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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联-档案

　　作者：凯利

　　还在特种部队担任兼职球队教练时，我就曾写信给曼联的鲍比.查尔顿，希望他来为我们的球队颁奖，查尔顿满足了我们的愿望。不久，我再次发出了邀请函，这次不仅是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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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连俱乐部主席爱德华兹和弗格森也来了。

　　颁奖很成功，唯一的不和谐音符是：爱德华兹被发现跟随一个士兵的夫人进了女厕所。这个名叫安迪的士兵差点把爱德华兹的脑袋揪下来，然后往他头颈上的大洞撒尿。还好我尽全力劝阻了安迪，并把罪过归咎于爱德华兹喝多了酒。我表示这只是个误会，这也是我的第一反应，但很久之后我才了解：这绝非是一个孤立事件，爱德华兹的问题很大。

　　主席的偷窥

　　1995-96赛季的足总杯决赛前，票务官拉姆斯登在百忙中对我说：“还有一件事情，奈德，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情，我必须和你商量。在赛后的派对上，请尽量盯着爱德华兹一点，他对女厕所的拜访越来越频繁了。”

　　我努力克制住想要笑的欲望。我和拉姆斯登都知道，一旦媒体发现爱德华兹在女厕所内被抓住，那将会是一条超级大新闻。我安慰这个感到忧虑的董事说：“没问题，我会保证他进的始终都是男厕所。”

　　我和拉姆斯登的会议就此结束。回顾这段往事，我认为有一点是难以置信的：在一场即将让曼联成就双冠王伟业的比赛前夜，我们却不得不腾出精力来应付主席先生的怪癖。从在特种部队时开始，我就注意到了爱德华兹的这个毛病。这已经成了球员和球场管理人员的长期笑料，但这无疑是令人尴尬的。

　　几个月后，俱乐部商业经理丹尼.麦格雷戈又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告诉我一个女雇员在老特拉福德上厕所时被人尾随，而且她认出此人就是爱德华兹。丹尼安慰我说，他相信这位女士不会去报警，但他实在想不出办法来避免这种不可忍受的情况。

　　我安慰他会就此事和董事们讨论。我来到俱乐部律师沃特金斯的办公室，告诉了他一切。在我复述了丹尼的故事和自己从曼彻斯特地区不同的酒店和夜总会听到的类似传闻后，沃特金斯显然蔫了下来。

　　很显然，这并非是偶然的犯错，而是一种长期的严重问题。从法律、商业和道德角度来说，这对俱乐部和其他董事都会带来深远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这与曼联的俱乐部形象非常不吻合，而这种家庭俱乐部的形象本来是我们竭力保护的。

　　爱德华兹是在1970年加入曼联董事会的，这要感谢他的父亲路易斯。路易斯是在巴斯比爵士的鼓励下投资曼联俱乐部的，他在1980年去世后，爱德华兹接任主席。如同上面所说，他的偷窥恶习到1996年足总杯决赛时已经成为俱乐部公开的秘密，但由于是最大的股东，他的位置仍无可撼动。

　　1999年，我在送弗格森回苏格兰看他生病的家人时，和他谈起了爱德华兹的问题。弗格森说：“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奈德。媒体肯定会认为这是条大新闻，记住我的话。”我回答说：“我知道，老板。我或许是足球界唯一需要看住他的主席、确保他不走错厕所的安全官。”

　　2000年当我们在巴西参加世界俱乐部锦标赛时，爱德华兹又出了问题。很不幸，他碰到的美女玛丽亚很快就意识到，把她和爱德华兹短暂的激情卖给媒体所得到的金钱，远比从爱德华兹那里可能得到的要多得多。

　　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很有企业头脑的美人通过一个“经纪人”，向爱德华兹要了大约25万英镑的封口费。在听说了这件事后我忍不住笑了，我告诉爱德华兹，那个女的肯定会把故事卖给媒体，不管爱德华兹能给她多少钱。

　　爱德华兹遭受了经济损失，个人名誉也受到了损害，小报爱死了玛丽亚所说的每一句话。主席不得不在电视和报纸上以这样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名誉：“我没有和这个女人做爱。”但很少有人会相信他。

　　此后18个月内，爱德华兹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女士跳出来，声称她们与爱德华兹有染。就在这个当口，他又再次于2002年12月被发现在柴郡的一家酒店里进了女厕所，这次警方终于对他提出了指控。

　　毫无疑问，他本应该早就停止这种行为。在那次事件前，我曾对他婉转提出过劝说，但他却愤怒了：“你给我举出个例子来。”但何止一个，我能举出一打例子来。这个清单是很没有品位的，但确实也是无穷无尽的。对此，爱德华兹的反应是重重扔下酒杯转身而去。真相是难以令人接受的，如果爱德华兹都不意识到自己有问题，那就没人能够帮他。

　　在董事会劝说下，爱德华兹意识到了自己对曼联造成的伤害，并最终在2002年辞职。

　　窃听事件

　　在为曼联工作的这段时间里，董事会的成员待我都很不错，但从整体上说他们有时相当疯狂。他们不仅有被迫害的妄想，而且相互之间也不信任，这导致我参与了一次对老特拉福德的安全检查行动。

　　至少有两次，爱德华兹要我对老特拉福德进行反窃听检查。由于对其他董事会成员并不信任，他还要我瞒着其他董事。第一次是在1990年，那次爱德华兹和一个前雇员发生了严重冲突。这个雇员据称拥有老特拉福德所有办公室的备用钥匙，并且在电话上装了窃听器。此外，他与一个女工作人员有染，尽管他已经被开除了，但爱德华兹相信他仍然能在女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乘着夜色进入老特拉福德。

　　当时，报纸上经常刊出曼联董事会的消息。爱德华兹确信有老特拉福德的内部工作人员正在把消息向外传递。我叫上了特种兵战友马丁，他表示会在某天晚上7点抵达老特拉福德，那时所有人都已经离开了办公室。

　　爱德华兹在南门外亲自等我们，他要求对所有电话进行检查，并在某些电话上放置窃听器，以便抓住肇事者。搜查大约花了3、4个小时，当天深夜我通报爱德华兹，没有发现任何窃听设备。但我们确定，如果有人给外界通风报信，最好的地方是曼联董事会办公室。由于门上有锁，内鬼可以轻易在这里打电话而不被人怀疑。我们在那部电话里放了窃听器。

　　马丁保证保守秘密，并表示至少每隔一周就会来取录音带回去听。在最初几周里，我是和他一起听这些录音带的。真相很快就弄清楚了，我们所怀疑的那个女雇员果然经常在打董事会办公室的电话。在其中一通电话中，她更是与我和爱德华兹都不认识的一个男性进行了露骨的色情谈话，这让我和爱德华兹都大笑起来。尽管如此，女雇员并没有泄露俱乐部的任何机密，此事就此了结。

　　第二次任务发生在1995-96赛季。爱德华兹再次私下找到了我，要求我对办公室进行一次“技术搜查”。疑云重新聚集，但这次没有嫌疑犯。我们决定这次将搜查范围扩大到那些已经堆满灰的阁楼。

　　这次搜查有了结果，因为我们发现老特拉福德已经被人窃听很长时间了。我的下属顺藤摸瓜，在爱德华兹楼下那层阁楼里发现了窃听设备，而这正是俱乐部秘书长梅里特的房间阁楼。我们把证据摆到了爱德华兹面前，并试图听这些录音带，但由于录音机工作不正常，我对爱德华兹说：“最好把证据锁在保险箱里，我们次日清晨再详细听。”

　　第二天我早上9点就到了俱乐部，直接走向梅里特的办公室，告诉了他昨晚所发生的一切。梅里特的脸立即变得死白：“你已经听了那些录音带了吗？”我回答说：“还没有，我们要等主席来上班才行。”随后我们走进拉姆斯登的办公室，告诉了他昨天的搜查结果。

　　在这个时候，梅里特才告诉我，他很担心带子上的内容。他承认自己对财务总监郎德斯非常不满，并且可能为此给爱德华兹打过电话。很快，消息传开了，所有董事看上去都有点受惊，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在电话录音里对同事的诋毁会被公之于众。

　　此后的几天是曼联董事们最难过的时光。但在最后听磁带时，我们发现尽管声音录得不错，但内容却是很久之前的东西，基本没有会引起麻烦的对话。窃听设备究竟是谁放的，这永远没有答案。但此事再次证明，爱德华兹和董事会对于俱乐部安全保密工作的担心是有理由的。足球俱乐部也在进入一个工业间谍时代。

　　与之相对应的，曼联对球员的监视也采取了非常规的手法。有一次，由于弗格森想购买萨顿，俱乐部就派了全副装备的特种兵进行了两周的监视。对于这些曾经追踪过北爱尔兰恐怖组织高官的特种兵来说，盯一个球员是小菜一碟。萨顿或许永远不会知道，在他生命中的某两个星期，他的一举一动全在两个前特种侦察兵的监视之下。当时监视人员离萨顿是如此之近，以至于萨顿放一个屁他们都会闻到。

　　特种军营一日

　　1992-93赛季，我们起初的成绩并不好。弗格森觉得应该让球员的脑筋放松一下，我则建议让他们到皇家空勤团在赫雷福德的军营去度过一天。弗格森开玩笑说：“你别逗了，奈德。你以为皇家空勤团还会让你回去吗？哪怕那只是一天的工夫。”

　　尽管如此，我仍然进行了联系的尝试，军营主管最后同意了：“好吧，我们最近接待过英格兰橄榄球队，所以我不认为接待曼联会有什么问题。”我把好消息告诉了弗格森，弗格森指示：最好时间安排在周一，这样就不会影响训练和比赛。

　　1992年10月19日，周一，红魔“入侵”了赫雷福德基地。球员在曼城的四季酒店集中，除了有伤的施梅切尔、罗布森和李.夏普之外的所有球员都一起乘坐大巴前往军营，弗格森则开着小车跟随。

　　在食堂简单用膳后，我们被领入了简报室，在这里特种兵向明星们介绍了这支部队的历史，部队在过去取得的成就……然后，我的朋友比利宣布：“好了，现在让我们去杀戮房。”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一些球员的脸上出现了忧虑的神色。

　　杀戮房其实是特种兵用来训练人质营救、现场清除的房间，如有必要，必须杀死恐怖分子，这是杀戮房得名的原因。这次，曼联球员将做人质，而我的特种兵战友们则模拟闯入和营救的行动。当特种兵宣布他们从来都是荷枪实弹进行训练时，球员们开始担忧了。我环顾了一下房间内的明星，发现其中某些人脸上露出这样一种神情：他们宁愿像施梅切尔、罗布森那样受伤躺在老特拉福德基地内。

　　球员们都“活”着经历了这次营救行动。然后我们前往射击场，球员们拿着各种各样的枪支进行射击。结果是有趣的，帕里斯特很轻松地成为了最佳射击手……麦克莱尔则不太安定，因为他有很多爱尔兰亲戚，而特种兵当时的主要目标就是北爱尔兰恐怖分子。

　　接下来是直升机飞行。我最后一个乘坐，同行的是吉格斯和因斯。我不知道驾驶员是否想考验我，或许他只是想让英国最好的两名球员心脏病发作，因为他居然在半空中停止了引擎。

　　直升机以惊人的速度向下直坠，曾经跳过350次伞、经历过无数次直升机自由落体的我并不惊慌，但因斯被吓呆了，他死死抓住我的手，我当时感觉自己的手已经骨折了；而吉格斯看上去则像已经死去了两个星期。

　　驾驶员邪恶地笑着，我那时只庆幸弗格森已经提前离开了，否则他一定会质问我为什么会在这次旅行中让他丧失了价值2000万英镑的球星。几秒钟后，驾驶员重新发动了引擎，我们安全着陆，恶梦结束了。

　　三冠王那一夜

　　我们乘坐着协和飞机来到了巴塞罗那，这要感谢英国航空公司的赞助合同。在这次决赛前，曼联已经有31年没有取得过欧洲冠军杯了。在从机场去酒店的路上，我们似乎感觉到半个巴塞罗那城的人都来迎接我们了。

　　进入酒店后，队医立即设立了治疗室，因为一些刚刚参加了足总杯决赛的球员需要接受治疗。而弗格森、麦克拉伦和守门员教练科顿则开始讨论战术。人人都意识到，我们将遭遇的拜仁是一个劲敌。

　　比赛日到了。在球队内部有一种古怪的气氛，大家都意识到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赛前的通心粉餐在一种平静的气氛中结束，甚至我们那些经常开玩笑的人这次也保持了平静。尽管很忙碌，但我还是在开赛前几分钟赶到了更衣室，因为我不想错过这场比赛的关键片断。

　　上半场，我们一球落后。中场休息时，弗格森让队员们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他们离欧洲冠军杯只有6英尺距离，却最终没有碰到它。弗格森希望球员更能充满胜利的渴望。但直到下半场临近结束，比分仍是1比0。在贵宾包厢里，我看到欧足联的官员们已经开始往冠军杯上装饰拜仁慕尼黑的颜色，而欧足联主席约翰松则开始下楼准备给德国人颁奖。我转回头时，刚好来得及看到曼联扳平的进球。所有的曼联人都欣喜若狂。不久，他们就更高兴了，因为曼联把比分改写成了2比1。

　　后来我们发现，约翰松在下楼颁奖的路上，就曼联的“失败”向爱德华兹主席表示了安慰。欧足联的官员此后手忙脚乱地把德国人的绶带从奖杯上弄下来，换上曼联的红色。我向看台上望去，查尔顿正在向我挥手，我高兴地朝他竖起了大拇指。

　　施梅切尔和弗格森一起举起了奖杯，随后他们进入球场拍纪念照。在这个时候，我觉察到了有一些不正常的地方，一个白痴为了寻找15分钟的知名度，居然有胆穿着曼联队服参加集体合影。不用说，我立即把他拉出了球队，并把他交给了欧足联官员。当我重回更衣室时，董事们和他们的家人正在痛饮香槟，球员们则在和奖杯合影。我注意到弗格森静静坐在一角，手撑着头，双眼紧盯地上。看到一个伟大的教练如此独自思索，真让人感动。

　　我们在回酒店前先要去混合区接受媒体采访。我问要出场的球员们：“你们谁愿意带着这个奖杯？”贝克汉姆第一个站出来说：“我来，奈德。”我说：“让我们他妈的出去吧。”进入混合区不久，贝克汉姆就感受到了奖杯的重量，他把奖杯还给了我，脸上才露出一丝轻松的表情。我担心把奖杯摔坏，于是立即走上大巴，结果正好碰到了弗格森。弗格森仍然异乎寻常地平静，他转过头对我说：“今天是马特.巴斯比爵士的90岁诞辰，而我们今天在第90分钟攻入了两个球，这难道不奇妙吗？”他朝天上看去，沉默了一会，然后说：“谢谢你，马特爵士。”

　　回到酒店后，曼联球员进行了狂欢庆祝。到第二天凌晨6点时，只剩下少数球员仍未休息，他们也是经常这么做的一小撮人：基恩，吉格斯，这次还有爱德华兹的孩子杰米。我发现自己有了和冠军杯亲近的机会，就抓起它上楼睡觉了。

　　我把闹钟调到了10点，因为10点半我要和弗格森碰头。当我下楼时，一个记者问我：“派对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也没有啊，你是说什么？”“主席的儿子和吉格斯打起来了，吉格斯被打成了黑眼圈，你知道吗？”“至少在今天早晨6时15分时还没有这样的事情。”

　　此后吉格斯从我身边走过时，我真的发现了他的黑眼圈。后来我知道了争吵的真相：吉格斯的母亲认为杰米对她的一个客人太粗鲁，吉格斯当然是个很孝顺的孩子，于是殴斗不可避免。杰米本来就很令人讨厌，他经常以一副“我是主席的儿子”的样子自居。

　　抵达曼城机场的时候，拉姆斯登询问基恩是否愿意带着奖杯第一个下舷梯。但一直闷闷不乐的基恩拒绝了，最终，施梅切尔接管了这个任务。我们乘坐敞篷车接受了全曼彻斯特人民的欢呼。

　　在车上，约克拿出了一个像巡航导弹般巨大的古巴雪茄，就好像他是世界的主宰。守门员教练科顿看到这一切后充满预言性地说：“弗格森最好看到这一切，他脑子真有问题，看看他雪茄的尺寸。”

　　最后，我驾车送爱德华兹回家。在门口，我和他握手，祝他晚安，并赞扬了他为俱乐部取得的荣誉。他下车后愣了一会，平静地说：“奈德，你是俱乐部中唯一一个祝福我的人。晚安。”(凯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