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体育专电　题：找好马、配嫁妆——地方足协改革的探索和特色之路（之二）

　　11月25日广州市足球协会第十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继8月31日广州市通过《广州市足球协会改革方案（试行）》之后，会员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广州市足协改革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地方足协改革打响了攻坚的第一枪。

　　在8月17日《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出炉之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曾表示，中国足协改革的进程中，作为体育总局要“扶上马送一程”。相较手握联赛、国家队等资源的中国足协，省级、市级乃至县一级足球协会在改革的起步阶段所急需的不仅仅是“扶上马送一程”，更多的还需要“找好马、配好嫁妆”。

　　所谓“找马”是要建立完善具体的体制机制，为与政府脱钩、真正走向市场的地方足协在破冰初期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内蒙古体育局副局长吴刚在接受采访时说，“包括足协在内的社会组织的社会认同度低，社会认同事业组织、行政组织，但是不那么认同社会组织。”

　　武汉市体育局局长王沈顺也表示，城市地方足协主要是面向市民群众的，市一级足协的工作还需要相关政策来配套，包括赛事审批、安保、税收等方面。在其他方面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贸然将协会全部推向市场，就容易不稳。

　　在这方面广州已经走在了前面。广州市副市长王东在谈及未来足协的部门协调能力时说，市里对相关部门都有明确的要求，对新足协也要像原来那样大力配合，不能说脱钩之后就和原来不一样。广州足协就这一个，有公益属性，有社会属性，其他政府部门要配合，足协的改革也可以整体推动城市的社会治理改革。

　　在“找好马”的同时，为即将脱钩的足球协会“配好嫁妆”也是必要的。对地方足协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但大多数地方足协没有太多的资源，如果生存问题都难以解决，足协能做什么事，能做多大的事，都是未知数。

　　重庆足协就面临这样的问题。现在，重庆足管中心是自收自支单位，场地、资产等比较缺乏。对此，重庆市体育局副局长张欣表示，首先要做到的是让足协有资源，政府、社会可以支持，可以成立足球事业基金会，用财政、体彩撬动社会资源，以此来搭建平台。

　　“有了产业之后，地方足协生存问题解决了，就能脱钩了。嫁女儿也要嫁妆，这些平台资源就是嫁妆，”张欣说。

　　对于关系到未来生存的“嫁妆”问题，武汉足协也有自己的疑虑。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武汉足协内部人士介绍，武汉市足协拥有社会化基础的底气，来源于自身已初步形成的“造血机制”。在武汉市体育局的支持下，目前武汉足协拥有数百亩体育用地，在塔子湖体育中心内建有多片球场。这些球场不仅可用于市级青训中心的训练和比赛，还能向社会开放收取场地租金给足协带来可观的收入，这些收入解决人员工资问题不大。一旦推行管办分离，这部分国有资产如何界定、能否划归到武汉市足协名下却是个问题。

　　相比之下，一些已经拿到“嫁妆”的地方足协生存前景明显光明了许多。

　　《广州市足球协会改革方案（试行）》明确了资产管理及政府应继续给予的政策支持等相关方面的内容。方案指出“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取消后，其物业和资产应按资产清查的规定和程序，由第三方进行专项审查盘点，并由市体育局委托市足协无偿使用和管理，委托协议须明确相关权责，同时必须列明产权归属、资产收益归属以及托管年限和到期移交方式。”

　　成都足协也已从1992年一万元资金和3个教练白手起家，发展成为现在净资产上亿元、全国最大的地方足协。目前，成都足协核定正式编制16个，实际只用了8个，聘用了80多名员工，拥有6支球队，一年的运营成本最少需要1500万元。运营费用主要通过财政拨款（包括参加青运会等国内比赛的队伍费用）和项目创收获得。

　　当然，“找好马”、“配嫁妆”是地方足协生存发展的客观需求，但改革势在必行，各地足球管理部门也应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能把没资源、少政策作为迟滞改革的托词。在刚刚结束不久的第十届中国足球协会第二次会员大会上，中国足协执委、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毓毅就指出，地方足球改革的最大难度在于思想观念的转变，并强调“有作为就能有资源”。

　　“如果我们整个社会把足球作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能够重视足球发展，那么我们地方足球改革就水到渠成了，”李毓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