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中国足协回归FIFA之路

　　文章来源：中国体育报

　　中国足协在1979年回归国际足联，这是中国足球全面融入国际足坛的开始。中国奥委会原副主席楼大鹏见证了这一过程的许多关键时刻——　　

　　背景：1979年10月13日，国际足联作出决定，恢复中国足协在国际足联的合法权利。1980年7月7日，国际足联第42届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决议，中国足球回归国际足球大家庭。

　　受访人：楼大鹏（原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国际田联副主席）

　　记者：在中国足协回归国际足联前后，您主要负责哪方面的工作？

　　楼大鹏：我当时在国家体委国际司任翻译，那时还没有各体育项目中心的划分，国际司也没有明确分管足球项目的工作人员，我和同事们都是各个项目有需要时就过去做翻译工作。当时，中国体育很多项目回归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工作都是外交部和体委国际司推动促成的，这也是国际司当时的一项主要工作内容。

　　记者：当时中国体育的大背景是争取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中国足球回归国际足联又有着怎样的背景？

　　楼大鹏：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1958年8月，中国奥委会宣布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也先后退出了15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我印象中除了乒乓球、举重等项目没有受到影响外，很多协会的会籍问题都有待解决，足球就是其中之一。但其实在整个六、七十年代尤其是七十年代，虽然会籍没有解决，但中国足球还是参加了一些国际出访活动和友谊赛，并逐步扩大了影响力，为后来先回归亚足联直至回归国际足联做了大量前期准备。

　　记者：在您具体参与的中国足球国际交流事件中，有哪些有重要意义？

　　楼大鹏：1972年11月至12月，中国国家足球队先后访问了几内亚、塞内加尔、伊拉克的巴格达和巴士拉，还有科威特。当时的科威特足协主席阿尔萨顿对中国很友好，他后来任国际足联副主席时也对中国足球会籍恢复问题上给以支持。1975年5月5日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与其夫人、女儿和女婿访华，时任亚足联副主席、香港足球总会会长的霍英东陪同，一行人到访了北京、上海等地，国家领导人也会见了他们。阿维兰热1974年当选国际足联主席后，为中国重返国际足联做过许多工作，一直关心并支持中国足球的发展。

　　1978年3月，非洲足联主席特塞玛访华，霍英东、霍震霆再次陪同。4月12日阿迪达斯集团总裁霍斯特·达斯勒来访，先后访问了北京、天津和广州。达斯勒在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国际田联等国际体育组织中都有很大影响力，这次访华也让他与中国足球结下不解之缘。5月2日，我随当时体委国际司司长宋中访问墨西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智利和阿根廷等中北美和南美国家，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国际足联大会期间，我们的很多工作都与恢复中国足协在国际足联的会籍有关。当时，霍英东在会上努力，达斯勒协助做会外的工作，但还没有彻底解决会籍问题。

　　1979年10月12日，在瑞士苏黎世，我随何振梁、霍英东先生访问国际足联总部，何振梁会见主席阿维兰热和秘书长凯斯勒。10月13日，国际足联执委会在瑞士苏黎世作出决定，恢复中国足球协会在国际足联的合法权利，并要求台北的足球协会改名为“中国台北足球协会”，今后不得使用“中华民国”的任何标志，以维护一个中国原则。1980年7月7日，国际足联第42届代表大会在苏黎世召开，大会通过国际足联执委会做出的恢复我国在国际足联合法权利的决定，中国正式回到了国际足球大家庭。

　　记者：回归国际足联对中国足球的影响，特别直接的一个就是参加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

　　楼大鹏：对，如果不回归的话，肯定是参加不了世界杯预选赛的。1980年12月21日起，中国男足在香港参加了西班牙世界杯亚大区第四组预选赛，参加比赛的有香港、澳门、中国、朝鲜、日本、新加坡，中国队获得小组第一名。1981年9月24日至1982年1月10日，我们与科威特、新西兰、沙特进行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在与新西兰的加赛中一球告负，无缘世界杯。那一次中国足球距离世界杯真的很近，我们的水平也得到了国际认可。

　　记者：除了参加世界大赛，回归国际足联乃至其他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对中国体育还有哪些重大意义？

　　楼大鹏：是的，得到国际足联和其他很多国际体育组织的接纳，让中国体育活动的面更广了。因为过去我们只是参加一些民间的或是双边的交流活动，在恢复会籍之前，很多项目的国际交流都是某些国家想与中国比赛时，必须向相关国际体育组织申请，得到批准也都是作为特例存在。1979年中国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是一个最重要的契机，随后，国际各单项体育组织先后恢复了中国的会籍。这对于我们回归国际赛场，扩大国际交流范围，以及各体育项目的开展肯定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