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协新规激起千层浪 2017体育产业“黑天鹅事件”？
来源： 连震 互联网十体育
5月24日深夜，中国足协在官方网站抛出两份重磅通知——《关于调整中超、中甲联赛U23球员出场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U23”）和《关于限制高价引援的通知》（以下简称“限制高价引援”），前者2018赛季开始执行，后者2017夏季注册转会期起执行。这两条新规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各界强烈反响。
有“足球诗人”之称的央视贺炜直接质问：新政策下，很多球员是不是24岁可以退役了？对于限制高价引援更是引发外界强烈质疑，褒贬不一，争议甚嚣尘上，有业内权威人士更是大胆预测：这是开历史倒车！
外界的争议和担心大多源于两份通知的核心内容。U23规定：各俱乐部每场比赛累计出场的U23队员必须与整场比赛累计出场的外籍球员人数一致。
限制高价引援规定：“对处于亏损状态的俱乐部征收引援调节费用。对于有关俱乐部通过转会引入球员的资金支出，将收取与引援支出等额的费用，该项费用全额纳入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用于青少年球员的培养、社会足球普及和足球公益活动。”
限制高价引援，对于未来有引援打算的俱乐部而言无疑伤害巨大，因为他们要付出更多成本。例如天津权健，此前欲以7500万英镑引进切尔西锋霸科斯塔，周薪高达65万英镑。按照限制高价引援的规定，天津权健还要额外再支付同等费用给中国足协，这对于整体处于亏损状态的中超俱乐部来说不啻于雪上加霜。
这还只是新政浅层次表现，深夜发出的两份新政很有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对于中超未来格局走势、中超商业价值、中国足球改革乃至中国体育产业产生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之于中超的伤害
最近两三年，中国在国际体育产业中的惊艳表现之一就是巨资收购海外顶级体育赛事IP和引进顶级球员，虽然此举各界也臧否不一。但其实，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本土缺少顶级体育赛事IP。中超是被所有人寄予厚望，未来有可能成为顶级IP的唯一本土自创赛事。
客观来讲，5.24新政本意是要解决中超甚至中国足球长久以来的沉疴顽疾。近几年，中超俱乐部高价引入外援，中超球队在亚冠成绩不俗，但外援加盟之于中国足球本质改变，贡献不大。而且各俱乐部不断提高价码做法，一定程度上哄抬了价格，加速了泡沫溢出。正如《关于限制高价引援的通知》中所说，追求短期成绩、盲目攀比、高价引援、哄抬价格。
中超各俱乐部为保证胜利，每场比赛一定都会尽遣精英出场，尤其是高价外援，而队内竞技水准相对较弱的U23球员上场时间，就会被大幅压缩，甚至长年得不到露脸机会，这对于一名职业球员的成长极其不利。因为即使你再有天赋，如果没有一定的比赛作为支撑和历练，你也很难成长，而U23球员是中国足球的未来。
貌似，足协两记重拳，拳拳击中要害，但其实如果站在市场经济角度来看，这种行政干预是一种侵犯，是对市场经济的大不敬，而且也不能解决中超、中国足球的沉疴顽疾，甚至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伤害。
不可否认，各俱乐部引入球员的价格存在一定泡沫，但这种泡沫形成背后是市场的自发行为。让凯撒的归凯撒，让市场的归市场。
经济学家韩志国在微博中说：自由交易是市场的灵魂，没有自由交易，买卖双方的自由意志就无法体现，市场就不能称为市场。任何对个股和板块交易的直接干预都是在践踏市场灵魂，或者是把幽灵当作灵魂。买者自负是市场的原则，规则健全的市场，投资行为是市场的自我选择，剥夺了投资者的选择权，就是对买者自负原则的嘲弄，也是对市场运行规则的扭曲。在自由交易与买者自负的前提下，监管者才能有准确的自身定位，市场与监管才能各尽其职。管好市场的前提是管好自身，监管的手到处乱摸，市场就必然混乱无序。
虽然韩志国说的是资本市场，但市场的终极意义对于任何行业都是一样。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步履维艰，中超各俱乐部去年整体亏损，中国足球长年沦为亚洲二线、世界末流，最终原因其实就是监管者没有理清自己的定位，没有在市场和监管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
与其说，中超各俱乐部高价引入外援，不如说是中国足球市场刚性需求反应。因为中国自己无法诞生出一流球员，而中国自上而下对高水平足球运动员和高水平足球比赛又有强烈需求。
况且在没有引入强力外援前，中超远不是今天的风景，上座率不高、竞技水准不高、世界大赛战绩惨不忍睹。那个时候的中超，有职业联赛之名，无职业联赛之实。高不成，低不就，夹缝中求生，不仅尴尬，更是艰难。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2014年46号文件打开了桎梏中国体育产业腾飞的锁链，中国体育人看到了竞技体育之外的别样风景，也有机会从市场、商业、经济的维度来审视熟悉而又陌生的中国体育。
熟悉是因为体育的外貌没变，陌生是因为内里发生了质变。“原来体育还可以用商业的思维来运作，原来普通的足球、篮球比赛能产生如此惊人的经济收益！”这是大多体育人士发自内心的感慨，也是很多人开始以产业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体育。中国足球、中超也有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而从全球体育产业分布来看，体育产业头部一定是体育赛事IP，美国NBA、欧洲五大联赛价值千金。而决定其价值的因素是：竞技水准、受众数量、媒体关注度、商业化能力、与其他产业的联动。环环相扣，环环影响。
试问，如果中超竞技水准一直低下，成绩总是让人失望，还会有人去看吗？没有人关注，就不会有媒体的宣传和资本市场的投资，也不会有赞助和冠名，也不会有上座率和门票，自然也就谈不上商业价值了，中超头部IP就成了不折不扣的伪命题。因此，培育市场是关键，而关键的核心是提供高水准竞技比赛，高水平的比赛就需要有高水平的足球人才，道理很简单。
如何解决？中国自己无法解决，只有通过人才引进，才能实现毕其功于一役。因此，近几年中超各俱乐部频繁引进天价球员。而且，确实达到了一定目的，取得了一定效果。
2016赛季中超联赛场均上座人数为2.42万人，已超过意甲、法甲等知名赛事，位列全球第5位。中超联赛在上赛季实现了海外转播覆盖71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职业化改革以来的新高。
对于中超价值的最大肯定来自于2015年9月25日，体奥动力以80亿元拿下中超5年全媒体版权。当然，上述成果建立在资本的基础上，建立在拉米雷斯、马丁内斯、特谢拉等重磅球星的加盟基础上。
但其实，这样的做法，就是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做法，通过引进人才和技术，通过借鉴、学习和吸收，最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足球产业，甚至最终实现超越欧美的梦想。对于这样的做法应该予以肯定，而不是惊慌失措。矫枉过正或者一刀切并不利于中超和中国足球的健康发展。
况且，买者自负是市场的原则，投资行为是市场的自我选择，通过行政干预剥夺投资者的选择权，就是对买者自负原则的嘲弄，也是对市场运行规则的扭曲。U23和限制高价引援新政的实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中生代球员生存空间变窄，球队整体实力出现滑坡，联赛整体竞技水平下降，这是对中超商业价值最大的摧毁性打击。
有人调侃，从今以后中超应改名为“中国足球U23超级联赛”了。为了保证比赛的竞技水准和获胜，中超球队对于U23球员的使用极其慎重，让中国足协非常不满。在中超联赛很多场次比赛中，U23球员首发出场后十多分钟被换下的情况屡见不鲜，足协此举显然有将外援使用与U23球员强制捆绑之意，这次的“新新政”可谓上一轮的加强升级版。
但关键是，中国足协并没有抓住问题要害。俗话说：打蛇打七寸，U23球员之所以难以获得足够上场比赛时间，是因为目前中超整体竞技水准已达到了一定高度，U23的水平无法匹配这等强度的比赛，原因其实出现在青训体系上，和高价引入外援以及U23球员出场政策并没有本质上联系。
著名足球评论员肖良志同样认为，足协希望短期内国青球员的水平提高无可厚非。但是足球发展有自身规律，不能完全打破这个规律。相比一味指望通过联赛来提高国内年轻球员的水平，不如把更多精力投入到青训体系建设之中，从根本上没有优秀球员的输出能力，揠苗助长地指望联赛进行培育，显然也只能治标不治本。
可见，足协此举属于本末倒置，既解决不了问题，同时还深深伤害了中超的商业价值和打断了中超矢志不渝打造头部IP的进程。这也是警醒监管者，如果对自身没有准确定位，市场与监管不能各尽其职，监管者的作为就是一种破坏，管好市场的前提是管好自身，监管的手到处乱摸，市场就必然混乱无序。
之于投资人的危险
从发布时间节点看，足协应该也是有着一定的考虑和拿捏，也可能意识到行政干预的危险。毕竟，中超今天的成绩来之不易。
从简单价值增幅来看，中超联赛2016赛季高居全球第一。去年中超公司营收达到了15亿元人民币，其中媒体版权收入仍是大头，约有10亿元，2016年中超赛季版权收入为上一赛季的12倍。
2016中超冠名赞助商及赞助收入1.8亿元人民币，每家俱乐部约能分配到6000万元左右的分成。市场规模方面，中超联赛2016赛季场均近2.2万人，保持亚洲第一；转会市场方面，中超联赛转会费总计达到40亿元。
门票收入方面，北京国安、江苏苏宁、广州恒大等排名居前，其中场均人数广州恒大排第一，门票收入则是北京国安第一。
2016中超赛季，各俱乐部股东方对于中超俱乐部的投资总量达到41亿元人民币。而就在今年5月22日，中国平安集团以10亿元人民币继续冠名2018至2022赛季中超联赛，再加上之前四个赛季6亿元冠名，平安集团投入中超的冠名费达16亿元。
从体奥动力80亿联赛版权，到如今中国平安集团9年16亿元冠名权，中超成为国内第一联赛实至名归。其市场关注度、商业价值甚至已雄踞亚洲第一联赛。但上述这一切随着5.24新政的出台，势必将遭受重挫。
其一，强制各俱乐部保证上场的U23球员数量和外籍球员数量相同，势必会压缩其他优秀球员上场机会。从竞技体育角度看，能否上场取决于自身的实力，而不是一纸行政干预；从商业角度看，上场球员必须是高水平，必须以提供高水准精彩比赛为前提条件，因为付钱的人就是球员和俱乐部的衣食父母，俱乐部和球员的工作就是为观众奉献精彩的比赛。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链条。
5.24新政打破了平衡，原本需要引援的俱乐部已无力再支付一笔无形中多出来的费用，成本成了压垮各俱乐部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这一切本都可以避免。
其二，精彩程度势必下降。保证U23球员上场就会减少其他球员上场机会，这对于其他球员是不公平的，尤其是正处于当打之年的中生代球员。因为，他们的需求和U23球员的需求一致。如果上场的U23球员数量多达数名，比赛精彩程度一定下降。如果不能遏制，就会引发连锁反应，上座率下降，随之就是影响力下降和门票收入萎缩，冠名和赞助商就会退出，最严重的是，如果投资人失去希望，就会纷纷离场。失去了资本支持的中超，有被打回原形之忧。
其三，目前中超各俱乐部都处于亏损状态，在这个节骨眼上推出新政，虽然对于遏制任性花钱有一定的作用，但并不能从财务上帮助各球队盈利。
肖良志向笔者表示，新政颁发表明足协有意建立财政公平的制度，这在日本以及欧洲都已经推行多年，出发点可以理解。但是以俱乐部是否亏损作为衡量指标，显然有悖于目前中国乃至世界足球的发展现状。纵观世界足坛，实际上能够通过俱乐部产生盈利的情况也是凤毛麟角。而目前在中超16支球队均处亏损的背景下，即便限制引援实际上也并不意味着就能扭转俱乐部短期内无法盈利的现状，是否还会进一步导致诸如做假账等更多问题诞生，值得深思。
其实，投资人投资中超的逻辑是看到了其未来潜在价值，而无关目前能否盈利。体奥动力5年80亿转播权买断，中国平安集团天价冠名赞助都是基于中超联赛目前整体水平（外援是很大因素）和商业环境的良好前景做出的决策。中超带给中国民众的快乐和自豪感也远不是金钱可以衡量。
新政让极具情怀的体奥动力、中国平安这样的投资者黯然神伤，让倾注热情和心血的中国体育产业人情何以堪！
中国足协既没有和各方商榷，也没有留出一丝一毫缓冲时间的情况下，沿用旧思维出台旧办法，贸然推出新政，明显同中国体育产业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不合，也实现不了健康发展中超的意图，更解决不了中国足球的本质问题。本末倒置做法，对原本处于上升期的中超起到了反作用。
之于体育产业的危机
2014年10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被称为《国务院46号文件》，中国的体育产业才被广泛社会资本、互联网科技和大型商业企业所关注。
《国务院46号文件》有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改革创新。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微观事务管理。加强规划、政策、标准引导，创新服务方式，强化市场监管，营造竞争有序、平等参与的市场环境。
二是发挥市场作用。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完善市场机制，积极培育多元市场主体，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性与创造力，提供适应群众需求、丰富多样的产品和服务。
三是创造发展条件。营造重视体育、支持体育、参与体育的社会氛围，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把体育产业作为绿色产业、朝阳产业培育扶持，破除行业壁垒、扫清政策障碍，形成有利于体育产业快速发展的政策体系。
但5.24足协新规，无疑是与《国务院46号文件》的基本原则相悖离的。更没有坚持党中央“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的改革精神。
众所周知，足球改革是国家战略，体育产业龙头是中超。如果中超这个头部lP推入非市场轨道，中国体育产业未来将引进不良的连锁反应——CBA未来怎么职业化？马拉松等其他赛事如何市场化？如果用行政干预决定体育的发展，则体育产业大发展真的会成为一纸空谈。
某国际职业体育专家发出感慨：其实，中超完全学习英超多好，就是吸引眼球放开来搞，关注高质量和全球化的竞技表演性。而另外一方面中超下游诸如甲级联赛，才是国家的年轻球员的天堂，市场应决定走向。
体坛周报总编辑、著名足球媒体人马德兴发表文章说：“习总书记曾说过：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同志们积极谏诤言、作批评，帮助我们查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帮助我们克服工作中的不足。中共各级党委要主动接受、真心欢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监督，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不断提高工作水平。
我想，这句话恐怕同样适用于中国足球的所谓“新政”。不能因为是领导的意见，就肯定是正确的；不能因为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是反对之声，就要被扣上“反对足球改革”的大帽子。更不能接着“改革”的名义，在足球领域倒行逆施，作出伤害中国足球本身的一系列的决定。”
体奥动力CEO李义东在惊闻足协新政后，第一时间以北岛的《一切》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期盼，足协能够倾听民意，不要让中超艰难取得的成绩付之东流，不要让中国最有希望的头部IP沦为笑柄。只愿5.24新政是灰色幽默，而不是2017中国体育产业的“黑天鹅事件”。