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勉生前访谈：围棋一生情缘 曾代表台湾参加全运会

　　我的经历我出生在台湾台北，是台湾“林本源”族人，我一岁就随父母到上海，7岁时因北伐，上海居住欠安就回台湾去，一年后上海安定了又回到上海。13岁时父亲因在台湾有事要处理，又随父母亲回台湾。当时父亲打算在台湾逗留一个时期，办完事后就再到上海。

　　父亲是一个围棋爱好者，他想利用在台逗留时间让我们兄弟几个学习围棋，于是就请了一个日本棋院四段围棋手桥本国三郎教我们兄弟三人学围棋，他当时也是在台湾水平最高的围棋手，我对围棋很有兴趣，所以是三兄弟中进步最快的。

　　1937年双亲相继去世，暂时逗留变成叶落归根。我们兄弟数人来到上海，因在台时间荒废多年，来到上海想进学校读书，努力地补课。但我因用功过度，患上肺病，在家静养三年。我就利用了这个时期研究围棋。

　　当时上海周边已沦陷，所以上海是一个孤岛，太多的围棋高手都到内地去避难。上海只剩下顾水如和魏海鸿两人，我和他们对局并不多，每月大约三四次。抗战胜利后，内地棋手纷纷来沪，其中我经人介绍后认识过旭初、过惕生两兄弟，我和他们对局很多，交往甚密，他们是我家的常客。他们两兄弟是徽州人，所以就住在徽林小学，那里辟有两间围棋活动室。刘棣怀、顾水如等高手也常到那里去。当时继徽林小学后，围棋活动地方有品芳茶楼和襄阳公园。1957年体育宫将黄陂北路304号辟为围棋活动室，以代替品芳茶楼。上海棋社成立后就由棋社接管。后来改为围棋学校，培养少年棋手。

　　解放后过氏弟兄去北京，王幼宸由北京来上海，汪振雄由广西去北京，再来上海。老棋手们国家安排他们在文史馆，上海棋社成立后再转到棋社。

　　1954年有一天，我在襄阳公园遇到顾水如，他叫我和在他旁边一个8岁小孩下一盘授六子指导棋，这个小孩就是陈祖德。下图是1956年2月28日我和10岁的陈祖德以及众位前辈们在照相馆拍的，拍这张照片这是因为《人民中国》要写一篇关于我国围棋情况的文章。

　　当时在上海，下棋不是正当职业，小孩如果喜欢下围棋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然而陈毅等领导同志喜欢下围棋，积极支持围棋事业，加之围棋前辈们的努力，所以围棋开始被国人接受和重视，直到1957年棋类归体委管理，列入全国比赛项目之一。

　　当时棋类比赛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届全国围棋比赛的两个阶段都在上海举行，顾水如担任裁判长，我担任编排组长。1958年，全国围棋比赛的第一阶段在扬州，第二阶段在广州，顾水如、汪振雄和我担任裁判的工作，刘棣怀及王幼宸是代表上海的运动员；1959年的全运会，刘棣怀是代表上海的运动员，我和王幼宸担任裁判。1960年的全国比赛在北京，上海可以有老的及少的棋手多人参加，其中汪振雄突然病故，我放下月刊工作代他去比赛；1962年的比赛在合肥举行，我随队去采访并为月刊组稿，自此以后由于月刊工作繁忙和“文化大革命”原因没有再去参加，后来国家体委规定所有不参加奥运会项目的经费全部停止发放。因此各地体育部门培养运动员的经费，全部停止发放。各地体育部门培养的运动员全部分配到学校去读书，全国围棋比赛也就没有了。

　　现在有“围甲”、“围乙”两项比赛代替各省市围棋队，基本都由当地的企业赞助，有些省市的棋队甚至邀请韩国棋手参加。争夺相当激烈，棋局内容也相当精彩。

　　编辑围棋书籍和刊物及整理古谱1954年为了普及围棋，《新民晚报》邀请刘棣怀和我编写围棋入门专题，在报上登了三十篇，后来上海文化出版社约我们写一本围棋入门书，我把报上的材料再增加围棋入门知识，写成一本《怎样下围棋》，继此书之后出版社又约我再写些关于围棋由浅入深的书。当时汪振雄就住我家，王幼宸经常和我们下棋，我就邀请他们一起写，之后再写了几本《围棋定式基本知识》、《围棋布局初步》、《围棋中盘战术》，历经数年才完成了最后一本《围棋官子知识》，此书尚未脱稿汪振雄已去世，我把它全部完成后交给出版社。当时我还参加了文化出版社的《1959年围棋对局选》、以及体育出版社的《全国围棋比赛对局选》的评注工作。

　　1960年，青年宫招集一些不会下围棋的青年要我去教他们下围棋，我一面教一面编写切合实际的教材。《新民晚报》便把这些教材分二十篇刊登在报上。当时棋社也需要写一本教材印刷后分到各区体委围棋训练班，我就把原有的教材增加内容成为一本书。后来1963年上海教育出版社把它作为青少年体育小丛书出版。到1966年已是第五次印刷。月刊复刊后我和月刊的同仁也写过一本类似的书籍由体育出版社出版。

　　此外，我国宋元明清遗留下来很多古谱，我很喜欢收集。整理古谱是一项巨大的工作，我曾整理过《忘忧清乐集》、《玄玄棋经》、《过百龄四子谱》等，大多只是校正印刷中的错误，内容有待进一步研究。

　　《围棋月刊》是当时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元帅指示创办的，同时他和日方商定每年开设两国棋手交流一次，后来改为中日围棋擂台赛。《月刊》的筹备工作由当时市委副市长兼体委主任宋季文亲自抓的。1959年下半年由顾水如，汪振雄，曹筠石等做筹备工作。到了年底市里批下来可发行，便由市体委主办，上海文化出版社发行，稿件发到出版社，然而出版社却不接受并退回。而我因为曾替出版社写过围棋书，对出版围棋书的过程有些经验，便邀我去参加编辑工作，他们几位年龄都比我大，很多都到了退休年龄。大量的编辑及出版工作由我担任，然而当时出版技术有限，每盘棋谱都手工绘制，每个棋子是贴上去，相当费时。所以发稿周期很慢，并且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物质十分匮乏，纸张不够用，只能压缩刊物的篇幅和印数。月刊创刊时印数5000份，篇幅64页，后来改为48页，发刊二三千份。每月亏损三四百元由市体委补贴。

　　后来得出版公司的帮助，制作了一套铜模，(在电脑排版出现之前，上海及四川的出版社出版棋书都采用了这套铜模)，使得棋谱可以和文字一起排版，这样可缩短发稿的周期。“三年自然灾害”过去，情况逐渐好转，月刊的订户也逐渐增加。到了1966年印数已达一万份以上，篇幅也恢复到原来64页，那时月刊已有些盈余，但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月刊被迫停刊，上海棋社被解散。我和其他的职员一起下放到工厂劳动。文革期间，平时无法下棋，我们几个人在公园里坐下刚摆上棋盘准备下棋，广播里就开始播放“下棋是四旧”等言论，大家只得赶紧散了。只有一些学生在厂休日来到我家里，大家就一起偷偷地下棋。

　　“文革”结束后，在多位领导的努力下，停刊12年之久的《围棋》月刊于1978年7月重新面世，月刊的主办单位仍为上海市体委。年轻的编辑由复员的运动员担任，我传授给他们担任围棋月刊编辑的工作方法。我自己担任一部分编辑工作。复刊后订户逐年增加，由于中日围棋擂台赛中中方获得好成绩，引发围棋界的“围棋热”，最高印数超过二十万份。1982年，我年龄已超过六十岁，按规定要办理退休手续。退休之后我继续工作十年到1992年脱离月刊工作，同时去美探亲。

　　月刊创刊不久后便成立了上海棋社，其中分编辑室和研究室，研究室人员是将来准备出去比赛的，其中老的如刘棣怀，王幼宸等是研究员，少的是陈祖德、吴淞笙等，后来他们去了国家围棋队，新的人员由青少体校学生补上，“文化大革命”时他们和我一样也下放到工厂劳动。月刊复刊后因棋社恢复运转，他们有的后来当了教练，有的当了编辑，月刊复刊后北京才成立了中国棋院，上海棋社也改名为上海棋院。

　　1957年起，我参加全国围棋比赛的裁判工作，并担任第一届全运会围棋裁判员。并且之后担任历届上海市围棋比赛裁判长职务，直到我退休。

　　参加第三、四届全国运动会解放后我曾参加过台盟举办的政治学习会，我是第五小组成员。后因种种原因学习会停止了，直到1957年各民主党派开始纷纷招募成员，我参加了包括民进在内的一些学习小组，由于我是台湾省籍人士，最后我加入了台盟。

　　1975年，组织上要我代表台湾省参加第三届全国运动会，整个台湾队大概有300名运动员，住在友谊宾馆。此外还有来自日本、巴西和瑞士的海外选手。由于毛主席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台湾回归，工作人员特别叮嘱台湾队：“希望你们在入场时的队伍整齐一致，因为毛主席和周总理会在电视里特别关心台湾队的”。于是当时的台湾队几乎不进行围棋训练，唯一的训练内容就是每天跑步和走队伍，我那时已经50多岁了，也只能跟着一起练队形。运动会开幕时，台湾队是所有队伍中最整齐一致的。

　　当时周总理已经生病了，来接见我们的是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指示：希望能够看到台湾回归，现在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太小了，将来回归后把西大厅改为台湾厅。

　　由于大部分台湾队选手都是业余的，加之没有专业训练过，所以第三届全运会台湾队的成绩比较差，并且当时还处在文革时期，大家在言行上都非常谨慎小心。

　　1979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个全运会--第四届全国运动会，我依然代表台湾省参加，当时是邓颖超接见了台湾队。由于“文革”结束，所以免去了很多形式主义的事情，更注重专业研究和学习。

　　当时我已经年近六旬，在赢了王汝南八段后，接着与徐荣新对阵，眼看胜利在握，拿下了这局棋，便可跻身前六名了。但最后竟然犯了一个“低级”错误，被徐荣新死棋复活，痛失好局。由于当时我也将近60岁了，体力不支，此局下好后，我已瘫坐在椅子上，很久才缓过神来。

　　结语我自幼就对围棋有着特别的感情，围棋在带给我快乐的同时，还带来了一段姻缘：有一次我正和刘棣怀在品芳茶楼下棋，来了一个父亲带着一个11岁的小孩，想拜刘学下围棋，刘没心思收徒弟，就用手指了指我，暗示让父亲来找我。由于当时这个小孩的基础太差，我也非常的犹豫，而小孩父亲是福建莆田人，说着闽南话，听到乡音后，我感到非常亲切，于是收了这个徒弟。这个小孩就是吴淞笙，后来成为了围棋九段，我感觉他虽然基础比较差，但是有围棋天份，这是非常难得的。

　　在收了这个徒弟后，我经常会去他家里教他下棋，于是便认识了他的阿姨，后来成为了我的太太。

　　1959年，我曾担任市体育宫办的围棋训练班教练，当时的学员现在尚健在的都已年逾古稀，1960年体育俱乐部的围棋训练班，也邀请我去当教练，大多数的学生是从凤阳路小学招来的，学生中有一个叫华以刚，进步比较快，我把他提出来重点培养，后来他到国家围棋队升八段，也是第三任中国棋院院长。(第一任是陈祖德、第二任是王汝南)。此外，上海出去的有成就的棋手男的如钱宇平，曹大元，常昊等，女的如芮乃伟、相先平等他(她)们少时我都教过。

　　今年我89岁了，经历了围棋在中国解放前和解放后，甚至文革时期的命运坎坷，有低迷、有高潮、有失败、更有掌声。如今我也经常关心很多国际上的比赛，韩国和日本的实力非常厉害，虎视眈眈，陈毅老总曾感叹过“国运盛，棋运盛”，现在我国围棋已赶超日本，我非常希望围棋这个中国人的发明可以长盛不衰。(陶寅琰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