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跳河的那些事……
又到了世界杯年，四年的轮回。
在国际足联的网站上再次连蒙带猜的报完名，并且等到通过绿灯后，又开始翻看那些赛事，预约比赛的媒体票和混合采访区或者新闻发布会副证。
一切都显得即熟悉又陌生。
熟悉的是，这些似曾相识，我都做过不止一遍；陌生的是，我四年前的密码和国际足联ID什么的又忘了，又要写信索取，因为上一次去的时候，我都没想到过四年还能去，所以对他们予以保留，但是四年后，我又不得不翻起这些记忆。
多亲密算亲密？
倒计时50天，编辑让我写一篇《我和世界杯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多亲密算是亲密？看世界杯么？82年还是小学二年级的我，和表哥一起偷着把姥爷房间里的12寸黑白牡丹电视搬到自己的房间，锁好门，观看的中国足球队亚洲预选赛。忘记那是哪场比赛了，是踢沙特还是踢谁，只记得姥爷把门擂得山响，怒鸣着，让表哥把电视搬出来还他。当时的电视都不是有线，也没有盒子。都要不断地摇晃两个抽出来的鞭状接收天线，然后转着微调旋钮，找一个清晰的画面。电视屏幕上的雪花斑和干扰线让人根本看不清球，就听见电视解说清脆的声音在叫着一个一个运动员的名字，其实和听广播差不了多少。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接触正规的足球比赛吧……
重新审了下题，觉得我这段可能是跑题了，编辑说的是——《我和世界杯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大概98年世界杯不能算，那时候我还是个实习记者/编辑，就是在家看着电视写了一两篇评论稿而已。所以，我的第一次世界杯接触，应该算是2002吧。
记者在现场能干点啥
2002年韩日世界杯，是我的第一次出国采访。当时我效力于中国青年报下属报刊新闻发展中心的《青年体育 北京足球》，是一名编辑/记者。编辑工作是主要的，当记者是次要的。当时我是跟随董路董哥一起从《中国合作新报 北京足球》被中国体育新闻圈的老前辈毕熙东毕大爷收编过来的。外采的工作主要是董路在做，我的工作则是在家做编辑。给杨晨、谢晖、范志毅打打电话，写写海外球员或者跟跟甲B球队。
2002年韩日世界杯，中国队出线后，我被报社派遣，和董路一起成为了前方的外派采访记者。不同的是，董路有证件，工作是去韩国跟随中国队。那才是真正的采访吧。他每天都要写近万字。而我没有证件，工作是去日本，在那边一个比赛场地一个比赛场地地去感受球迷的热情，看看当地发生的事情，写点现场观感和随笔。
作为一个文字记者，其实世界杯或者奥运会这种大赛，你很难跟出什么绝对大新闻。相信我，如果你采访的不是自己国家队的球队，只是一个观客的话。在这种大赛上，电视台吃的是第一口热乎的、本国媒体吃的是深度的、到你这里都是残羹剩饭了。
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是北京《XX晚报》的一员，当时在德国汉诺威住了36天，同团一起去的中国某网站记者的工作就是拿着个“妲己”，到处去找集训队和球员合影，然后问一两个问题，随后回来看外电结合自己问的“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写专访。
在德国波茨坦一个世界杯下来，32强的球队他们和26强的主力都有过合影，也算是个奇迹了。上届世界杯，我在日本国家队在伊图的基地足足蹲了20来天。在日本记者怪异的眼神里，才稍微感受到了那基地里输球带来的压抑，以及日本球员们面对200名记者的强颜振作。如果像个空中飞人一样，在小组赛去飞5-6个城市，每次都是去跟不同的球队，学着人家本国记者去基地或者混合采访区，找熟悉的英超意甲大牌问莫名其妙的问题，我觉得很难超越电视台所能给人带来的内容。
在世界杯的工作现场，我被当作日本记者、韩国记者问过很多问题，然后人家才会惊异地加上一句，啊……你是中国来的。世界杯的现场，这样大的一个派对现场，中国记者就像是看着别人都带着漂亮舞伴的40岁废柴老处男。那种嫉妒心、莫名啊。中国队啊，我的舞伴，你……
怀念同行的老同志
2002年的世界杯，我还很青涩。那时候我其实刚从日本留学回到国内6年，重新上了新闻专业，然后就当了记者编辑，所以我算是中国足球记者里不多的会日语的了。到了日本，第一件事过海关。现场看到一位国内来的某地方省级大报同行被日本海关拦了下来，他行李里有很多方便面。帮他解释了一通，说是中国记者，来采访世界杯的，日本海关的老头带着莫名其妙的眼神放行了。
下来告诉这位老同志，日本的方便面很多种类，也很好吃，没必要带的，这和后来的德国、南非、巴西不一样。那旮瘩不带方便面和榨菜，每周吃点打一次牙祭，真的活不下去。据说我们这次新浪在莫斯科的前方会自己带厨师开食堂，真是进步甚多。
到了在东京上野的驻地，每个人都有单间，条件还不错。老同志也是一个驻地，都在中国某商社在日本开的办事处住。本来以为这老同志带这么多方便面，是单位穷，为了省钱，后来陪他去逛了一次商店，惊掉了下巴。看着他点着180万日元的手表，想都没想就带手上了，要知道那可是2002年，10万的手表，真敢买。
后来才知道，这老同志在报社是当领导的，要退休了，这次是最后借机会出来一次逛逛日本。每天没什么稿写，就是抄抄新华社电，稍微改改。其实他们这种大报也不需要自己写，用新华社的最保险了。当然，后来世界杯上，这种老同志就少了。地方报纸越来越缺钱，记者都派的少了。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那一届韩日世界杯，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放在了北海道，我被同行的北京两家报纸记者攒拨着去了一次札幌。主要是我会日语，他们非要我帮着一起去。同去的一个男记者，瘦高瘦高的，当时已经是北京某报的体育部头了。可惜，现在他已经不做这行，回了湖南老家，在某山青水绿的地方自己弄了个农业合作社，和美丽瘦高、文笔又很好的老婆都放弃了码字生涯，去卖蜂蜜养娃了。
另外俩一起去的女记者，现在也不干我们记者这行了。只记得她们当时用俩笔名在世界杯期间写作，一个叫做生鱼片子、还有一个叫做寿司卷子，挺好玩的。其实我们都是没证记者，都是去写球迷和现场的风土人情。只是她们俩写的是纯风土人情，我是专业体育报纸，还要看看日本媒体反应啥的。
在世界杯的现场，你总是能够第一时间通过各种球衣认出他们的球迷的。比如白色球衣带狮子标的英格兰球迷、球衣上有红黑黄色国旗色的德国球迷、还有红白格子球衣的克罗地亚球迷；以及骑着假驴带着宽边大沿——绿帽子的球迷，这是哪国的我不说，你猜猜……
从东京飞抵北海道新千岁机场，下手扶滑梯的时候，看到我前面有个身穿阿根廷球衣的球迷，正在下滑梯。我也是年轻，突然就不由自主地哼出了“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的旋律。那小伙子听到了，对我猛一回头，我吓了一跳，心想，这个时候哼这个调调，真是不合时宜，不会挨打吧。结果他冲我一笑，Football Friends、Music Friends。在札幌巨蛋，贝克汉姆用一个点球击败了阿根廷，为98年的法国世界杯上的那一张红牌复仇。那天晚上，札幌下了小雨，我写完稿子，在12点和同去的一男两女走上街头，找点吃的。
贝克汉姆的那个点球我们的下榻地就在札幌最繁华的铃野街附近。走上凌晨的铃野街，冒着小雨，就看到英格兰的球迷三个一组、五个一群人手一罐500毫升的麒麟生啤，喝得醉醺醺地，不断唱歌。整个铃野街上充满了啤酒的浓臭味，雨水都淋不清这酒雾。一名身穿阿根廷球衣的球迷拿着从7-11便利店买的一个盒饭低着头走回酒店，每当他走过英格兰球迷身边的时候，都会被英格兰球迷大声唱歌，夸张地做手势，然后F**K几声。但是阿根廷球迷毫不理睬他们的挑衅，就这样在湿漉漉的街道和耀眼街灯的掩映下走进黑暗里。他的面无表情和对身边英格兰球迷的视而不见，似乎更衬托着一个输球了的国家队球迷，那种心里的波澜。回到酒店，我写下了随笔——《铃野街的啤酒雾》。第二天早晨，很早就朦朦胧胧地被同行们叫起来，返回东京。财大气粗的同行叫了出租车去机场，好像是花了2-3万日元吧，真有钱，我当时的报社可没这经费。
印象里，我们好像是走过一条贯穿田野的公路，两侧长了很高的茅草，在雨后晴朗的早晨，云斑驳地点缀在有点蒙蒙亮的天上，微风吹动着两侧的茅草，催眠一样地摇曳着。没睡够的我，迷迷糊糊地靠在车窗上，好像这段路永远走不完。后来《非诚勿扰》上映后，我一直怀疑那条笑笑和秦奋开车走过的公路，就是我当年走过的那一条。但是我已经不记得了。那一年，我还年轻，还不懂得欣赏路边的风景。而且，我很困。
大阪戎桥跳河的人
以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只是在东京周边，因为很穷，很少去其他地方。2002年世界杯，我借机倒是去了大阪。在那届世界杯上，大阪最有名的球迷景观，要数道顿崛戎桥的跳河了。道顿崛是大阪的商业街，这里有两座并排的桥，其中一座叫做戎桥。以前大阪阪神虎职业棒球队夺冠后，球迷会从这里跳河表示庆祝。从2002年世界杯开始，只要日本足球队获得好成绩，就会有一些球迷高兴地从戎桥跳下去，周围会有很多人围观、拍照。日本的媒体也会把这里当做非常重要的报道地点。
东京涉谷过街、大阪道顿崛跳河。这是日本关东关西两地年轻球迷庆祝的一个惯常模式。最近一次有球迷从戎桥跳下去，是日本从亚洲区出线，进入俄罗斯世界杯。不过据说2014年巴西世界杯，虽然日本国家队踢得很糟糕，但是还是有球迷赛后去那里跳河，问为什么，说不为什么，就是想跳。看来在这里跳河已经成为时尚了。
2002年的时候，跳河还是个新鲜事物。我们抵达大阪的那一天，日本队已经出线了，没有日本队的比赛。不过晚上戎桥还是聚集了很多的日本球迷，在女生的惊呼和颦笑鼓励下，不断有男生跳下去。旁边警察在用大喇叭喊，“请注意，水不干净，不要跳下去。”话是这么说，但是警察不会拦着，也不会拉什么防护墙，你跳了，桥下面还有警察划船等着，去把你捞上来。在戎桥上，有一张用日语、英语、西班牙语和中文以及韩语写的一行字——危险！请勿跳入河中。
和这告示牌合了张影。去年，我又去了一次戎桥，想在相同的地方再照一张相。结果发现，这块牌子没了。
失败后的雨中感动
2002年世界杯，我还去了仙台。拜见了在仙台市图书馆后院里的鲁迅的碑，以及我国领导人访问日本时，在那里种下的树和梅花。那天是日本和土耳其的淘汰赛，酒店都住满了，实在是没地方住。
我用尽浑身解数，找了半天找到了一个距离球场有7公里左右的情人旅馆。这情人旅馆是3小时4000日元，人家不长租，就是3小时用来噼里啪啦之后，收拾收拾，又等下一对的。我好说歹说，说住一个晚上。谈了半天，看门老头最后答应我们，住一个晚上可以12000日元，在那个时候，这价格简直便宜死了。进去后，是一个人一幢尖顶房，里面是内外隔间，加起来大概有20平米。在日本，这么大的酒店房间简直少见。房间装修得还很不错，外间是个非常大而且深有1米2以上的泡池，自己放水，能容纳3个我这样1米8的大个在里面泡。
里间主要是一张圆形的大床，也没桌子，就是墙上有一面大镜子，天花板上也有一面大镜子。床又舒服又好，床头还有很多遥控装置，似乎是有按摩功能啥的。但是我当时实在是太困，直接进房间，连洗澡都没洗，先躺倒睡了2小时，想着晚上去赛场附近逛逛，看看球迷……
结果2小时后，同去采访的董路在另一幢房子里电话我说，连不上网。2002年，当时还在用拨号上网。日本比较怪，你买了拨号上网后，会得到一个号码和密码，你到了其他地方后，就可以用不同的号码拨号上网。比如你在东京是67885656，到了仙台可能就是87689999，但是上网名和密码都一样，只要插上电脑拨号就行。没想到，我们住的这家情人旅馆是分线，也就是说一个号码进来后，在旅馆内又分了12幢小房子，每个房间都要再转一个号，所以没法直接拨号上网。
最后无奈，只能交了4000日元的2小时睡觉费，离开这舒服的情人旅馆，再次找房子。世界杯期间的房子都是贵死人，这次我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和下格洛夫特球场附近租的公寓房，都是1个人1个晚上1000人民币。在仙台的第二天，又是淅淅沥沥的雨中，日本队0比1负于了土耳其被淘汰了。晚上12点，董路和我写完稿，走出酒店，去找吃的。在仙台的街道上，虽然比赛已经散场三个多小时了，但还是有日本球迷三三两两地聚集在花坛或者便利店的门口，他们身穿蓝色球衣，啪啪啪拍三下手，然后举起来高喊，日本；再拍三下手，再举过头顶，高喊——特鲁西埃。现在这种助威方式，在中超已经常见了，但是那时候对于只会喊加油的中国人来说，还是新鲜的。
董路和我站在旁边看着这些日本球迷，他们虽然输了，但是他们的感动是富足的。找到一家韩国烤肉馆，我们俩坐下吃饭，领桌的是几个身穿红色T恤的人。他们兴高采烈地喝着酒，然后用日语和我们搭着话，把自己的兴奋和我们分享。那几个是在日本的韩国侨民，他们已经不太会说韩语了，但是依旧保留着自己韩国人的身份，身穿象征着韩国球迷的红衣，为韩国队加油。在日本队输球的那天，韩国队2比1击败了意大利，晋级了8强。
距离我的第一届世界杯亲密接触已经过去16年了，我没有写场内的东西，反而让我记得很有趣的是那些场外的故事。
比如2006年世界杯，在威武的柏林奥林匹克球场外，和男人抢临时厕所，在男厕外站岗的女球迷；去杨晨当时所效力的圣保利俱乐部路上，聊起中巴友谊的在德开出租巴基斯坦人……
马拉卡纳2014年世界杯，在伊图小镇，那些日本人的后裔；在乡下不会说英语，过得很清贫、但是家里却有着伊图青年队队旗和球衣，真的把足球当成信仰的巴西农民球迷。
通过足球，我去了很多国家；通过足球，我看到了很多的事情；通过足球，我也领略了很多的风土人情。如果您愿意，可以通过我键盘敲出的文字，来了解一个随着足球的轨迹延伸出去的世界。
这次我去的是俄罗斯……
（周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