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平在聂卫平家里客厅采访后留照。孔祥明摄

　　可以披露的尘封往事

　　作者： 梁 平

　　《我和中日围棋擂台赛》征文活动，勾起了我留存在记忆中的一段往事。30年前，我作为《南京日报》的体育记者，有幸亲历了中日围棋擂台赛的一些过程。30年后的今天，把几十年中已经碎片化的人生记忆，拼合成一幅完整的画卷呈现出来——这，亦是一种久违的幸福。

　　每个人在人生中都会经历蜕变，有的是发生在瞬间，而有的则会耗时一生，聂卫平的蜕变就属于后者。

　　曾经的聂卫平，应验着“一个人只要自信和努力，终将成就无可替代的自己”的格言。他无意做英雄抑或是棋坛的旗帜，他百折不挠，不肯背叛自己的信念，笑着面对一切荣辱。这种境界，把聂卫平塑造成了棋坛的一个榜样，演绎着一段段传奇。

　　徜徉在棋坛的一生，聂卫平舍弃了许多原本属于他的东西，这其中有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他事业上赢下了一座座分量厚重的奖杯，却没有守住那份最初海誓山盟的婚姻。遗憾是注定的。所幸，他在淡定中最终还是收获了情感的幸福。真可谓往往失去的时候，其实也是得到的开始。

　　或许，心安之处，即是幸福……

　　那么，在当年的中日围棋擂台赛的岁月中，还曾发生过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笔者根据当年采访发表稿件以及未能发表的采访笔记，综合撰写此文，还原一段尘封往事——

　　生活总是变幻莫测，环境总是不可预知，在现实生活中，各种突发状况也是层出不穷。30年后，当有关中日围棋擂台赛尘封的往事再次被揭开，回忆似小溪般淙淙流过，每一个拐点激起的浪花都生动而晶莹。

　　1989年9月5日，享誉世界的花园城市新加坡，令人神往。正当中国大陆许多城市争相播映新加坡电视连续剧《调色板》时，却传来了棋圣聂卫平在那里马失前蹄，丢掉“应氏杯”世界棋王桂冠的惨痛消息。

　　瞬间，举国关注变成哀叹；同样是在瞬间，人们似乎才又想起，新加坡简称狮城，难怪我们的棋圣……许多人突发奇想。

　　不过，中国真正的棋迷还是默默地记下了这个日子：1989年9月5日。就像好当年中国球迷默默地记下悲哀的“5·19”一样。

梁平旁观聂卫平拆棋。石普利摄

　　“中国龙”走向峭壁悬崖

　　聂卫平是很喜欢微笑的。

　　大庭广众之中、手谈胜负之间，他都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然而，“应氏杯”世界棋王争夺战功亏一篑的那一瞬间，他却欲笑无声，甚至沉默良久，好像在回味稍纵即逝的厮杀，又好像是在自责。

　　他恍然大悟，后半盘自己松懈了，要是乘胜追击，一定可以风卷残云，一定可以摘取“世界棋王”桂冠，也一定会为祖国赢得40万美元奖金的。

　　可是，他手软了，铸成了棋圣永世难忘的遗憾。

　　当执法官宣布曹薰铉最终获胜时，他的耳膜里鼓噪着的不是曹薰铉的笑声，不是韩国记者的掌声，也不是应昌期先生的长叹。那是一种怎样的声音呢？

　　1988年，聂卫平地脚步跨进了大起大落的年代。想成功，就要把自己逼到绝境，置之死地而后生。世界上很多成功人士不乏这样的经历，聂卫平亦不例外。

　　这一年是龙年，恰恰聂卫平又属龙。于是乎，他无可非议的被称为“中国龙”。

　　3月14日，“中国龙”呼风唤雨，在东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撼倒加藤正夫，最终赢得第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胜利。

　　聂卫平力挽狂澜、告捷天下、举国同庆。相隔12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他笑容可掬地接过了中国围棋棋圣的证书。

　　方毅说：“聂卫平是中国围棋界的‘孔夫子’，他获此殊荣，当之无愧。”这一切是为了勉励聂卫平，可这以后聂卫平偏偏状态不佳。

　　日本人连输三届擂台大战，显然不是总体实力不及中国棋手，搏弈之间的微妙因素实在难以捉摸。他们输得似乎乏味了，于是改弦易辙，推出了世界第一规模的“富士通杯”世界职业围棋赛。与此同时，中国台北实业家应昌期先生推出了高于“富士通杯”三倍奖金的“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一时间，兵临城下，战云密布。

　　聂卫平虎视眈耽，加盟列阵，可惜“富士通杯”赛只名列第三。时隔一月，第四届中日擂台大战失利。

　　中国人一向善于联想。目睹聂卫平兵败之势，自然想起了骄兵必败的古训，并以此产生种种遐想：

　　“要是不封棋圣，聂卫平没准不是这样。”一个声音说。

　　“幸亏不是终生棋圣，不然就 ……”又是一个声音说。

　　各种各样的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一个人或许会有健忘症，然而一个民族却不可能有健忘症。聂卫平在“应氏杯”中杀进四强，半决赛再胜藤泽秀行，将与韩国曹薰铉决一死战的局面，无疑给那些稍稍悲哀的人带来了新的喜讯，同时也増添了聂卫平本人的自信心。

　　任何时候，人不能没有自信心，但自信到固执己见的地步，就要叫人顿足长叹了。

　　在许许多多中国人眼里，曹薰铉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他们只认得聂卫平、马晓春、小林光一、藤泽秀行……以为老聂狮城之役，似是枕席过师一般。当然，狐疑不决的人总还是有的，只是太少太少。

　　那么，这时候我们的棋圣是何见地呢？

　　当年8月下旬，长春。

　　聂卫平、郝克强大驾光临。此间棋界人士欣喜若狂。“应氏杯”决战在即，聂棋圣还能忙里倫闲，为棋事而奔波，精神委实可嘉。

　　中国的棋迷和球迷一样感情炽烈，他们恭请聂卫平作一次报告。聂卫平一向随和，只见他满面春风地坦告棋迷：如果“应氏杯”拿了冠军，他就将让年轻棋手去打头阵，他则可以全力以赴当总教练了。似有功成身退，解甲归田之意。

　　郝克强心头为之一震。

　　这位老资格的棋坛人士、中日围棋擂台赛主创者之一，深知聂卫平此言内涵。郝克强认为，聂卫平37岁，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还应该在棋场上奋力拼搏。君不见，日本诸多棋人不多是四五十岁才进入棋艺最高境界的吗？藤泽秀行便是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

　　聂卫平啊，还是要超脱胜负之外。郝克强深入细致地想，语重心长地说。他不赞成聂卫平激流勇退，而应该激流勇进。他甚至断言：告退之念不合乎聂卫平的本性。

　　然而，此时此刻的聂卫平踌躇满志，势在必得。棋，想到非赢不可，感觉和经验往往就另当别论了。

　　无独有偶。舆论界的情结高涨，几乎一面倒地认为形势大好，尤其西子湖畔的二比一战局，使评论家们个个妙笔生花。人们普遍看好聂卫平狮城之战，“应氏杯”桂冠似已垂手可得，好似谈笑封侯一般。无需讳言，这种局面与聂卫平当时的心态可谓不谋而合。

　　聂卫平被推上了悬崖峭壁，只等绝技惊人了。

　　这时候，又响起一个声音、一种观点。中国围棋协会主席陈祖德再提他的汉城“三足鼎立”论。他说，韩国异军突起，当今世界棋坛已不是中日瓜分天下，而是中国、日本和韩国“三足鼎立”的局面了。

　　可惜，这位棋界高层人士振聋发聩的声音多几乎没有迎来什么叫好声，而此时的聂卫平却已谈笑自如地飞赴狮城。

　　9月8日晚，壮志未酬的聂卫平靠在沙发上，非常坦诚地接受我的提问。他一再说：“曹薰铉是豁出去了，我一开始有充分的估计；没料到优势到手以后，便松懈了斗志。当时我觉得这样下也行、那样下也行，以致有些保守了。其实，我当时还是应该挑最凶猛的棋，一鼓作气才是啊!”

　　棋圣的心中有不尽的感触、有不尽的回味，其中更多的是苦涩。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曹薰铉赢了。

　　聂卫平输了。

　　谁是世界棋王，不言而喻。但是，如果去看看两位棋手对日本超一流棋手的胜率，聂卫平明显高于曹薰铉；在棋的内容上，聂卫平同样要比曹薰铉丰富一些。在在棋的力道上，他俩可谓难分伯仲。而难分伯仲的较量，更多的取决于棋手的作战意志、临场发挥和左右棋手情绪等诸多因素。

　　狮城之役的两盘棋，聂卫平前面下得非常出色，问题出在后面。这样，曹薰铉无疑有了可乘之机。

　　华以刚和罗建文皆为狮城之役的目击者，我试图请他们尽情回忆决战时刻的情形，可他们久久沉默，想必这种回忆非常痛苦。聂卫平前功尽弃，更多的应该说是他的主观因素，但有没有客观因素呢？他们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曹薰铉在棋盘上妙手回春，韩国记者则在氛围上推波助澜，赛场内外遥相呼应，热闹非凡。与之相比较，中方聂卫平则被冷落了。

　　以往，聂卫平参加国际大赛，国内总有记者随行。而这次“世界棋王”之战，大陆却没有一位记者前往，这和汉城之战、杭州续战记者如云的情景大相径庭，大相径庭必然引来人们的大惑不解。

　　开赛之前，面对日本、韩国、中国台北等国家和地区的诸多记者，新加坡棋界人士问郝克强：“大陆怎么没派记者？”郝克强以笑作答，一言难尽。

　　为什么？不知道！

　　中国没有随“军”记者，使得本已极度兴奋的韩国记者癫狂起来。他们的随行记者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群结队、前呼后拥。用他们的话说“是为曹薰铉壮胆来了”。果然如此，赛场内外，他们忙于直播，一旦曹薰铉时局有利，他们便作精彩渲染。在这至关重要的时刻，我们的棋圣却明显处于兴奋度不够的状态。

　　曹薰铉胜了聂卫平，从对局室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来时，见到韩国记者手舞足蹈且哽咽着往汉城发送消息的情景，不禁也红了眼眶。

　　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人向来不把韩国棋手放在眼里。尽管近年来不少超一流棋手与曹薰铉有过纹枰对弈的历史，但总还是放不下那种围棋大国不可一世的架子。而中国人则对韩国棋手几乎一无所知、了解甚少。

　　“曹薰铉不是等闲之辈，如果是在日本，他绝对可以说是超一流棋手。”聂卫平对我说。

　　不少韩国棋手在日本棋手慢条斯理的精神歧视下，产生过自卑感，而曹薰铉则不以为然，他始终将围棋视为人生的一面，视为性命攸关的分水岭，他对围棋的投入简直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每每在重大国际比赛中弈斗一盘，我的体重都要下降两至三公斤，如果估算一下迄今为止仅仅因为弈战而掉的肉，恐怕得有数百公斤了吧！”曹薰铉这么说，很有一番感慨。

　　狮城之战，曹薰铉好一番“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的气度，前面虽然下得不如人意，但后面却屏息凝神、如醉如痴。

　　闭幕式上，曹薰铉说：“本来我应该输的，但聂君状态不好，我才嬴了。”他说的固然是实话，但能这样说是何等不易。其实，当时的世界棋坛，云起龙骧是顺乎日益发展的围棋格局的，他完全可以高谈阔论一番，而不必如此恭敬。

　　华以刚对我说：“曹薫铉赢了，在韩国的震动要比聂卫平赢了在中国的震动更大；如果曹薰铉输了，他在韩国的压力要比聂卫平输了在中国的压力要小。你信么？”

　　这样颇值玩味的真知灼见，我为何不信呢？当然，要所有的人都信，也许还有一个艰难的过程。比如说赛前，许多人一致认为曹薫铉并不可怕，他已是背水一战。可罗建文的观点截然相反。他认为，真正背水一战的是聂卫平，因为他的感觉太好了。可惜，就是有人不信。看看现实，聂卫平第四局一输，完全彻底沦陷于背水一战的境地。日本三番棋战、五番棋战，领先的一方一旦被人家赶上，总是凶多吉少，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当年年初的“新体育杯”赛中，聂卫平就是在先失两局的情况下，连下三城反败为胜的。

　　第五局较量，罗建文在观察室里负责大旗盘的讲解。其时，这位身经百战的名将却望看棋盘愣神。聂卫平这是怎么了？下的棋简直像一位绘画爱好者的习作，不见了虚实转换、不见了出神入化、不见了釜底抽薪。失败，终究难以避免了。

　　如果能说一句“如果”的话，那么，如果聂卫平桥牌少打一些，如果是七番棋战，如果全部在杭州、宁波下完……情况也许会不一样。

　　诚然，这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当我们回过头来扫视聂卫平的竞技状态时，就有了新的发现。

　　龙年岁末。广东迎宾馆。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聂卫平，继拍案而起活“擒”依田、再“缚”谈路后，未能战旗再舞，“阴沟翻船”告负羽根泰正。四届擂台大战就此打住。失败，为聂卫平龙年画上了句号。聂卫平面对棋迷，满是歉意地说：“白辛苦了！白辛苦了！”

　　中国的棋迷是通情达理的，他们没有板起面孔，而是由衷地鼓着掌；中国的舆论同样也是把握分寸的。“虽败犹荣”、“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类的字眼和评论文章纷纷见诸报端，以此表示人们对聂卫平的理解。

　　诚然，社会各界人士在理解的同时，又不能回避棋战“虎头蛇尾”的现实。棋是怎么输的？人们欲知究竟。

　　怎么输的：

　　用聂卫平的话说是——犯了低级错误；

　　用郝克强的话说是——出了昏招；

　　用围棋界的话说是——打勺子；

　　聂卫平龙年里犯这种“打勺子”的错误，可以说是接二连三，并不鲜见。“应氏怀”前哨战与赵治勋弈战出现过、“富士通怀”与小林光一手谈也出现过。

　　再看当年二月，聂卫平称霸第十届“新体育杯”后，即列阵第二届“富士通杯”世界职业围棋赛，此役可谓是他的滑铁卢战役。随后进行的中国围棋名人战，聂君被挤出三强之列；“健力宝杯”名手邀请赛第二轮即被淘汰出局；亚洲电视围棋快棋赛同样没有得手；周而复始的混战，三战皆北，聂卫平耗去了多少精力可以想见。

　　日本棋手白石裕以试探的口吻问中国棋手：“聂君百忙中百折不挠，非常可敬。但近来战况不佳，是否是精神、体力上过于疲劳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话中有话。

　　聪明的中国人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这不等于没有人提过这个问题。也许正因为这样，它才越发显得神秘，越发使人感到心头的沉重。

　　输棋，除了判断上的失误以外，还有没有其它间接的因索导致棋圣重蹈覆辙呢？

　　众所周知，聂卫平与桥牌颇有缘份。国际国内重大桥牌比赛亦可常常见到他的英姿。他也自信自己的桥牌水平可以和桥牌国手相媲美。这也许没有言过其实，但桥牌并非他的主项，难怪吴清源先生和聂卫平打趣道：“聂君难搏二兔啊！”言下之意，即便是神仙，也必定难以同时捕捉两只脱兔。

　　聂卫平狮城之战，前后均有一场桥牌比赛等着他。尽管他认为“打牌是最好的休息”，但毕竟是要为之付出体力和脑力的，难怪体育大本营内有人发问：他是去打桥牌呢，还是去下围棋?

　　聂卫平仍然坚持自己的“桥牌效应”，对这样的发问不屑一顾。

　　“应氏杯”赛后的桥牌赛，是台湾著名棋人沈君山为聂卫平奏捷助兴精心策划的。狮城“兵败”，使得沈老和老聂骑虎难下，好在不能失言，桥牌赛照打不误。而陈祖德、郝克强和孔祥明等随同人马先期返京。这样的结局不禁使人有些压抑，就好像一早起床的人没有看到旭日东升，却置身惨淡的雾罩之中一样。

　　聂卫平输了。

　　曹薰铉赢了。

　　无可奈何花落去。

　　也许，我们应该不断宣扬古人所云的“弈棋之道，贵乎严谨”。

　　也许，我们早就该说多聂卫平不是神，诚如郝克强对我说的那样：聂卫平要是“神”、不会输棋，那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什么竞争可言。

　　也许，我们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思考聂卫平的失败，看到的就并非仅仅是消极的一面。

郝克强在办公室接受梁平采访。

　　尖锐分歧

　　写聂卫平，就不能不说孔祥明。

　　几十年前，日本人曾高举过“打到吴清源”的大旗，因为吴清源成了所向披靡的铜头铁臂。中日擂台赛之际，日本人同样高呼“打倒聂卫平”的口号，因为聂卫平在擂台赛中11连胜，震撼了世界。

　　所有这些，孔祥明是清楚的。在她的心目中这不足为奇，也并不可怕。围棋巨匠一旦被后来者打倒，就意味着黑白世界正在进行着新旧时代的交替。她真正担心的倒是能够避免的牺牲不去避免。所以。她不甘沉默，向围棋界高层人士呼吁“让聂卫平尽早退下来”。

　　围棋界高层人士听到了这个声音，同时也想起了l985年11月21日，孔祥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笑逐言开地领取“贤内助”奖的镜头。他们似乎不理解：孔祥明究竟怎么想的？

　　孔祥明与围棋界高层人士产生了分歧。

　　“应氏杯”狮城决战那几日，孔祥明双眉紧皱。虽说比赛是在新加坡70层的摩天大楼进行，可她实在少有兴趣去领略那迷人的风光，自始至终和聂卫平并肩战斗。她和他没有外出小憩一次，其中仅有孔祥明匆匆忙忙为聂卫平买药，上过一次街。

　　聂卫平输了，她的心里感到难过，感到委屈，一半为自己，一半为卫平。

　　自1987年初开始，孔祥明与聂卫平和围棋界其他高层人士产生的分歧，直到擂台赛开始仍在延续，甚至渗及到了“应氏杯”一类的重大比赛的决策上。

　　第四届中日擂台赛酝酿战将名单时，孔祥明就坦诚地告诉我： “聂卫平应该退下来！”可是，响应者寥若晨星，倒是反对者比比皆是。于是有人断言，第四届擂台赛的失利，在那时便悄然来之。

　　孔祥明的观点是：由于擂台赛每年都要进行，所以主张聂卫平第四届可以退后一步。这决不是伯输棋丢面子，下棋总会有输赢，亘古至今造物主从来就没有造就过常胜将军，所谓“常胜将军”，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良好的愿望罢了。

　　孔祥明说，她是聂卫平的妻子，也是一名棋手，深知生活与事业的艰难。人的一生中，能为国争光是一件荣幸的事，即便是献出生命也值得。当然，聂卫平还不至于到那个地步。可是他才37岁，氧气使多了，后半辈子会有什么结果，大家考虑过吗？

　　换一个角度讲，总是让他挂帅，岂不是把年轻棋手的路给挡住了吗？

　　孔祥明倒觉得，如大胆起用年轻棋手担任擂主，给他们驰骋的天地，让他们感到后面没人顶着，只得拼命一样往前冲，不是更有益于他们成长吗？这一点，她提过多次，但都没被重视。当然，在当时请出一位能挑大梁的选手是有些困难，至少在心理上没有小聂那么成熟。但永远让他挑着这副担子，那年轻棋手什么时候才能成熟？况且不成熟到成熟总要有一个过程。遗憾的是，现实中大家总是不放心、不理解。

　　“聂卫平退下来以后，可以静心静气地抓年轻棋手的培养工作。我想，我们的目光应该放远一些才是。”孔祥明推心置腹如是说。

　　围棋界高层人士有着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他们认为：一个出色的棋手，不应“躲躲闪闪”，不能赢了几盘棋就“保持荣誉”，那没有好处。藤泽秀行获得5次“棋圣”殊荣，虽年过花甲，不仍在棋坛捋袖挥戈么。运动员的生涯不是一时半刻，真正的竞技家往往就是失败者；而以失败告终，并不会抹去他原有的光辉。

　　无论在哪个国度、哪个竞技领域，举鼎绝膑是能量问题，见好就收是意志问题，对于真正的竞技家来讲，他应该具有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气概。如果在身体仍然健康、可以适应重大国际比赛的情况下，激流勇退太可惜了。

　　细细听来，也有道理。

　　结果怎样？第四届擂台赛输了。孔祥明的话事实上不幸言中了。且看棋迷这时候怎么说：

　　中国人太想赢了。所以棋界高层人士再一次将聂卫平推到“老帅”的位置，无疑顺乎了多数民众的心理，但却留下了一个矛盾的话题。

　　君不见，有关人士一方面强调“有成功就会有失败”、“赢得起，也要输得起”乃至“不要把胜负看得太重”；另一方面还是让聂卫平执掌帅印。一言以蔽之，怕输啊！

　　寻根求源，这个“怕”字具有两重性。一是怕日本人说我们“小气”，二是怕输了棋，面子上过不去。其实，这真是杞人忧天，难道怕输就不会输了吗？恰恰相反，越是伯输，往往越是会输。

　　如果能按孔祥明的意思去“组阁”，情况也许会大不一样。明明是足智多谋，高瞻远瞩，何须怕人道诡计多端、居心叵测呢!

　　中国人有句俗话：事情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也许真能这样就好了，可惜不能。

　　斗转星移。第五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将燃锋火，聂卫平出不出场，举国关注。北京《棋牌周报》、南京《周末》报、上海《新民晚报》、广州《羊城晚报》皆展开了大讨论。

　　围棋界高层人士这时也不失时机地在京举行讨论会，邀请首都新闻单位的体育记者，畅谈聂卫平上与不上的问题。

　　恰恰在此时，体操王子李宁告别体坛。在告别体坛联谊晚会上，面对好些素不相识的朋友，李宁语音深沉地说：“人们能继续承认我，我感到幸福！”    

　　其实，他如果不在第24届奥运会上一败涂地，再也轮不上用“继续承认”这样的字眼。他本可以满是荣耀没有遗憾地激流勇退，可结果偏偏撞了南墙才回头。

　　孔祥明突发感慨：聂卫平会不会步李宁的后尘呢？

　　聂卫平呢，则不赞成自己决定自己是否参赛，他希望一切取决于组织上的安排。无独有偶，报纸上的讨论结果，大都倾向于让聂卫平审时度势，自己表态。鉴于聂卫平本人的意见，最终仍由“官方”定论。

　　聂卫平，再度出山。孔祥明，再度失望。

梁平与聂卫平合影。

　　棋盘以外的风云变幻

　　中国围棋史上，将浓墨重彩写下1988年8月20日这个日子。这一天，称霸世界的超级棋星相聚北京，参加“应氏杯”开幕式。

　　陈祖德非常得意，因为中国人举办的是世界最高规模的围棋大赛。

　　相比之下，比陈祖德还要得意三分的是，出巨资举办本届比赛的台湾实业家应昌期先生。他喜不自禁，仿佛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元帅，斗志昂扬。他竖起耳朵，注意倾听各位高手的开场白。

　　16位世界高手即席发言。赵治勋、加藤正夫、曹薰铉出言谨慎，希望能进入第二轮；武宫正树嘻嘻哈哈，声称中国人和日本人谁夺冠军都一样，颇有些自鸣得意的味道；林海峰则慢条斯理道，这么多高手对阵，吉凶难测，只得一盘一盘地下了；小林光一闪烁其词……聂卫平怎么说？他似乎成竹在胸，希望中国人拿第一。

　　应昌期仰首展眉，连连鼓掌。在他看来，冠亚军之战应该在聂卫平和林海峰之间展开，倘若真是这样，就实在圆满不过了。

　　次日，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棋战大厅。

　　应昌期几乎观看了聂卫平的整盘对局。聂卫平只下了125手就令美国的麦克·雷蒙俯首称臣。从对局室出来，应昌期颇为怡然自得，兴致勃勃地游览长城去了。他的想法一步步走向现实。

　　数日酣战，聂卫平和曹熏铉双双获得决赛入场券。这个结果虽与应昌期的初衷有别，但毕竟聂卫平入阵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应昌期花去130万美元举办“应氏杯”，就是为聂卫平举办的，这样看倒也是皆大欢喜的局面，一切的一切只等4月15日杭州决战了。

　　天有不测风云。令应昌期、聂卫平不安的局面随之而来。

　　当年3月中旬，应昌期在香港接到曹薰铉的急电，得悉他对决战的时间与地点有不同意见。韩国方面称，为给曹薰铉在“富士通杯”赛后有一缓冲的时间，希望能将比赛推迟至4月25日进行。

　　雄心勃勃，枕戈待旦的聂卫平为之一震，心里有些不快，心理上受到了潜在的干扰。

　　其实，所谓“缓冲时间”一说，是韩国人的一种手段，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汉城半决赛时，韩国人就暗示过应昌期，希望五番棋决战至少有一盘棋能在汉城举行。当时，应昌期婉言回绝。在应昌期看来，半决赛已在汉城进行，且组织得不如人意，现在又来要求，真是得寸进尺了。

　　话不投机半句多。

　　韩国人又来一计，声称“如果不放一两场比赛在汉城举行，薰铉将退出比赛”。

　　应昌期不甘示弱，限曹薰铉4月10日前作出决断，否则取消他的比赛资格。

　　双方剑拨弩张。

　　聂卫平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不希望“应氏怀”决战流产。他希望能名正言顺地夺取“世界棋王”桂冠。

　　应昌期为人爽直，爽直到近乎固执的程度。他反复思忖，聂卫平最终不战而胜，毕竟不如战无不胜来得更光彩、更动人。

　　又经过一番煞费苦心的“讨价还价”，双方均作出一些让步。杭州赛两场，宁波赛一场，如果出现3比O，在中国举行闭幕式，如果是2比1，后面的比赛安排在台北、东京或香港举行。显然，应昌期还是坚持了不去汉城的愿望。

　　应昌期胜利了。

　　这是棋盘以外的较量，那么棋盘上的较量呢？4月24日，聂卫平在西子湖畔以2 比1领先。应昌期热血沸腾，随后上书李登辉。力陈“应氏怀”最后两盘棋战能在台北举行。但是，台湾当局未予准许。获悉此讯。聂卫平有些激动，他说：“这不是拉长了历史吗？”他的感情受到不小的刺激。

　　久而久之的风云变幻，竟也成了迫使聂卫平只能赢不能输的因素之一。为了能赢，应昌期也在苦苦思索，他忽萌新念：聂卫平今年元月在新加坡后来居上。两胜俞斌、重圆“新体育杯”盟主之梦，何不在那里举行？

　　不善棋道的人或许有所不知，弈棋之人是有不少怪癖的。弈战时用的棋子、坐向以及猜先的用手等等，都很有讲究。

　　“应氏杯”半决赛，聂卫平对藤泽秀行的第二局棋的先后手由猜先决定。这一天是1988年11月20日。三年前的这一天，聂卫平在中日首属擂台赛的决战中执黑力挫藤泽秀行，成为中国围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聂卫平每每猜先总是福星高照。他获得了先要黑白一方权利。他几乎未假思索，脱口而出要了黑棋。

　　负责抽签的人，面面相觑。聂卫平要执黑棋，令他们吃惊，就连应昌期先生也惊奇地说：“聂卫平要了黑棋？太好了，太好了！”

　　奥妙在哪里呢？“应氏怀”比赛采用的是应昌期先生苦心研究了15年的“计点制”规则。这个规则和后来的“数子制”、“点目制”规则有所不同。“数子制”是以终局后除去死子，计双方盘面上所剩下的子数多寡而定胜负。“点目制”则以计算双方所围的空地多寡而定胜负。“计点制”呢，应昌期认为黑先行之利太大，尽管前两种规则均让黑方贴目作出补偿，但远远不够，所以，“计点制”的中心是让黑棋贴还八点。

　　以往，聂卫平是很迷信执白棋的，他认为黑方贴得多了，白方就占便宜。当然，棋手的心理不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聂卫平这回要执黑棋，自然四座皆惊了!不过真正讲起来，聂卫平此举倒并非看好执黑执白，而是看好了这个日子。

　　难得的巧合，使棋手进行了难得的抉择。

　　应昌期再次更改比赛地点，韩国人似乎没有什么反应，应昌期的性格他们算是领教了。

　　这时候，应昌期先生又笑了，如释负重地笑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同样是在这时候，韩国人的心态如何呢？

　　韩国棋手和日本棋手一样，习惯于打坐沙发之上盘腿作战。杭州交兵，曹薰铉因不习惯座靠背椅，曾向应昌期提出更换座椅的要求。应先生很警惕，一直没有松口。应昌期是不是太苛刻了，局外有人议论。但局外人有所不知，这“应氏杯”决战的棋盘、棋桌和椅子是应昌期先生亲自设计、制造的，每张价值1000多美元。你说，他能随随便便让你换吗？

　　韩国人自然不会像中国人一样理会这些，他们闷闷不乐，心里似有一种被压抑的感觉，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寻求机会，予以回报。这一招应昌期先生没有料到。

　　狮城开盘投子之前，曹薰铉并没有赢棋的把握。于是，韩国棋界为他精心策划了一出大戏。

　　9月2日，聂卫平和曹薫铉入室操戈。他们相对而坐、相视一笑。然而聂卫平并不晓得曹薰铉的衣兜里藏着一件“宠物”、一个“尚方宝剑”。

　　这个细节很像第一届擂台赛决战中的一个细节的重演，而那个细节至今仍知者甚少。

　　当时，聂卫平与藤泽决一死战。央视向全国实况转播。开赛前一个多小时，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方毅为聂卫平送来一件“镇山法宝”，只见这东西里三层、外三层包得严实，人们不知其为何物。唯有聂卫平知道里面的秘密，那是一幅气势磅礴的国画《松》，是方毅同志潜心构思、精心创作的作品。

　　也许是《松》给了聂卫平感情上的冲动，使他雄伟挺拔，以坚韧不拔、压倒一切的气势战败藤泽。那盘棋对弈得就如同涉笔成趣的画师作画一样精妙。

　　中国的各类艺术讲究空灵，画贵画外态、琴求弦外音、棋觅棋中奇。大凡高手对弈，同样寻求画师泼墨挥毫时的那股豪情。

　　方毅善弈，深悟此道。临战送画无疑是雪中送炭。

　　且看当时，韩国人玩的是什么招儿。

　　首战告捷，曹薰铉未露声色；

　　决战告捷，曹薰铉喜出望外；

　　闭幕式上，曹薫铉让这个“宠物”登堂亮相。这时，人们才看到韩国人的良苦用心——

　　他们将在次年举办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韩国棋院的代表说，日本每年举办一次“富士通杯”世界大赛；中国每四年举办一次“应氏杯”世界大赛。他们折衷，每两年举办一次世界大赛。所不同的是，他们的规模、奖金将大大超过“富士通”和“应氏杯”，届时恭请各国高手光临。

　　会场上响起了一阵掌声。

　　曹薰铉笑了。笑得很坦率、很舒心、很自在。

　　聂卫平笑了。笑得很坦然、很谨慎、很顽强。

　　应昌期也笑了，笑得勉强，完全是出于礼节上的需要。他委实没有料到聂卫平会败走麦城，更没料到韩国人反戈一击。

　　很久很久以前，桑榆暮景的应昌期就有意举办世界职业围棋大赛，只是那时日本棋手太强未能如愿。而聂卫平在擂台大战中的杰出表演，使他觉得时机已到，刻不容缓。

　　结果，聂卫平未能坐上冠军交椅。应昌期不无遗憾地紧皱双眉，沸腾了许久许久的心潮渐渐退去，他把目光投向闭幕式上发言的聂卫平，心急如焚地要知道他要说什么。

　　聂卫平说：“这次没下好，使许多关心我的人为之失望。对此，我感到痛心。这说明我在技术上有不足之处，这也预示着我的新的起点的开始。我将加倍努力，以后争取夺得这个冠军。倘若因为健康原因失去这样的机会，那么，我也会让接我班的人去拼搏。前仆后继，勇往直前。”

　　应昌期被感动了，几乎冷却的血液重又沸腾。他的脸上流露出会心的微笑。郝克强也被感动了，带头鼓起掌来。

　　在采访聂卫平的那个夜晚，孔祥明为我先后沏了两杯清香扑鼻的香茶。我却无暇品尝，而忙于记录聂卫平的所感、所思、所悟。

　　聂卫平说：“我输了棋，许多人都对我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包括机场遇到的好些棋迷也这么安慰我。我知道，在围棋爱好者的心目中，我是他们的偶像；正因如此，他们都希望我每次都赢，不忍看到我的失败。然而，我却不能以胜败乃兵家常事来搪塞、来为自己开脱，胜负之间还是以胜为好。这次输棋，是老毛病作怪，总觉得自己已经赢了而放松警惕。这种情况类似于去年擂台赛输给羽根的那盘棋。”

　　生死搏斗不可能全身生还，但关键是不是能被人置于死地，养好创伤可以再来。聂卫平说：“输棋固然是一种挫折，但不是致命的挫折，我还可以加倍努力去奋斗。”

　　评论家们的“高论”

　　“应氏杯”杭州交战之后，人们满怀喜悦地谈论起“应氏杯”的巨额奖金来。“聂卫平赢了，他个人能得多少？”、“他要交多少税？”

　　的确，“应氏杯”的奖金太诱人了。冠军可获40万美元、亚军可获10万美元，就连最后一名也可获5000美元。

　　一向不太愿意向人们谈论金钱的聂卫平这次不知怎么对此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居然接受记者采访，畅谈自己的收入。聂卫平说：“我们有规定，凡在国际比赛中进入决赛圈，包括夺得冠军，国家最高限额的奖金为2000美元，也就是说，‘应氏杯’赛如果我赢了，我将为国家増加收入39.8万美元。”9月2日，《中国青年报》在“求实篇”栏目发表了署名文章《聂卫平与毛阿敏的比较》，盛赞聂卫平为国争光的崇高精神。

　　就是这一天，身在异国疆场的聂卫平，自然看不到这样为之鼓劲的文章，自然一往情深地要置曹薰铉于死地。而此时的毛阿敏，正在酝酿真情实感，投拍新片《女明星秘史》，对这样的文章根本不屑一顾。

　　9月4日，《中国体育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全文转载《比较》一文。恰恰这一期报纸的头版头条登载的却是“聂卫平负于曹薰铉”的消息。

　　按说，这时候人们应该冷静了。可恰恰相反，许多人仍沉醉于聂卫平为何仅能从40 万美元中获取微不足道的2000美元而大发议论，根本没有想一想，假如聂卫平输掉呢？而《中国体育报》转载《中国青年报》的文章，恰恰是为了引导人们不要把金钱看得太重，更多地应该关注比赛本身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仔细揣摩，所有文章都是从聂卫平赢的方面写起的，独独没有从“如果输了”上去着眼。也许人们以为，即便是输了，也可获得10万美元，这在中国体育史上也算开了先河的。

　　聂卫平到底没有能赢，所有群情激昂的议论都是滑稽的、徒劳的。再看舆论界，又一番好戏连台的景观。

　　9月7日狮城决战仅仅过去两天，上海一家报纸发表了《走向低潮的中国围棋》一文，断言聂卫平从顶峰开始下降。现代化的传播工具，当晚就将这篇文章传送到北京中国体育大本营，引起棋界高层人士无比震惊。

　　9月8日晚，北京兆龙饭店。

　　象棋棋王赛发奖仪式正在进行。胡荣华力不从心，惨败李来群乱箭之下，拱手让出“棋王”桂冠，这和聂卫平丢掉“世界棋王”颇有相似之处。然而，这纯属巧合。

　　中国棋界人士济济一堂，领衔人物陈祖德、郝克强却面色严峻，这和发奖仪式欢快的氛围不相适应。他们非常担心的某种局面终于变成事实。“显然，一个人的棋战失利，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总体实力。”陈祖德和《中国体育报》总编辑鲁光谈得十分投机，他们有许多共鸣之处。

　　郝克强说：“日本的超一流棋手在‘应氏杯’中都未能进入冠亚军决赛，那么，能说日本的围棋运动也进入低潮了吗？”

　　陈祖德说：“如果聂卫平这次赢了，评论的同志能说中国围棋走到顶峰，聂卫平的棋艺走到顶峰了吗？聂卫平对围棋事业贡献很大，虽然这次失利了，但他仍然是中国最杰出、最了不起的棋手。作为职业棋手，不可能没有起伏，一时发挥不理想、一度竞技状态不佳，绝非低潮。聂卫平是无可厚非的。”

　　10日上午8时，我匆匆来到陈祖德办公室，这里已是电话铃声不断。华以刚、王汝南等棋界人士相继就“低潮”一文提出自己的观点。

　　陈祖德为我让座，并且伸出了那双几乎要露出筋脉的手来。我这才意识到，他为中国的围棋事业倾注了满腔热血。

　　面对突如其来的“低潮”观，陈祖德据理力争。他说：“近几年围棋热波及全国。据央视的同志讲，围棋比赛实况和围棋讲座节目，在所有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中名列前茅。围棋活动越来越活跃，围棋大战的门票，上海卖到20元、广州卖到30元。许多家长开始让孩子学习围棋，围棋进入‘低潮’，从何谈起？围棋的生命力非常顽强，也非常有魅力。我不相信围棋会有什么低潮，至少目前不会是。”

　　博览世界舞台经典剧作，很多都是以悲剧而告终的，因为悲剧往往比正剧更具感染力。但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喜欢圆满的大团圆的结束，而不是悲剧的结束。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聂卫平尽管拿了亚军，但人们在心理上还是不能满足、不能接受和不能理解。

　　华以刚想不通。中国人为什么要这么感情用事？几天前，一切还是欢天喜地。仿佛棋圣头顶蓝天；几天后，这一切便被冷落，又仿佛棋圣已脚落湿地。如此大起大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感激之后的忧虑

　　在北去的列车上，我听到几位棋迷在谈论聂卫平。一位棋迷把聂卫平“应氏杯”之败比喻成拿破仑之败。称“这是整整几个世纪中，中国人没能拥有的那种高傲的、无与伦比的英雄之败。”另一位棋迷则说：聂卫平这次是带病征战，如果身体状况好一些，结局可能不一样。

　　是的，聂卫平的身体看上去挺壮实，可实际上外强中干。他患有心脏病，不下紧棋，不高度用脑，不干什么重体力活，什么事都没有，所以有人称他得的是“富贵病”，这次前往新加坡作战，聂卫平乘坐的是一架由北京飞往泰国再至新加坡的航班，可是聂卫平误以为是直飞新加坡的。所以当飞机在泰国机场徐徐降落后，聂卫平提着行李下了飞机，勿勿来到海关办入境手续。其时，他才得知“误走”泰国机场，顿时冒了一身冷汗。过了这趟班机就得误事。他忙不迭地往回跑。这天天凉风大，他受了风寒，患了重感冒，且酿及心脏也有不适反应。后来比赛中又是吃药、又是吸氧，倒霉透了。

　　聂卫平有心脏病众所周知。然而当年2月1日， 北京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迷》的文章，称“聂卫平的先天性心脏病是他小时候医生的误诊”，文章还说聂卫平比赛吸氧“并非完全是身体原因，更多的是心理上的需要”云云。2月7日出版得《报刊文摘》转载了这条消息，引起广泛关注。聂卫平对此深感遗憾。

　　聂卫平说：“我自己有没有病，我自己最清楚。长期以来，关于我心脏病有不少传闻，尽管有些说法不确切，但我心脏有病是确实的。”

　　聂卫平告诉我，他在小学读书时，心脏就有不适，一直免上体育课。l964年，曾在北京阜外医院就诊，原始病历清楚地记载着他当时的病情。l986年，他再次到医院就诊，医生明确指出他的心脏有问题，并要求他住院一个月，观察治疗，可他因比赛在身没能住院。后来也就没有再注意。其实，有谁不希望自己健康、有谁会没病找病，难道有病光荣吗？

　　1989年2月15日，聂卫平去南宁，其间心脏就出过一次险情。那天，聂卫平在下榻的宾馆和儿子云聪玩“摸虾子”，不时开怀大笑。由于兴奋过度，突然感到气闷、头晕，甚至连喘气都困难，随即躺在床上，大约过了三个小时头脑方才清醒过来，但他虚汗不止，惊动了不少人。之后，聂卫平随身携带着防止心脏病的硝酸甘油，以防不测。

　　聂卫平对《谜》文中将他吸氧视为“心理上的需要”一说尤其难以理解。他说正常人多吸纯氧是会有头晕和其它不适反应的。至于“赛前能吃能睡表明身体好”。更是牵强附会。“赛前能吃能睡，一如既往，只能说明我的心理比较稳定。”聂卫平说。

　　关于聂卫平的心脏病问题，有关方面的领导是重视的，但重视到什么程度就另当别论了。

　　首都北京，名医荟萃，心脏病、心血管病专家比比皆是。专家们为聂卫平的诊断结果众说不一，每一位专家几乎都有自己的见解，都认为自己的判断最准确，所以确定不了一条治疗方案，而只能听之任之。

　　对聂棋圣来说，感激之后并不都是欣慰、也有忧虑，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

　　聂卫平是圣人，也是凡人，凡人的弱点他也有。他生活上的“爱好”是烟和酒。孔祥明对我说：“酒对他的身体是最坏的东西，但是很多人包括他自己常常意识不到这一点。有时候我真觉得可悲。”

　　因为聂卫平太有名了，平时邀他的地方很多，大家对他都很敬重，因为他是祖国的骄傲。可是，中国人欢迎贵宾的传统方式是宴请，这样，聂卫平便在劫难逃了。主人总是盛情的、总是好客的，酒宴上希望他多喝几杯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能不喝吗？一二十年前，壮实的聂卫平在东北插队，那时候一顿能喝上半斤八两多，而现在每顿喝个半斤仍然得心应手，可他不能喝啊! 只要孔祥明渉足其间，她都毫不犹豫地劝阻，有时也让好客的主人不很愉快。

　　世间事情有时就是难以揣测，有人责备孔祥明,说她把他管得太严了。孔祥明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你们怎么就不为他的身体想想呢？宴席上，大家觥筹交错、图个痛快；可对他来说，无疑是在淤积痛苦，人总不能光图眼前啊!

　　有时，聂卫平也蛮有君子之风，决心与酒势不两立，可一到宴席上便身不由己了。主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没关系，就喝一次吧!这面子……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本门绝招，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由，俨然梁山好汉相聚一堂。有时候，孔祥明的心时不时地发疼，她掩面长叹：体谅他吧，在棋盘上厮杀，他或许还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概；而在酒宴上，他是很脆弱的。他不是说活这么几年就算了，他还得活下去的呀！

　　孔祥明是位贤妻良母，熟悉她的人都这么说。聂卫平对妻子的关心、体贴亦是感激不尽。孔祥明说：“我常常想，也不能过多地埋怨别人，最主要的还是他改不了贪杯的习性。”

　　关于“聂卫平与酒的故事”，我当年就曾撰文在南京《周末》报披露过，内地和香港的报纸都曾转载过，对聂卫平的触动委实不小。他也将酒的诱惑视为畏途。然而时过境迁，聂卫平仍旧一杯在手、其乐无穷。

　　孔祥明一向是三缄其口之人，这次却口若悬河。她说：“我百思不解，小聂即便是不为自己考虑，而从事业上考虑，不是也应该忌酒吗？如果换个角度讲，不提高亢激昂的口号、不说你的生命属于祖国，那么至少也该属于这个家庭、不属于你一个人啊！你在这个家庭里也应该承担起一定的责任，是不是呢？”她说话时总是那么一副商量的口吻，给人以思考的余地。

　　然而，聂卫平以及关心聂卫平的人们深思过吗？

　　棋盘上的聂卫平，降龙伏虎名不虚传，人皆向往其风采；生活中的聂卫平，也应该如同弈战一样谨严慎行。难道不是吗？

　　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

　　如果说，第四届擂台赛的失利，还有前三届射石饮羽般的荣耀为后盾的话，那么，“应氏杯”的失利，则是无依无靠，实实在在的失利了。

　　聂卫平终于体会到名人难当的苦涩。他说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对自己遇到的困难时常也束手无策，他说他不理解。为什么社会上有些人对名人总是要求那么高呢？好像我们就不能像他们一样拥有正当的权利、拥有自己的意志，拥有自己的情结。聂卫平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凡人家中所发生的困难他也一样难免，辛酸苦辣和普通人一样多，在某些地方甚至更为艰难。

　　聂卫平承认输给曹薫铉是自己松懈了。那么他当时想到什么呢？是不是生活中的烦恼一古脑儿袭来了呢？我们的棋圣，有欢愉也有烦恼，只是这烦恼不在棋盘上的输赢，也不在自己的身体，而在自己的那个“家”。棋圣欢颜的背后，长期饱含着许多苦涩。

　　人们都说，像聂卫平这样的棋坛巨星，应该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以利于他潜心研棋。可是。我每一次去聂卫平家，映入眼帘的总是一个零乱且拥挤不堪的家庭。在这一瞬间，我所有的喜悦都变得平淡了。

　　聂卫平的家位于北京体育馆路附近。那是一栋五层建筑的一楼，屋内结构为三室一厅。楼房前后狭窄而不通风。窗外是车棚，门前是巷道，每日人来人往，杂乱喧器。隔壁的高楼，还挡住了两间主卧的采光。

　　三室一厅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合理利用了。聂卫平夫妇和儿子住一间，孔祥明的父亲住一间，另一间为聂卫平的研棋室兼会客室、书房和奖品放置室。请的一位阿姨只得在客厅内餐桌旁搭起木床。这便是棋圣五口之家的寓所。

　　环视屋内，大桌子套小桌子，床铺下塞着纸箱子已不算新鲜，新鲜的是许多奖杯因无处可展，竟也捆捆扎扎，委屈地睡到了床底下。如此景观，对苦苦拼搏的“棋圣”来说，无疑是莫大的烦恼。而对那些不了解内情的人来说，又近乎天方夜谭不可思议。

　　孔祥明说，她和聂卫平实在没有法子不言愁，有些事不是他们能够解决的。平日里，慕名而来的人接踵不止，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出于礼貌他们都要接待。但每一次她和小聂都红着脸送走客人，为什么呢？住房太挤了。人来得多，进出都得“排队”。有时请几个客人吃饭，桌子一摆，那家里就得“禁止通行”了。而且上桌的只能是小聂一人，他们只能呆在一旁，不知内情的人会怎么理解呢？

　　孔祥明的话并非危言耸听。一位海外记者在一篇访聂卫平的文章中，开头第一句便是“吓人一大跳，绝对不能相信这便是棋圣的蜗居”，这样的描写对棋圣意味着什么呢？

　　出于维护古老国度的“面子”，出于让采访者能见到与中国唯一棋圣殊荣相适应的镜头，同时也不排除想住得舒心一些的因素，他们萌发出一种热切的希冀来，希望有关部门能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

　　诚然，现实是复杂多变的。摆在棋圣面前的是一层层观望不到的障碍、一道道不近情理的栅栏。聂卫平的住房问题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但仅仅是关注。

　　一年又一年，时光飞逝。尽管聂卫平又立下了显赫战功，尽管他和队友为国家获得的奖金数以日元计算的话，已高达8位数，但住房仍然没有改观，一切仍在反比例延续。

　　孔祥明耐不住了，冲着聂卫平发火：“你就不能去说说吗？”聂卫平蹙着眉、吸着烟，纹丝不动。他的预见能力似乎比孔祥明要老道一些，不过有一次，聂卫平也着急了。他对孔祥明说：“这门怎么总是开一半。你把门后的东西挪一挪。”孔祥明说：“你嫌啦。那你来收拾，你来找房子！”聂卫平被孔祥明“将”了一军，以后，再也不提这事了。

　　孔祥明虽然话讲得挺火，但心里还是体谅聂卫平的。她开始四处奔走，请求方方面面能尽心尽力解决她家的住房问题。她在日本进修期间，一位领导对聂卫平说：“你们的房子要调整了。”听到这话，聂卫平心里顿时涌起一股热浪。当晚，他夜不能寐，伏在灯下迫不及待地给孔祥明写信，告诉他这个喜讯。他写到“有了大一点的房子，就可以请更多的朋友来谈棋、研棋了。那一扇门，也就可以全打开了”。身经百战，即便是战胜日本超一流棋手时，聂卫平也未如此激动过。

　　远在东瀛的孔祥明得悉此讯，也兴奋不已。她和他虔诚地期待着。谁知，他们在期待中迎来的却还是失望。

　　聂卫平曾得到过一个解决方案。那是一年春天，有关方面告知孔祥明，将他们三室一厅换成四室一厅，房子在市郊处，并且要交20万元。这是一个荒唐得不近情理的方案。

　　孔祥明两腮翕动，心头涌过一丝酸楚。聂卫平又一次夜不能寐，他终于体会到了妻子的辛苦。想起她一次一次情绪不佳，他还觉得她简单粗暴，不应该，为什么就不能像下棋一样沉住气呢。当他亲身经受一番，才知其中之苦。他说，人的情绪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愉快时也难免不耐烦，这是很正常的，我应该理解这点。但愿与我们接触的同志也能理解这些。

　　我们的棋圣，在棋场上向来是以大局观强、透视度深、形势判断准确、善于应变而著称的，然而，在安居的“棋场”上，他却是局外失着。

　　在许多人限里，聂卫平不是凡夫俗子，当然一切就极尽富丽堂皇了。其实，人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一。聂卫平夫妇是靠工资生活的，聂卫平的月工资是140元， 孔祥明是180元(部队工资)，就这么多钱维持生活。平时家里人来客往，花费大得惊人，但却没有分文补贴。

　　有人说，如果孔祥明的父亲住回成都，那情况就会好一些。此事，聂卫平夫妇也曾考虑过，但思来想去，还是让老人留下了。这是因为孔祥明的母亲去世得早，她不忍心让75岁的老父亲孤身一人生活，况且，老人也需要他们的照应。反之老人住在这里，孩子们也有个照应。显然这些都是不过分的，人之常情啊。

　　由于家室通风不佳，加之不能获准装空调，每年夏天，一向能在棋盘上化腐朽为神奇的聂卫平却难寻良策，度日如年；他身体较胖，容易出汗，要是他睡在家里，孔祥明准睡沙发，所以，聂卫平常常以队为家。有一年的8月17日，是聂卫平36岁生日。其时，适逢“应氏杯”开赛前夕，应昌期先生来到聂卫平家作客，应先生看到聂卫平的住房如此拥挤，深为吃惊。

　　孩童是非常注重感情的。聂卫平由于住房困难，与孩子接触的时间远远少于妻子。所以，在聪聪幼小的心灵里，爸爸的形象并不完美。

　　我问云聪喜欢谁？小云聪说：“老爷(孔祥明的父亲)，妈妈、阿姨、嗯——”他的眼珠子在我脸上扫过之后又来了一句：“还有爸爸!”瞧他的机灵劲儿。

　　1987年，聂卫平曾投书《人民日报》，畅谈作为围棋国手的酸甜苦辣。聂卫平对我说：“对人才的极不重视导致了许多问题，很多出色的人才不都涌出国门了吗？像我这样吃了秤砣，哪儿也不去的多究竟有多少呢？在体育界，究竟有多少人走了？如果统计下，那将是一大串名单。很多国家出高薪要我去，但我都没动心，我图什么呢？不就是有一颗民族自尊心吗？”

　　棋圣之言，意味深长。

　　我的手头有一份资料：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上世纪八七年代初，住房一直没有解决，后来邓小平同志知道了亲自加以关心，并委托他人一星期办好这件事，可经办的同志仅四天就让陈景润搬进五室一厅并配有电话的新居。

　　解决一位科学家的住房，居然惊动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这种情况能说是正常得吗？难道解决中国唯一的棋圣的住房，也需要如此一番吗？

　　郝克强告诉我：“关于聂卫平的住房，我已向有关方面打过两次报告，希望能给予解决。别的不说，像聂卫平这样的棋手，家里没有一间单独的研棋室，不是天大的笑话吗？看看国家体委司长们住的什么房，难道他们的贡献都比聂卫平要大吗？这次聂卫平毕竟还得了10万美元的奖金，能不能用这些钱中的一部份来改善聂卫平的住房呢？”

　　其实，像聂卫平这样难得的人才，即便是生活上给予一些特殊的照顾，也是不过分的。这样不就可以让他解决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围棋事业了吗!

　　聂卫平输棋了，有人打心眼里感叹：输了也好。更有甚者，当聂卫平与曹薰铉首战失利后，就大声说道：“早输早好！”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中国人的胳膊也朝外弯了么？

　　答案是否定的。有人这么说多分明是带着久被压抑的渴望。他们认为，如果老聂不输棋，问题也就不会暴露其紧迫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聂卫平输了棋，并非完全是负效应。

　　聂卫平终究不是神仙，终究不是皇帝，也终究不是毛阿敏。聂卫平没有花园、没有洋房、也没有轿车，有的只是祖国和人民给予他的崇高荣誉和千百万人对他的敬重与仰慕，对聂卫平来说多有此殊荣，足矣!

　　围棋源于中国，对中国棋圣来说，其棋艺应该似宇宙，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在时间上无始无终。

　　当时的中国，正逐步向着科学、文明的新里程迈进。在这种形势下蓬勃兴起的围棋运动，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需要聂卫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岂能与断线风筝相提并论。

　　聂卫平说：“我们把自己贡献给社会，只希望社会能了解、体谅我们，这要求不过分吧！”

　　往昔，聂卫平降龙伏虎，今朝却未能慎终如始。但他宠辱不惊，只望人们佛眼相看。倘若不能，他也只能将一切哀叹、委屈留在心底，让时间去证实他那一颗坦荡的心。

　　30年，转瞬即逝。

　　这是一个竞争的时代，在一片混沌中，人们寻找着各自的定位。只有顶尖的人才，才能笑傲群雄。

　　这些年来，聂卫平活得从容洒脱，心境也变得平静淡定。靠智慧应对各种棘手的事，或是在平淡的生活中寻找喜悦，享受生活的馈赠。

　　这些年来，聂卫平并非一帆风顺，也遇到过挫折，失意过、纠结过、愤怒过、痛苦过和彷徨过。当这一切成为过去，他微笑着向我们走来时，笑颜包容了爱恨，超越了生死。

　　聂卫平留给世界的和尚在继续前行的背影，令人萌生敬意。

　　作者简介

　　江苏南京著名媒体人、策划人、作家。

　　先后供职于《扬子晚报》、《周末报》、《金陵晚报》和《南京日报》，担任过部主任、主编。著有《央视春晚纪事》、《我所知道的马季》、《姜昆家事写实》、《邓在军往事》等报告文学。开辟过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新闻专栏《梁平爆料》，迄今发表新闻、文学作品500余万字。

　　曾入选全国十大文娱记者，担任全国晚报周末版协会副秘书长。曾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赴俄罗斯、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