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TV网 我深深地感到他就是那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我对他的人格佩服得五体投地。
----聂卫平
十年前的春节前夕,我正在上海比赛,这时接到胡耀邦的秘书从南宁打来的电话,约我去他那儿过春节。第四届擂台赛失利后,胡耀邦曾约过我,因去美国比赛没有成行,这次我是一定要去的。
谁知正要动身,宋世雄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希望我能参加春节晚会。我说我从来没参加过,再说这种场合也不适于我。他说,不,我代表十二亿中国人希望你参加。我说宋老师,你说得这么重叫我怎么办呀?我只能参加了。我把这事告诉了胡耀邦,然后赶到北京。
我参加的这个节目和我们家有关。我家的小保姆得了血癌,我姐姐帮她治病,我们家还给她捐了钱。
这事传出去后也得到社会的捐助。这次中央电视台把那个小保姆、我姐姐和我请到了直播现场,并由韦唯演唱了《爱的奉献》,当时场上场下哭成一片,非常感人。我也很激动,但忍住没有掉泪。
第二天大年初一,不知为什么全国飞机停飞,非常奇怪。没办法,只能订初二的票,可南宁机场在修,不能降落,我只好先飞桂林,住了一晚,初三才坐火车赶到南宁。好在小孔已经带着孩子先去了,没有跟着折腾。
一见到耀邦叔叔,他就说春节晚会他看了,很感人,并叫我和他一起去参加广西军区为他举办的酒会。
他说酒会本来早就要办,为了等我才推到现在。他的意思是酒会上那些军区领导肯定要向他敬酒,他本来喝得就很少,那时医生也不让他喝,我去了就可以帮他挡酒。我能喝酒耀邦叔叔是知道的,还送过我很多好酒。在车上他对我说,你不仅是棋圣,还是酒仙,你今天一定能挡住他们。我果然不负耀邦叔叔的“重托”,顶住了那些司令政委们的“轮番轰炸”,没有倒下,无愧于“酒仙”的称号。
那段时间耀邦叔叔很少说话,我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但我看得出来,他的情绪不太好。我总想找点什么事让他开心一下,非常巧,我在报上看到姜昆来南宁演出的消息,我就找到他,跟他说,姜昆,你不是个笑星吗?今天你把你毕生的本事都拿出来,把耀邦的情绪提高起来。姜昆真不错,把耀邦叔叔说得哈哈大笑。我觉得姜昆台下说的笑话比台上说的相声更有意思。
在离开南宁前,耀邦叔叔和我郑重其事地谈了一次话。他说,我们两个是忘年之交,关系很不错,你现在是越来越忙了,我呢,今后可能会不帮什么工作,越来越闲了。今年你不要再花很多时间来陪我了。
他讲这话时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我对耀邦叔叔好并不是因为他是中央首长,其实我和他的来往在他不当总书记时比当总书记时多得多。他当总书记时我只有两次到北戴河和他一起度假,而他不当总书记后我跟他去了很多次,时间也长得多。谁知这次谈话竟成了我们的诀别,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至今想起来仍令人感慨不已。这又使我们想起和耀邦叔叔交往的另外几件事来。
1985年,在范曾的介绍下,我加入了民盟。当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这才知道我不是党员。他马上打电话把我叫了去,一见面就问我,你怎么不入党而入民盟呢?我说我写过入党申请书,可没人理我,而民盟对我非常热情主动。胡耀邦没再说什么。回去后,我很快就入了党。按照党章的规定,加入民盟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共产党。
有一年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了一个文件,把运动员的伙食标准分为一、二、三级,我们围棋队被降到最低一级。在他们看来下围棋体力消耗最小,其实他们不懂。上海科研所做过调查,一场围棋比赛一般需要七八个小时,所消耗的能量比足球大得多,所以围棋运动员要吃得很好才行。他们那个标准不知根据什么制定的。
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记者问我,你最讨厌的人是谁?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最讨厌的是那些不懂装懂瞎指挥的领导。记者又问你能举个例子吗?我说可以,就把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的那个文件说了。我为什么敢那么说呢?因为我问过胡耀邦,他说乱弹琴!谁降你们的伙食标准,就先降他们的。
后经我们的抵制,伙食标准才没有降下来。
还有一件事使我对胡耀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被称为中国足球史上最惨痛的“五一九”那天,正是个星期日,下午3点我去人民大会堂和邓小平打桥牌,同时参加的还有胡耀邦、万里、王大明、王汉斌、丁关根等人。我和胡耀邦搭档,在发牌过程中,胡耀邦忽然很随便地问我,你对今天晚上的足球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比香港水平高得多,而且是打平就可以出线,我估计最少赢两个球。
胡耀邦一听警觉起来,又追问了我一句,有你这样想法的人在体委有多少?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估计所有的体委负责同志都是这种想法。胡耀邦连声说,不行,这样不行!他放下牌,把秘书叫来,让他马上给当时的体委负责人打电话,说这场球不见得肯定能赢,要做好输球的准备,特别要防止群众闹事,并要他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秘书全都用笔记了下来。
我当时就在旁边,耳闻目睹,心里却很不以为然。我想你不是总讲实事求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吗?
你今天可就有点外行了,这球还能输吗?!你怎么能让人做这种准备?!当然我没敢说出来。
晚饭后,胡耀邦提议不打了,回去看球。大家也都很关心这场球,特别是邓老爷子也是个足球迷,于是就散了。
回到围棋队,我就打开电视机,等裁判结束的哨音一响,我马上想到胡耀邦是高,在全国大多数人的脑袋都在发热时,他却保持着高度的冷静。当时我还没想到真的会闹事,可事实证明当天晚上就有群众上街闹事,还放火烧了汽车。
事后胡耀邦跟我说,他的秘书打电话告诉体委负责人后,他马上让秘书给几位副主任打了电话,传达了总书记的指示,只是不知为什么,并没有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结果事件发生后,由于事先安排的警力不够,搞得非常被动。
这件事使我对胡耀邦更加敬佩了,他不仅预测到在那种过热的情况下有可能输球,而且看到由于当时物价上涨等原因,社会产生了不安定因素,很有可能会有人借着输球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果然这些被他不幸言中。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有着超越一般人的思维和胆识。
“五一九”之后,曾雪麟讲过,他当时心理压力非常大,打平了都无法答谢国人,非得大胜不可,还要打得好看才行。我想,如果当时国家体委能够把胡耀邦的指示及时传达给教练组,传达给曾雪麟(从时间上讲是完全可以的,胡耀邦是下午讲的),给他们卸下包袱,那么比赛的结果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由于我经常和胡耀邦接触,胡耀邦对国家体委的好多指示是由我转达过去的。另外有人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也来找我,必要时我也如实转达。我起的作用不过如此。可是有位记者在《兵败汉城》一文中说,一个围棋国手和中央领导人打桥牌时说了什么,结果把女篮主教练给弄了下来。文章没有直接点名,但显然指的是我。这是不属实的。
胡耀邦多次批评过国家女篮,说女篮基本功不行,教练有问题,要多练基本功。说了很多次后没有效果,特别是输给韩国好几十分后,耀邦说要换教练,但没说要撤职。这话确实是我转达给体委的,总书记托我,我不能不转达,并不是我和胡耀邦说了什么“坏话”,致使胡耀邦做出这个指示的。
我是一有机会就尽量沟通中央领导和运动员的关系。我曾带华以刚和邓小平打桥牌,并让他替我向老爷子敬酒。我也向邓小平推荐刘小光,所以邓小平专门请他吃饭。
还有一次我去西安参加被授予体育十佳的活动,第二天中午,我和郎平、韩健坐一架班机返京。因为事先已经和胡耀邦约好去他那里打牌,他们就派了一辆车来接我,正好也把郎平和韩健拉上。既然一起到了中南海,他们也希望能见见中央领导。我就和胡耀邦联系,说他们也是最佳运动员,为国争过光,能不能接见一下。当时万里也在,他们愉快地接见了郎平和韩健,还表扬了他们一番。
1988年8月,胡耀邦在烟台休养。我利用比赛的间隙,前后两次到烟台陪他,一共住了两个多星期。此时胡耀邦的身体不是特别好,已明显地开始走下坡路。这么热的天,他却说他有点怕凉,所以空调总是开得很小。即使这样,我还是经常问他,耀邦叔叔,空调行不行?就怕空调太凉吹着他受不了。其实我特别怕热,和我一起来的杨勇的夫人林彬阿姨更怕热,可是为了照顾耀邦的身体,只要他一来,我们马上就把空调关小。
吃饭时,我和耀邦叔叔坐对面,林彬阿姨和李昭阿姨坐对面,因为空调得得小,感觉热得不得了,但也只能忍着。这时我发现耀邦叔叔吃饭吃得特别快,而且吃完就走,也不多聊。过去他可不是这样,他喜欢在吃饭时说说话,从不提前离座。他一走,我们马上就把空调加大。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敢问。终于有一天他说:“我先走了,你们就可以开空调了。”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他经常替别人着想。
在正常的情况下,耀邦叔叔也是不乏幽默的。记得有一次喝酒,他就给我讲过一个笑话,他说苏联人很喜欢喝酒,特别是喝伏特加,一到晚上醉汉很多,所以政府派了很多警察维护治安。这天有个醉汉在街上走,看见前面有个警察过来,就说:“警察同志,我……没有喝醉,不信看我……从你们两个人中间走过去?”其实只有一个警察,他喝醉了,把警察看成重影了。那个警察回答:“可以,但是你要一个一个地过来。”……耀邦叔叔一边说,一边模仿,把我们说得哈哈大笑。
在和耀邦叔叔的长期接触中,我深深地感到他就是那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我对他的人格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去世后,有一部分骨灰埋在江西的共青城。我每次去江西,都要到他的墓地去看看,给他送个花圈,以寄托我对他不尽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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