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特派记者专访乌克兰女权组织领导人茵娜·舍普琴科

　　费曼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她们青春洋溢，有着自己的诉求。这些乌克兰女孩儿希望自己的国家政治纯洁，她们厌恶漠视女性的人和行为，她们无法接受乌克兰“性产业合法化”……

　　她们的抗议方法多种多样，要么和警察当街对抗，要么穿着极少的衣服以示不满，尤其因喜欢以裸体方式举行抗议而著称。

　　昨天，在乌克兰基辅的费曼总部的会议室里，华西都市报特派记者专访了费曼的领导者、发言人茵娜·舍普琴科，让她讲述了自己和费曼的故事。

　　因为欧洲杯费曼被世界关注

　　在基辅市中心的小街上，有一个狭小的半地下室，坐落着费曼的总部。这个办公室的设立只有2个月的时间，是欧洲杯之前不久建立的。办公室分为外间和内间，里面是一个工作区，有着一张会议桌和一圈椅子，外间是一个犹如健身房一样的训练室。当本报记者抵达的时候，有两个刚刚新加入的女孩正在那儿进行训练。据费曼组织的领导者茵娜·舍普琴科介绍，由于现在费曼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来自全世界的捐款纷至沓来，因此她们才有钱租下这间地下室作为费曼的总部。“在此前的4年时间里，我们一直在不同地方的咖啡馆里进行会面，做活动的安排，一直没有什么总部，直到最近才建立了这么一个地方。实际上，我们的梦想是能够有足够大的地方组建一个训练中心，为那些想要成为费曼成员，想要进行女权抗议的人提供帮助。”

　　萨拉·温特是从巴西来到乌克兰接受训练的，当她端着一盘来自巴西的甜品请记者品尝的时候，茵娜介绍到：“现在，费曼已经不是一个乌克兰的女权组织了，我们已经是全世界性的组织了，有很多的分支机构，比如说在波兰、土耳其、意大利、纽约，最大的一个分支机构在巴黎，有30多人，她们每年也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

　　脱掉衣服用身体进行抗议

　　费曼最初成立就是因为乌克兰社会对于女性的漠视。由于乌克兰色情业的合法化，很多外国人对于乌克兰的印象就是妓女聚集的地方。费曼想要扭转这种印象，所以开始了自己的抗议活动。“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组织都是一些年轻的姑娘们，穿着粉红色的衣服，举着什么粉红色梦幻一般的旗帜，来表达我们的诉求。”茵娜说。

　　但是，这样的行动并未能造成太大的影响力，因此也迫使她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茵娜介绍说：“大概2年前，我们发现之前的那些抗议太小儿科，我们得不到关注和反响，但是同时有人注意到，那些男性对于杂志上裸体的姑娘们有着非常的兴趣，于是我们就想到，为什么不以裸体的方式来寻求大家的关注呢？为什么不能用这样的方法让人们正视我们呢？于是就开始在身体上画上我们的诉求之类的，进行一些抗议。我认为，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海报，让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海报。”

　　经济来源主要是接受捐款

　　“通过费曼的行动，我们得到了一些自己想要的效果。我们并不是政府，我们不能改变法律，但是我们能够改变人们的想法，让大家真正的正视问题。”费曼由于裸体抗议，特别是针对欧洲杯的抗议，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现象，很多人知道了她们，因此时常遭到逮捕，茵娜说：“每次抗议我们都会遭到警察逮捕，甚至有时候会遭到长达1个月的监禁。”

　　目前费曼光是在基辅地区已经有了300多名成员，其中只有40名进行了裸体抗议，而其他人由于家庭和社会方面的原因并不能参与这样的活动，“但是她们仍旧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比如说拍摄照片，帮我们化妆什么的。费曼成员里没有男性成员，但是我们有支持者，比如说现在你在办公室看到的这两位男性，他们免费帮助我们维护网站。”现在的费曼组织有两种经济来源，其中之一就是社会各界的捐款。她们经常都会收到一些匿名的捐款，有的是几十欧元，有的是几百欧元，另外在去年她们还开设了一家网站，专门出售与费曼有关的物品。“我们现在的经济状况比以前好多了。”茵娜说。

　　欧洲杯决赛时“我们不会沉默”

　　实际上，在欧洲杯期间费曼组织的活动并不算多，除了之前巡展时抢夺奖杯和开幕式的一些活动，能够数得出来的就是乌克兰与瑞典队比赛之前的抗议了。“由于欧洲杯，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压力之中。有人随时跟踪我们，给我们拍照片，想要知道我们随时在做什么。最近，想要采取行动是越来越难了，因此在欧洲杯期间我们乌克兰的费曼只进行了两次行动，他们一旦逮捕了我们就给我们戴上手铐推进警车。”茵娜说，实际上，为了乌克兰与瑞典比赛前的这次抗议，“费曼的几名主要成员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在谈到决赛前是否进行抗议时，茵娜的话有所保留：“我们通常不会说这样的话题，因为在我们费曼组织周边有很多密探什么的，隔墙有耳，而且我们更不会告诉记者们，我们到底会进行什么样的行动。但是我可以说，欧洲杯决赛是一个很大舞台，而我们绝对不会保持沉默！”

　　人物

　　茵娜·舍普琴科：

　　“不喜欢别人叫我美女”

　　茵娜是费曼最初5名成员之一，是发言人。这个金发碧眼的姑娘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很多人觉得这样漂亮的姑娘应该去当模特儿，但每次茵娜听到这样的话都很不开心：“听到这一切我并不开心。人们应该知道，我并不是因为长相而选择进行抗议活动，这一切是为了妇女的权益，而不是好玩。”

　　“我大学的专业是新闻学，之前在一个城市的市长办公室进行工作。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关注妇女的权益，有一天我参加了一场正常的抗议活动——没有裸体，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第二天，我来到了办公室，突然我的上司通知我：‘茵娜，你被解雇了。’这让我目瞪口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来，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张我参加抗议活动的照片，就因为这个我丢了工作。自此之后，我成为了一个百分之百的女权主义者。”她这样告诉记者，实际上因为费曼，她失去的不仅是工作，还有很多朋友。

　　实际上朋友的不理解尚可忍受，但是家人的不赞同才是最大的压力：“一开始，我的家人对于我的事业很不理解，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选择。我的妈妈每次一看到我就哭，自从我成为了女权主义者之后，她就再也不跟我说话了。我的爸爸每次跟我交谈都很焦虑。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2年，他们才慢慢理解了我的行为，我的生活，我的追求，现在的她们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

　　随着费曼组织的扩大，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来，茵娜的生命甚至也因此受到威胁。多年的抗争经历让茵娜懂得了，只有通过媒体才能保护自己，同时，她们也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报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