期）报道：“首届金陵杯面向职工，为了不影响选手白天上班，组委会特意把比赛安排在夜晚，每晚一轮，持续了十余天才落下帷幕。即便如此，选手也须作出一定牺牲。很多人因路途较远，下班后匆忙赶来，没顾得上吃晚饭就‘轻装上阵’，来不及换下的工作服权当‘队服’。当年物资匮乏，比赛棋具需请选手自带，现场可见各种大小、材质的棋盘棋子，好似置身于百货公司。”筚路蓝缕，坚忍奉献的精神与擂台赛有异曲同工之妙。很多人在想：国手们都在奋力拼搏，我们的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敬意历久弥新，担任南京大学围棋队领队之后，我组织过2013年“天行健国际物流杯”南京大学—金陵中学围棋擂台赛、2014年南京大学—仪征棋院网络擂台赛。我队主帅巫浏昊6段曾经以一敌多，保持“铁门”风范，被我戏称“巫老大”，是否也有几分聂老的壮志豪情？2015年首届全国高校网络围棋锦标赛第一阶段即为分组擂台赛，南大躬逢其盛并打进八强。“轮番登场”的白热化战斗，QQ群、对弈平台的聊天助威，缩短了空间与时间，仿佛一切近在眼前。中日围棋擂台赛已经淡出历史舞台，对擂台赛的感受却愈发深刻，擂台精神也在社会各领域薪火相传，广为赞颂。我懵懵懂懂地伴随擂台赛一路走来，体验了选手、领队、裁判、教师的不同角色，客串过通讯员、专栏作者，又主攻棋文化研究，得到何云波、陈祖源、胡廷楣、张如安等老师的悉心指点。从与年龄不相符合的“幼稚”心理来说，我也想赢得自己的“擂台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