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体育讯　来到阿布扎比的巴塞罗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他们有机会在一年之中一举囊括6项冠军。克鲁伊夫在最新的专栏中写道，他们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特别是俱乐部缺乏的正是世界俱乐部赛事的最高头衔。

　　巴塞罗那的老将们应该让年轻球员意识到，获取世界俱乐部杯赛的冠军是他们面对的独一无二的机会。既然是机会，那就应该抓住它。如果瓜迪奥拉的球队能够一举拿下6项赛事的冠军，那这样的荣誉将会伴随他们的一生。无论这支球队未来将会如何，倘若他们在阿布扎比取得成功，那他们就将书写属于自己的历史——关于巴萨的历史和关于足球的历史。

　　来到阿布扎比，巴塞罗那的球员首先应该想到的问题是：他们能有多少次机会参加这样的赛事？答案是：非常少。那进入历史的机会呢？那就更少了。就像我本人，虽然我踢了20年的球，随后又从事教练工作10年之久，但我只参加过两次洲际杯——即世界俱乐部杯赛的前身。也就是说，在30年的时间里，我就只参加过两次这样的比赛，一次是作为球员参加比赛，另一次是作为教练带领球队参加比赛。前一次我获得了冠军，后一次则失利了。另外还有两次我是失去了参加比赛的机会，那时候我还是一名球员。对于欧洲俱乐部来说，洲际杯从来就不是一项容易的赛事。出于比赛日程和经济方面的考虑，我所在的阿贾克斯俱乐部放弃了参加1971年和1973年洲际杯的机会。幸运的是，我参加了1972的那届比赛，对手是阿根廷的独立队。

　　如今这项赛事的日程和形式与当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候，我们是在9月份参加比赛的，而且比赛要分两个回合进行。我在第一回合比赛里(1：1)打进了一个球，第二回合我们以3：0大胜。20年之后，也就是1992年，洲际杯变成了丰田杯，比赛也变成一场定胜负，地点放在了日本东京，而且时间是12月份。由于那个时间赛程太密集，我们与其是去参加比赛，不如说是去出席比赛，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到了东京之后感觉很不好，时差也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我们先进了球(斯托伊奇科夫)，但圣保罗队最终战胜了我们。那时候的巴西人以及现在的墨西哥人或者阿根廷人都是很早就到达比赛当地，这都是因为他们的日程允许他们这么做。

　　当时的那场丰田杯完全是被“塞”进我们的比赛日程里的。在这种情况下，飞往日本的行程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回程。在出发之前，我们就没有被允许推迟在卡迪斯的联赛。回来的时候，我记得每一名西班牙国脚都有两个行李包。其中一个包装着巴塞罗那的球衣，另一个包装着国家队的球衣，因为在4天之后，他们就将代表西班牙队参加国际比赛。

　　日本和西班牙的时差是8个小时，而阿布扎比只有3个小时。从这个角度上说，巴塞罗那已经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和往常一样，巴萨还是比他们的对手更晚到达目的地。虽然所有的人都预言决赛将会在巴塞罗那和大学生队之间进行，但巴萨要想进入决赛就必须先过墨西哥的亚特兰特这一关。亚特兰特到达阿布扎比的时间比巴塞罗那早，而且他们已经踢过一场比赛，所以不容小视。

　　如果最终的决赛的确是如人们所料，那上周六巴塞罗那与西班牙人之间的德比战就是一次很好的演练，因为，大学生队也会像西班牙人队那样，竭尽全力投入比赛。面对这样的对手，巴塞罗那就得采取与此前不同的方式，他们应该提高传接球的速度。如果巴萨快速、精确地传递球，那就会为自己创造出时间和空间的优势；反之，如果他们传递球的速度不够快，也不够精确，那就会给对手可趁之机。

　　如果传接球的时候既没有速度，也没有精确度，那无论对手有多弱，巴萨都会陷入困境。因此，我希望巴塞罗那能够用简单的方式去踢球。当然了，除了进球以外，用简单的方式踢球是足球当中最困难的一件事了。

　　在所有的比赛之前，我都不去看主裁判是谁。我对裁判的唯一期望就是他们按规则执法，也就是说要利用规则去判罚，并预判球场上可能出现的情况。我想，作为世界俱乐部杯赛的组织者，国际足联也不会想看到像梅西这样的大明星缺席这项赛事吧。诚然，梅西受伤的责任不全在对方的球员，他在落地的时候运气不太好，扭伤了自己的脚踝。但是，他之所以腾空落地，那是因为对手对他做出了凶狠铲断。那已经是巴塞罗那与基辅迪纳摩的比赛中主裁判放任对方对梅西做出的第N次凶狠铲抢了。

　　很多时候，球员们做出凶狠动作的可能性是与主裁判的执法尺度直接相关的。在基辅，最有可能成为受害者的球员就是梅西。如果对方球员的动作还不足以将他罚下，那主裁判至少也要做出相应的表示，为此后的比赛立下一个标杆。在这方面，主裁判应该灵活一些，也要有足够的预见性。第一次他就应该口头警告，第二次就得出示黄牌了。(KKGonzale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