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版面

　　保罗·布莱特纳的足球光辉属于上个世纪，那个时代的足球图腾是贝肯鲍尔和克鲁伊夫。就算在中国人对西德队的了解范围，布莱特纳也可能不如盖德·穆勒、内策尔出名。但他的足球天赋并不逊色于“足球皇帝”和“轰炸机”，19岁加盟拜仁、20岁夺得欧洲杯、22岁夺得欧冠和世界杯，拿到全满贯。布莱特纳留给世界的不仅这些纪录和奖杯，他离经叛道的故事被夸张传颂，场上是桀骜不驯的天才，场下是疯狂的红色崇拜者，还有那一头标志性的“非洲怪发”，很难不让人望而生畏。

　　今天，在这位64岁的拜仁名宿身上，你已经见不到多少叛逆时代的痕迹，他从发型到衣着都非常整洁，做着与青少年足球发展有关的工作，青训和球探。上周在广州举行的柏龙杯中国区选拔赛，老人家用严谨教学态度让参赛者受益匪浅。布莱特纳能够健谈数小时仍精神抖擞，恨不得要把几十年的足球阅历和对成功的感悟都传授于听者。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布莱特纳从头到尾认真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除了作为结束问那个玩笑式的“预言下中国足球什么时候能拿世界杯冠军？”

　　“我是看不到了。”布莱特纳笑着说，他大概听过那个“问上帝”的梗，还加了点“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料。在中国足球的环境里，现在还没几个人能像他一样，拥有“让下一代去享受成功”的心态。

　　青训建设跟不上，联赛买50个罗比尼奥也白搭

　　布莱特纳每一次来中国都是静悄悄的，他不像“足球皇帝”贝肯鲍尔、“球王”马拉多纳和贝利那样，会引起轰动。但和后三者相比，布莱特纳做的事情可能更有益于中国，他每一次到来都和青少年足球有关。

　　南都：今年的柏龙杯有发现好苗子吗？什么时候才会有第一名中国球员加盟拜仁？

　　布莱特纳：这次发现的球员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好的。其实，每一次我来中国，都会告诉这里的人不要着急，足球基础需要5到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去建设，“快”肯定是不行的。一代球员的成才时间要5到8年，中国人慢慢来，下下一代就能有很多球员去欧洲豪门踢球，到时候中国队申办2030年或2034年世界杯，一切好表现都会顺理成章。

　　南都：中国球员张稀哲，最近才在沃尔夫斯堡结束了一段不成功的德甲之旅。

　　布莱特纳：我不能评价张稀哲，这对他不公平。现在要关注中国足球的发展需要什么，引进大牌球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更重要的是把钱投到教练身上，不仅是请外教，还要送本土教练去欧洲培训，由他们带回先进经验进行传播。坚持下去，中国才能充实薄弱的教练基础。足球不是计划经济，没有五年计划、十年计划就能达到成功一说。如果不培养下一代，联赛买50个罗比尼奥也没用。

　　南都：去欧洲效力是很多中国球员的梦想，如果这阶段有人能立足，是否也能起到榜样作用，号召更多孩子来踢球？

　　布莱特纳：水平不够，去欧洲踢不上球，对双方不都是一种失落的折磨吗？6至12岁是培养少年球员的关键阶段，中国要加强的是这一层面，再把16到18岁有天赋的孩子送去欧洲豪门梯队训练，然后到其它中小俱乐部参加比赛。周而复始，等前几批球员成才归来，中国足球的根基就再牢固不过了。

　　举个例子，奥地利也曾排名世界前15，之后他们在球员和教练的培养方面都有所松懈，近20年在大赛销声匿迹。这时，他们才意识到不能关起门来踢球，又把球员送出国门踢球。阿拉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14岁来到拜仁，19岁成为奥地利足球先生。五六年前来到德国的那些孩子，已经成为如今奥地利国家队的核心。既然一个700万人口的国家都能够做到，中国试验起来更没有难度。

　　南都：你也是19岁在拜仁取得成功的球员，有什么故事对中国足球能有启发性吗？

　　布莱特纳：德国的体育，是建立俱乐部体系之上的，我来自一个只有5000人的小镇(巴伐利亚州的弗赖拉辛格)，那里有32家俱乐部，不仅有足球、田径、游泳、滑雪，还有养兔、缝纫等，各式各样。每个人满3岁就可以加入各种团体，在足球俱乐部，3岁的孩子就有教练进行指导。我3岁的时候就已经跟大人一起踢球，6岁时，十四五岁的孩子比赛时会叫上我，还说“我们队很需要你”，渐渐我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天赋。中国、印度、美国这些人口大国，也都要有这样类似的体制，让每一个想踢球的孩子都能找到踢球的地方，这才是根本。

　　我只说过一次，就被贴上崇拜毛泽东的标签

　　未开始采访之前，布莱特纳就已经侃侃而谈，对中国啤酒的故事他都了如指掌。这不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关于他和中国的传说也很多，其中有一张著名的照片：布莱特纳坐在家里的摇椅上阅读德文版的《北京日报》，墙上挂着毛泽东巨幅相片。这张照片成为他除了1974年世界杯决赛的进球，在东方最广为人知的印象之一。

　　南都：传说，你在中国有一个偶像，毛泽东？

　　布莱特纳：毛泽东并不能算是我的偶像。在那个时代，德国青年在寻找他们的生活方向，要表达对上一代教育方式的不满，因而对世界政治格局和时事也很关心。那时世界上的著名领袖，中国有毛泽东，越南有胡志明，还有切·格瓦拉、卡斯特罗。青年人都赶时髦，这些人改变了世界，我们就想了解他们做了什么。那时候在东德，能订到《北京日报》和《中国图片报》，从这些资料我了解到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故事。

　　具体而言，我只是在效力拜仁时，有一次说了一句“对毛泽东很感兴趣”，后来这就被包装成为我的标签。这件事对我的好处在于，从1970年到1974年，“对中国感兴趣”的我，都能从赞助商那里获赠一箱中国运来的青岛啤酒。

　　南都：现在的德国球员当中，有人能在叛逆这一点上和你相比吗？

　　布莱特纳：没有。我是非常非常叛逆的，只要上了场就只想表现自己。教练和经理找我做事，我都要先问为什么，不爽就不做。这种行事方式让我在德国也遭遇很多困难。

　　南都：罗伊斯也比不上你？

　　布莱特纳：罗伊斯？他只是无照驾驶罢了。社会一直在变迁，在我的年代，足球更像一个纯粹的体育运动。如今是商业时代，公众关注度不同，社会环境不同，年轻人们生活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他们吃饱穿好，不需要叛逆，不需要制造问题。假如我现在十八九岁，肯定和他们一样乖。

　　他们胆小，躲在暗处放冷箭，换我受辱也反击

　　布莱特纳一直强调，球员必须有个性，不能千篇一律。有个性的人才能成为偶像，甚至偶像的偶像，当年马拉多纳收到布莱特纳告别赛的邀请函，满心想去，但巴萨因国王杯决赛即将到来不肯放行，阿根廷“球王”一怒之下把巴萨俱乐部荣誉室的奖杯都砸了。

　　南都：对球员来说，个性和天赋一样重要？

　　布莱特纳：并不能完全这么说。但对教练而言，要放手培养孩子们的个性，踢球的人要懂得承担责任，因为场上位置的分工不同；更要动脑想，而不是一味听从教练的指令。

　　成功的球员都是艺术家，我们在足球场要培养的是，艺，术，家！

　　南都：说到球员个性的问题，中超联赛最近发生的“郜林事件”，你可有关注？

　　布莱特纳：我有所耳闻，也可以理解球员在受辱情况下做出的回击，没有人是生来承受侮辱的，这是正常人的反应。这种事情在欧洲也时有发生，特别是非洲裔球员常遭受种族主义攻击。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会奋起反击(作势比划一个不文明动作)。

　　那些人躲在暗处放冷箭，也是胆小怯弱的人，因为球员伤害不到他们。如果球员有所举动，都会受到惩罚，一般会禁赛2-3场，因为在公众场合这是职业球员不应当有的行为。

　　南都：对球迷就没有任何限制？

　　布莱特纳：没有。看台上人数太多，法不责众。除非，证据确凿指向其中某一个，那样球员就可以起诉他，让他负上法律责任。

　　南都记者 黄嘉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